三浦绫子《冰点》二题

2014-08-18 03:45闫革
文教资料 2014年3期
关键词:冰点叙事学选择性

闫革

摘 要: 三浦绫子的创作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冰点》是其基督教主题作品的代表作,体现了基督教思想与文学性的巧妙融合,同时也表现了作家创作时的选择性。这种隐性的写作模式,增强了作品解读的趣味性,令故事更丰满,使读者产生浓厚的解读兴趣,便于多方位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与创作情感。

关键词: 三浦绫子 《冰点》 叙事学 选择性

三浦绫子(1922— )是日本当今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冰点》是她的代表作,作品以“原罪”为主题,提示了一个外表体面的家庭内部存在的隐性矛盾。作品的创作不同程度地暗含了作者的生活背景,情节设置不乏真实场景的变相投影。

一、妹妹阳子——真心的唤醒

三浦绫子在《生命之路》一书中,谈及《冰点》中将焦点人物起名“阳子”与她过早夭折的妹妹有关。文中,启造第一次看到阳子,这时她还是婴儿模样,“想不到眉目清秀,相当漂亮……婴儿的眼睛又圆又亮,活像动物的眼睛。”[1]88-89长成少女后的阳子更显得清丽动人,北原见后有如此体会:“阳子的脸充满活力,有一种对任何事都精力充沛的美。没有一丝阴影,没有半点虚弱,那是生命本身在呼吸。脸离开书本、沉溺于沉思时,那燃烧般的眼睛,以及无意间看到北原时的眼神,都使北原永生难忘。”由此可见,“阳子”在三浦绫子心中的定位是十分明晰的,言语中流露着喜爱,力求给读者以纯真、富有生命力之感,这都属于作者的主观情感意愿。

三浦绫子在《冰点》中塑造的“阳子”是纯真美好的心理诉求的具象化,是表述其人生感悟的现实实践者,使文章的故事性趋于真实,主题性避免抽象,具有明显的功能化特点。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阳子不是矛盾根源,却充当根本矛盾的浮于表面的“症状”,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在功能性“人物”的视角下对阳子进行分析,便赋予阳子“敌人”的身份特点:

首先,阳子在故事中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被动性行为,剧烈的情节冲突才会激起故事中人的真实反映,阳子便充当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她”本身具有情节副产品的性质,为情节服务。启造收养阳子是为在精神上报复妻子,是泄恨的输出口,故事发展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复仇,阳子只充当完整情节的道具和引发故事后期冲突高潮的潜在的隐患存在。在主动者启造眼中,被动者阳子的存在时时刻刻都提醒着妻子的罪恶,每每看到阳子,他都冷淡相对,以敌人相待。故事发展到当夏芝得知关于阳子的一切都是丈夫启造亲手编织的骗局时,对小丽死亡的心虚,对丈夫的怨恨,以及对阳子的妒忌汇聚在一起,属于她的报复正式开始。屡屡推脱的午餐费,刻意忽略的演出服,暗地调换的发言稿,暗自期待着“今天阳子非哭不可”,“……在大众面前丢人的阳子,一定意志消沉”。这一系列情节背后是夏芝的恼怒,阳子扮演的是对此毫不知情的弱者的角色,人物间没有正面冲突,而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改变。故事在充分描述过阳光面之后,由此转入阴暗面,是情节高潮间的过渡。读者感受到的强烈情感来自夏芝的行为,阳子仍旧作为“敌人”激化人物矛盾,推动情节的发展。

其次,领养杀人凶手的女儿这个行为本身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都充当激发读者阅读欲望的作用。作为叙事手段的情节可以被扭曲,但它是否符合逻辑性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情节安排做到合情合理的确不可能,但要充分重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间的关系,做到合理想象。“阳子”的出现是必然,情节的起伏完整需要新人物的加入才能实现。同时“阳子”以“敌人”的身份存在也是必然,关系的复杂化和人物的矛盾性的显现需要刺激才会真实。情节的起伏给予读者阅读的快感,塑造阳子这样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有利于作者制造情节冲突、平衡故事节奏,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冰点》中,启造决定收养阳子、夏芝得知真相后失常行为和夏芝对北原的刻意诱惑,几次情节高潮归结到底都与“敌人”的身份相关,“功能性”的人物观在“敌人”阳子身上得到充分展现。

仅依靠功能性的创作原则虽能最大限度地与文本主题相呼应,却会产生单薄的阅读感受,减弱人物的立体感及人物自身的存在价值。因此,在分析作品人物的过程中,应对此方面有所重视。作家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考虑到了用“心理性”的人物创作理念补充人物形象。这就表现在对人物关注的不仅是心理、性格、动机,而且应探讨人物的社会意义及其所具有的道德价值等。在小说中,人物的刻画需要与故事、情节等因素相协调,彼此是制约关系,将书中人物当做真人,对其行为动机作有意识的思考。

在“心理性”人物观的角度中,“阳子”展示给人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首先,人物性格的塑造通过行为反映。通过父亲的刻意冷淡,体现出人物的单纯。母亲偷换讲稿,令阳子当众出丑,以陈述性的语气表明立场,阳子用机智化解,展现性格中沉着、机智的一面:面对初次见面的北原,是娇羞、欣喜,遭遇误会,却又表现得消极、被动。读者眼中的“阳子”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充满生气的,接近真正的人的作品中的“人”。其次,人物所表达出的意义远超越行为本身,作者将阳子定位为一个无害的、向善的、具有感染力的形象。一方面符合作者内心的情感需要,即怀念早亡的妹妹,另一方面为文意服务。文章结尾,全家的“敌人”阳子,用自杀唤醒家族成员被仇恨蒙蔽的内心,化解了一场以罪恶为手段的危机,承受苦难的人,被魔鬼囚禁的心灵,在此刻得到松绑,自我的反省成为回归本真的最好方式。作者通过罪恶与宽恕间的对比,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丰满。“敌人阳子”成为妹妹阳子,心存恶念的人在洁净的人前愤恨不平,心思纯洁的人在仇恨人中唤醒真心,颇值得回味。这里的人物在存在意义上得到了升华,将其推广到了道德层面的高度,为作者文意的最终诠释打下了基础。

二、“心理的人”——本真“意识”的表达

小说对人物心理方面的刻画十分细腻,大量的内心独白将文本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沿时间线索的、客观发生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由“心理的人”组成的虚拟世界。一个冠冕堂皇,一个纠结忐忑。“心理的人”好像只是在头脑里建立起来的,起着推动或阻碍事情发展的作用。如深渊般的个人欲望同撕破虚伪的自我剖析交错出现,使故事本身更具现实意义。作品中作者的目光焦点由外部现实转向个人心灵的深处,更重要的是,力图从矛盾的个体中找到生存的理由与出路。三浦绫子塑造出的启造、夏芝、阳子等一系列包含人性冲突的虚拟形象,借由人物为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展开情节描述,用文学的方式揭露人物内心丑陋、罪恶的一面。与此同时,人物又并非是“定型化”的,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内心独白和心理活动。最终三浦绫子将关注视野由具体上升到普遍,借由所塑造的人物之口、人物之行升华文意。

战后日本文学因政治的挫折,发展出内向化即文学的行动模式,稳定且无法避免。“可以说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自白形式一起诞生的”[2]69。《冰点》亦深受现代日本文学写作传统的影响,行文间人物的对话同自白多为一加一结构。文章第十章,夏芝询问启造为孩子取名为小丽如何时,“‘小丽?开玩笑!启造不禁怒声嚷道。……”对话结束,紧接着就是一段自白:“本来启造看到夏芝抱婴儿、依偎婴儿,心里就老大不高兴,几次忍不住想责问他:‘夏芝,你已经忘了小丽?”如此模式的对话文章中比比皆是,呈现出人物内在的外露形态。被表现的自我先于表现而存在,仅仅描写了丑陋的心而没有使其真实发生。这种自白形式创造出了自白的“内面”,从中反映出的是人物的内心、个人心理、真实的人物性格等。但不能把自白的我和被自白的我混为一谈,即作品虽然是作者的自我表现,但存在与作者的“我”相异且独立的作品空间。

三浦绫子受基督教义影响颇深,基督教就在“心”而非“事”上有着这样的认识:他们必须时时刻刻注视着“内面”,时时监视从“内面”的什么地方涌现出的罪恶。对人性的探讨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人物的自白,自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对自己的坦诚。《冰点》中启造、夏芝都在家庭生活中犯过错误,却因惧怕面对而让事态越加严重,三浦绫子在随笔中谈及对道歉的看法,认为真心地说“对不起”是对自己行为负责之人的选择,是谦虚、美丽、率真的话。“对于‘自白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种谦虚的态度。这里没有隐瞒,有的是‘真实……所谓自白不过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白形式。我们应将其落脚点归为:你们在隐瞒真实,而我虽是有错误但我讲了‘真理”[2]80,这算是一种“别样的发现”。

三浦绫子笔下的人物在理性上都是向善的,这是作者的创作倾向,也是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所应具备的素养。罗兰·巴特谈到“现代小说”时说:“社会在转型期的动荡形成了现代小说产生的重要土壤,随着社会现实不稳定的波动速率的加快,艺术的各种表现方式也大量产生,作为一名艺术家,他不仅需要有极为敏锐的感觉,使他能够捕捉这种不断变幻的现实瞬间,同时,他必须将目光投向自身存在的种种难题。”[3]72三浦绫子创作的《冰点》一书,可以看做是对人性复杂性的内部剖析。通过自白的形式,达到自省效果,作品的深度得以保障。

参考文献:

[1]朱佩兰译.三浦绫子.冰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2]柄谷行人.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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