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一个新高潮 迎接文化素质教育20周年

一

岁月荏苒，距离由原国家教委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会议”已经快20年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立足中国本土，针对实际问题，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这场活动从华中科技大学这样的理工科大学首先开展起来，迅速推广到其他各类各级高校。因为这些大学对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以来所实行的过分狭窄的专业教育模式的弊端感受最深，有切肤之痛。正如当时杨叔子校长形容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时所说：他们懂得ABC、XYZ……，却不大了解长江、黄河、文天祥、史可法…… [1]这样造就不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改革迫在眉睫。于是，针对当时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轻德等现象，从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和艺术的基本知识的应知应会教育开始，开展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活动。之后，逐渐通过对理工科学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对文科学生开设自然科学技术课程，以及与课外讲座、表演欣赏、实践活动等“第二课堂”相结合，强调在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出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和格调的“三提高”。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推动了全国高校对整个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学习和大讨论。特别是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世纪转折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后，教育是“育人”，非“制器”的主旨更为明确，创新作为时代要求，人文和科学精神的融合一段时期成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主题。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在评价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时所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切中时弊，顺应潮流”的，到新世纪就要再加上“涉及根本”了[2]。这个根本就是“以人为本”、“育人”。随着“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和一百来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设与运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一些学校称为“通识课程”或“通识教育课程”）的开设与实施一度成为许多高校的关注重点。可以说，这段时期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是生动活泼、高潮迭起。此后，这项活动进到普及、稳定和深入阶段，很多高职高专院校加入到这项活动行列，课程教学呈现出多样化和精深化的局面，在高教学会下成立了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这些都有利于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近20年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所以能够得到高等学校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衷心拥护，长盛不衰，关键就在于这项工作是抓住了高等教育的根本，这根本一个是“育人”，一个是“文化”。合起来是“文化育人”，就是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主旨。对于贯彻落实这个主旨，我觉得当下我们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因此，我们在迎接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20周年的时候期待这项工作将会再次掀起一个新高潮。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关于“育人”主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宣布“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作出了坚持“立德树人”的规定。我想作为教育工作者，这是大家都能体认的，而且是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所反复强调的。尽管在具体工作上真正贯彻落实还有很多问题和很大距离，因为在当下急功近利的社会条件下会不断萌生许多新问题，阻挠着这一根本要求的落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现在遇到了抓“文化”的大好机遇。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强调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之后，“文化”再次引起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最近习近平同志在北大做了一个很有深意、非常精彩的五四讲话。他主要是对全国青年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中心还是文化问题。他在讲到“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脱离讲稿补充发挥了一句：“这三个自信根本就是文化自信。”他鼓励大学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何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这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出的一个大题目。把这个题目做好，真正贯彻落实下去，就足以掀起一次文化素质教育更大的新高潮，习近平同志已经为这个高潮揭开了一道序幕。

二

什么是“文化”？据说文化的定义不下几百种。周远清同志将它分为大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3]，非常合理。在大观层次上，我比较欣赏的是费孝通简洁描述的四个字：“人为、为人”[4]。“人为”就是原来自然界没有的，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包括器具、作品、制度、机构、意识、行为等。“为人”是指人所创造的东西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不利于人，因为人创造的也有会危害人的。费孝通先生对这个简洁定义做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注解：一是这“人”是指社会人，而不是生物人；二是这“人”是“天人合一”的人而不是“天人对立”的人。否则，就会将文化带入为一己之私和与自然为敌的西方价值观之路。这样看来，“文化”甚至还可以更简单地就定义为“人化”——也是“人文化成”。当然，这“人”应该是大写的社会人。这就是说，文化是使人脱离简单的动物性而成为能与大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人的那些高级的东西。一个人离开简单动物越远，他的文化水平越高。

社会人或大写的人与简单的动物人有哪些根本区别？这也是众说纷纭。我比较喜欢现代教育制度缔造者，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说法，区别在于三个元素（或品质）：知识、道德和虔信[5]。知识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道德是人与社会和自然共处用以约束自己行为的准则，而虔信对夸美纽斯这样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当然就是对上帝的无限崇拜和敬畏。我想，其实这三个元素的排列应该倒过来，把虔信放到第一位。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虔信并不需要去信仰上帝或别的什么宗教。虔信是指要有坚定的信仰，它是取得知识和遵守道德的前提和出发点。

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这样说：中国人缺乏信仰，中国没有信仰的传统。网上有人甚至说“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精神的民族”。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以为信仰是一个人所有行为的出发点。要是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能在世界上唯一保存了绵延五千年不断的古老文明。确实，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浓厚的宗教情怀，但缺乏宗教信仰不是没有信仰。一个婴儿出生，他的唯一信仰就寄托在母亲身上。随着身体的成长，见识的增多，他开始考虑如何行事，考虑人生如何过，于是就开始形成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一种信仰。长久以来，虽然中国人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观念，却有坚定的价值信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地君亲师”，天是至高无上的。“天”有天命、天道、天理、天意、天心等。这“天”就是大自然，就是生命和世界万物之源，就是主宰一切的造物主。所以要尊天、敬天、畏天，就是要求人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也要按照和谐社会的规律办事。皇帝被称为“天子”，就是要求他按照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君轻民贵，国君如果不能按照规律来履行职责、管理社会，而是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就可以由别人来“替天行道”，取而代之。人们从历史经验中了认识到，违背了自然和社会规律，必然要遭受惩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而形成敬畏之心。我小时候吃饭从来不敢掉饭粒，就是相信浪费粮食是“罪过”，要遭天雷轰顶的。所以这种信仰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信仰，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对中国人来说，这种信仰虽不像西方宗教那样有唯一和绝对的上帝，但却可以从教育中，从人类经验的结晶中，从文化的体验和传承中建立起来。

当然，随着历史变迁和时代转化，人们的信仰，特别是其具体价值标准是会改变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变动迅速，思潮变幻起伏，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人们一直在“破旧立新”、反复折腾，一些老的信仰被批判为“毒草”、“迷信”，“旧”的破了，新的没有立起来，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新”的是什么。当下，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时候，人们期待的是物质上的“现代化”。在物质追求的驱使下，有的人丧失了信仰，迷失了价值取向，以致社会上出现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权势逞强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学生，不仅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个别人甚至漠视人生意义，因受到屈辱、怨恨、困苦、病痛等生活小事轻易侵害他人或了断自己的生命。所以，当下中国确实十分需要重新建立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价值信仰。而在新时期再次开展一个以弘扬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为主题的文化素质教育新高潮是很有针对性、完全必要、切中当下时弊的。

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教育也符合的世界时代的新潮流。前些年美国出了一本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安·克龙曼写的书——《教育的终结》，副标题是“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作者认为，人生意义、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看似虚幻，却是非常现实而基础的问题，是需要每个人来回答的。但是对这样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现在大学却把它踢出去了。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6]。他分析了美国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人文学科的衰微，科学主义的盛行，过度追求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等。可见在高等教育中忽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倾向具有国际普遍性。这是市场经济统治、物质利益至上的产物。美国是个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可是宗教并没有带来对这个宗教色彩很浓的人生基本问题的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要靠“文化”来解决。因此在文化素质教育中提出这个问题，并把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新的高潮也是顺应世界潮流，而且是涉及根本的。

三

怎样来掀起一个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为主题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新高潮？党的十八大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上提出了价值要求。他们是紧密与人生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总书记号召青年过“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他的这篇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讲话，基本上都是讲文化。这种精神文化是不能像数学定理那样全靠逻辑来做科学证明的，而是需要通过文化的启示、熏陶、感悟、体验来接受的，并且最终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因此，以这样一个主题来开展新一波的文化素质教育不是要搞一场对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逐词逐句的宣讲运动。尽管有的学校能开出一些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内涵深刻、生动活泼的课程也是欢迎的。我们主要是要抓住其精神、主题鲜明地开展一系列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其中包括开设课程和讨论班，课外阅读与讲座，文艺欣赏、表演与评论，社会实践活动等。

核心价值观基本上是一种信仰，也是“立德树人”的“德”，是“文化”的基本内涵。对大学生来说，从“树人”或“育人”的角度，这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就在于做人的基本态度。因此，还可以进一步将它们浓缩为“正义”和“真善美”五个字。我把正义看成是人处理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是权利与义务对等关系的要求。人靠自然滋养生长，就要珍惜自然，而不能与自然为敌，无限攫取，“征服自然”。父母、社会、国家养育了我，我就要孝顺父母，服务社会，忠于国家。这其实就是要学会感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不能恩将仇报。而“真善美”则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终极追求。我们在教育中具体贯彻了这些精神，就算符合树立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的主题。

作为高校，课程教学是主渠道，应该首先在这方面下功夫。当然，课程的名称和内容，教学的形式和方法都是多样的。只要符合精神，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科学，五花八门，都可以开。教师讲授固然需要，网上课堂（MOOCs等）、讨论班、文章评述等等形式也都可采用。不过，这里特别需要关注文化经典名著名篇的选读，当然主要是民族传统文化，也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文化要靠传承，传承就得有载体，经典著作就是最好的文化载体，它们体现了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和精神世界中深度思考的结晶，并且经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考验和筛选。因此，它们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它们是前代人的体验，所描述的境况与所表达的语言对当今世界已经相当隔膜，而且经典作家的思考深度是难以用浅表的思维来解读和领会的。所以对于普通学生来说阅读经典一般比较困难，因而教师的辅导往往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教师不仅精通经典著作，而且有比较深厚的生活阅历；不仅能给青年学子释疑解惑，而且能现身说法向学生传道，揭示人生的意义。现在能对经典阅读做到精准指导的教师十分稀缺，网上课程可以是一种弥补，但是我总怀疑人与人之间的没有直接交流就可以达到心灵相通的。一种补救的办法是“跑教”。著名数学家，我国首位第三世界数学奖获得者廖山涛院士生前说过，他在长沙读中学，有点名气的数学教师就是“跑教”的，一个中学上完课再到另一所学校去上。东南大学的陈怡教授就做到了这一点，他是工科出身，却对老庄孔孟学说有深入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理解，对生命价值有透彻体会，出版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庄子导读著作[7]。他不仅在东南大学任教，退休后还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跑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倡一种“自由职业”的教师模式，来推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普及，颇得一些人士响应[8]。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高潮，将这种教师模式推广开来，反过来推动这一高潮，或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不无好处。

不管教学采取什么方式，启发学生深入自学和深度思考是关键。高校与中小学学生学习的一个根本差别就在于要学生“自爱”，这是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张亨嘉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要学生自觉自动来享用学校提供的教学条件来为自己成长服务[9]。哈佛大学规定其通识教育学生都要学习一篇有“美国的孔子”之称的思想家爱默生的文章《论自助（Self-Reliance）》，并写出读书报告。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前些年，清华大学对本校本科学生进行了学情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与美国同类大学相比，在很多方面清华学生表现不相上下，但在生师互动和学业挑战度上有一定差距，表现在课堂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不足，学习志趣与意义感不强[10]。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通病，我们应该把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作为一种手段来争取克服这种弊病。为此，可以运用师生互动、课堂讨论、读书评述、论文写作、辩论竞赛，等等方式，来养成学生深度阅读，深入思考的习惯。这里，除了教师的作用之外，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重要的、极好的教学活动。

此外，各种“第二课堂”活动也很重要，特别是学生亲身参与的社团活动、作品展览、表演演出、人文科技竞赛、社会实践等等。高校要给学生提供舞台，使他们有生龙活虎、自由而充分的表演机会，激励思想火花，迸发创新思维，展示个人潜能，发挥个体优势。学校决不能做把“跳蚤”变为“爬蚤”的玻璃罩（据说动物中的跳高冠军是跳蚤，能跳过身高的100倍。有人做过试验，如果给跳蚤罩上玻璃罩，久而久之，它就只能跳到罩子的高度。如果罩高与跳蚤身高一样，跳蚤就逐渐成为“爬蚤”了。）学校要给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机遇，使他们在教学、研读、实践等各种活动中，在与人和事以及周围环境的遭遇中得到启示、接受熏陶，从而建立起坚定的核心价值信仰，品味人生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人进行深刻思考、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做到知己知彼，应付自如，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解放”。这是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对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11]，并介绍了一本书，即英国高等教育家罗纳德·巴尼特写的《高等教育理念》（蓝劲松主译，北大出版社，2012）。

我深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能在这当中发挥很好的促进作用。中国的事只要中央领导重视就好办，现在我们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的直接关怀。因此，在迎接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周年的时候，再次掀起一波新高潮是非常及时、必要并能出色完成的。我希望我们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能策划出一套具体的实施方法，并及时提出指导意见。

参考文献：

[1] 杨叔子. 身需彩凤双飞翼——谈高校加强文化素质培养问题[A]//杨叔子教育雏论选（上）[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4.

[2] [3]周远清. 文化的教育，教育的文化[A]//周远清教育文集（四）[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28.

[4] 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A]//费孝通文集（十六）[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20.

[5]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M]. 傅任敢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5.

[6] 安东尼·克龙曼. 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M]. 诸惠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3.

[7] 陈怡.《庄子内篇》精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8] 王义遒. 推进通识教育，催生一种新的教师模式[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9] 王义遒.“无用”与“无为”——北大精神之我见[C]//张国有. 大学理念、规则与大学治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9.

[10]史静寰，文雯. 清华大学本科教育学情报告[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1）.

[11] 王义遒. 追求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J]. 中国高等教育，2014（9）.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