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视角下的指导关系探究

余凯+++潘竹君

摘 要：本文使用结构性问卷，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1246名博士研究生作为样本，着重讨论了导师与博士研究生之间的指导关系中的两个核心问题：（1）一对一的指导关系，包括指导教师的角色表现、师生的人际交往和指导教师的专业引领；（2）结构性的指导内容，包括指导教师的选择过程、导师的指导承诺水平和学生的言语歧视性经历。本文还比照了美国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在以上维度的指导关系中的人口变量学特征，并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本文的结论包括：（1）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关系几乎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2）国际学生对于指导关系的满意度高于美国本土学生；（3）院系（专业）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关系的影响最大；（4）种族、年级水平、学生学业进度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指导关系产生影响。

关键词：指导关系；博士研究生；马萨诸塞大学

学生在校期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深远。事实证明，拥有积极、成功的学校体验的学生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学生在校经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校期间与老师之间的相处质量，也就是学生从老师那里获得的指导和帮助，即本文中所提到的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指导关系。而相对于本科生群体来说，研究生与老师之间的指导关系显然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研究生指导关系（Graduate Advising relationship）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研究生指导老师（graduate advisors） 承担着促进学生学业进步和专业发展的重大责任。可以说，学生专业知识的拓展，研究能力的提升以及最终学位论文的顺利完成等方面都离不开导师的指导和帮助。当然，老师的指导并不仅仅局限于学习领域，导师亦可以充当学生的“良师益友”（mentor），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尽管这种指导关系对于学生的学业成就乃至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但是国内外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这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至少在现阶段，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指导关系的重要性尚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或者说大多数的人还未充分意识到这种关系对于学生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既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多从两个角度来探究这种指导关系，即指导者的视角（advisors perspective）和被指导者的视角（advisees perspective）。而其中，被指导者视角下的研究更加普遍。最早关注指导关系并将其纳入研究领域的源于2001年由Schlosser 和Gelso创建并经过验证的指导工作同盟库—学生版本（Advisory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students version），AWAI-S是立足于被指导者的视角，用于评估指导者与学生之间工作同盟的一种自我报告（self-measure）的测量。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工作同盟的认知与学生对于导师的专业素质、人格魅力以及可信赖性的认识具有高度相关性[1]。这也就意味着，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师与学生的工作满意度。而后来，针对该领域的质性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了在研究生培养期间，指导关系对于学生成功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此持满意态度的学生倾向于将他们的指导关系描述成积极和鼓舞人心的，他们与导师的接触也相对频繁。对于冲突处理经常采取开放式的问题管理方式，而这也在无形中加深了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后续关系。而与此相对的是，对指导关系不满的学生会感觉到被忽略、无足轻重，没有存在感，与导师之间的接触机会也相对较少。对于冲突的处理，他们往往采取逃避的态度而不是努力解决[2]。Schlosser 和Gelso继2001年创建了指导工作同盟库—学生版本（Advisory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Student Version）以后，于2005年又开发了指导工作同盟—指导者版本（Advisory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Advisor Version），开始从指导者（老师）的视角来探究指导关系。结果表明，对指导同盟持积极态度的老师，其对指导关系的满意度比较高，在指导过程中受益良多且指导者与被指导者间的关系也趋于积极和平稳，被指导者的研究自我效能感也相对较强[3]。而Knox和其同事开展的追踪研究则进一步验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被指导者积极的个人特质和专业特色，开放式的交流以及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相似的职业路径（career path）有助于形成积极的指导关系。相反，被指导者消极的个人特质和专业特色，缺乏尊重，研究受挫、沟通障碍，避免冲突以及指导者对指导过程的不满等都会导致指导关系紧张、陷入困境。总体来说，既有的研究证实了积极的指导关系不仅与学生一系列的成就相关（比如，较高的满意度、兴趣、较高的自我效能感等）而且也有利于提升指导者的满意度。

然而，现有的关于指导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学科专业的学生（心理学专业的居多）而鲜少有跨学科间的研究。而由于学科之间的结构和内容都各不相同，所以很难将单一学科的研究结果直接迁移到别的学科上，学科之间的差异也无从知晓。此外，也鲜少有研究关注学生的来源和背景的差异（本土、境外）对指导关系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会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将研究对象扩大到全校各个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我们不仅致力于揭示研究生视角下指导关系的现状，而且还会深入探究指导关系与人口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在线调查的方法来分析博士研究生与老师之间的指导关系。对于研究生来说，指导关系会呈现不同的形式。有的研究生会有一个“官方”的指导老师，所谓“官方”，也就是名义上的导师，但其并不执行诸如指导、讨论、支持等方面的具体职能。因此，这种形式的指导关系“名存实亡”，不在本研究探讨的范围之内。有的指导老师会对学生提供指导和支持，但这种互动仅仅局限于某些领域。还有一种也被认为是最佳的关系模式，即指导老师与学生之间“亦师亦友”，指导老师作为一种行为榜样，对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和指导。为了全面收集和指导关系有关的数据，在本研究中我们首先会利用一个二级过滤程序来聚焦研究生的回答。endprint

问题1：在马萨诸塞大学，有多少老师可以向你提供专业、学术以及职业方面问题的指导和建议？

回答没有这样的人选的学生，我们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会重点关注他们在学科专业水平上获得的指导支持（program-level support for Advising），而那些涉及与老师之间的一对一的指导关系（one-to-one relationship）的问题会自动跳过。

而对于回答有一位乃至多位这样的人选的学生，我们会利用问题2来确认他们的主要导师（primary advisor）。

问题2：请认真思考在所有的老师中，谁是你主要寻求建议和指导的对象？

对于该群体的学生，我们不仅会关注他们在学科专业水平上获得的指导支持，还会重点关注他们与他们的“主要指导老师”之间的相处。

本文的调查问卷是由马萨诸塞大学学术计划和评估办公室和学生评估、研究办公室联合开发和设计的。问卷由一系列封闭式和开放式问题组成。问卷主要分为两大维度，即一对一的指导关系和结构性的指导内容。一对一的指导关系是指学生对于自己指导老师的评价；结构性的指导内容，也即上文中提到的学科专业水平上的指导支持，主要是指学生对他们从所在院系（专业）的老师那里获得的指导支持的整体感知。每个维度下，设有相应的次级指标，每个次级指标会包含相应的题项。与此同时，我们对问卷的内在信度进行了检验（除了同伴相处氛围以外），结果显示构成量表的题项的内在一致性很高（均在0.70以上），量表的信度结构良好。

本研究采取在线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和全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生取得了联系以便鼓励他们通过完成在线调查来了解他们在校期间的指导关系经历。最终，截至2006年春季注册入学的4814名研究生中，有2391名学生参与了此次调查，占研究生总数的50%左右。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指导关系的现状

1. 一对一的指导关系（one-to-one Advising Relationship）

（1）指导老师角色表现（Advisor Role Performance）。指导老师角色表现主要是指学生对于其指导老师在多大程度上能胜任其角色的满意度。通过对该维度的调查结果进行频度分析，我们发现从整体上来看，博士生对于他们从其导师那里接受的指导感到满意。调查表明，82.2%的美国本土的博士生和87.5%的国际学生都表示他们的导师很好地履行了指导义务，满足了他们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本土的博士研究生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对此持“完全同意”的态度，而国际的学生比例更高，达到58.0%。除此以外，博士生们倾向于认为导师有助于他们在校期间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位。80%以上的博士生们都认为导师在他们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或者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样，对于该问题的肯定性回答，国际学生的比例（53.0%）依旧高于美国本土的学生（44.2%）。因此，博士研究生群体对于指导老师的角色表现的满意度水平很高，而相对于美国本土学生来说，国际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指导经历似乎更加丰富一些。

（2）与指导老师的人际交往（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Advisor）。与指导老师的人际交往主要涉及学生对于导师提供的支持以及与导师相互关系质量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博士生对于他们和导师之间的相处感到满意，而其中60%以上的学生则感到“非常满意”。90%以上的美国本土学生和国际生都表示导师尊重他们的想法，70%以上的学生则对此“完全同意”。而在被问到“导师是否会关心自己的个人情况”，对此持肯定态度的美国本土学生（90.3%）比例要高于国际学生（87.6%）的比例。这说明，从整体上看，博士研究生与导师建立了比较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而相对于国际学生而言，本土学生与导师的相处则更加融洽。

（3）指导老师专业引领（Advisor Professional Guidance）。指导老师的专业引领主要反映了指导老师在拓展社交网络、提升职业路径以及促进学业成功方面给予学生的支持和帮助。相对于前文中指导老师的角色表现和与导师的人际关系两个维度来说，学生对于指导老师的专业引领的评价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在对于导师是否会传授他们学业成功的策略，帮助他们认识大学里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为他们提供和职业路径相关的信息等问题的回答，仅有70%左右的学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而对这些问题持“完全同意”的学生的比例则降至30%左右。因此，在学生看来，指导老师并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引领作用，尤其是对学生的职业规划和社交拓展方面的需求不够重视。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体上来看，对于导师提供的专业指导的评价水平，美国本土学生普遍比国际学生要低。例如，对于“导师会帮助我认识本研究领域里的其他老师”的回答，66.6%的美国本土学生对此持肯定态度，而国际学生的比例则达到72.7%。

2. 结构性指导内容（Structural Advising Components）

（1）指导老师选择过程（Advisor Selection Process）。指导老师选择程序主要是指学生寻求导师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最终的导师的满意度。从调查结果来看，90%左右的学生对现有的导师比较满意，表示“现在的导师正是他们想要的”，而对此“完全同意”的学生占到了65%以上。而对于选择导师的过程，80%左右的学生表示认同，而美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则显现出了差异，仅有42.7%的本土学生对此“完全同意”，而国际学生的比例则达到了52.2%。可见，对于选择导师的过程，本土学生的满意度较国际生低。尽管如此，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产生更换导师的想法，在被问到是否希望有其他人成为自己的导师时，不论是本土学生还是国际生对此持肯定态度的都不到30%。需要注意的是，从整体上看，相对于学生对导师指导角色表现的评价来看，学生对于选择导师的过程的认可度较低。endprint

（2）指导承诺（Faculty Advising Commitment）。指导承诺反映了部门老师在多大程度上将研究生的指导工作置于优先位置。该主题围绕一系列问题展开，旨在让学生集中讨论他们所在专业的老师是将经历投身于指导学生还是放在提升学科水平上。答案是形形色色的，有些学生表示大部分的老师认真尽责，并且能与学生一起共事，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倾向于将个人的工作置于优先的位置。大部分的美国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都认为他们学院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愿意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而国际学生对此持肯定态度的比例较本土学生高，80.1%的国际学生表示老师在指导学生上很尽职尽责。但是，在涉及老师对各项事务权衡的问题上，大部分学生都倾向于认为相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老师们更加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

（3）言语歧视性经历（Experiences with Discriminatory Language）。言语歧视性经历指的是指导老师在对学生指导过程中是否发表过种族、性别以及性向等方面的歧视性言论。对于此，大多数的学生都持否定态度，他们普遍表示他们的老师中没有人或者鲜少有人发表过类似的言论。需要指出的是，在性别歧视问题上，美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没有显著的差异。64.7%的本土学生和66.2%的国际学生均表示，他们的导师中没有人发表过性别歧视性方面的言论。而在种族和性向歧视的问题上，美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其中，79.0%的本土学生声称他们的老师没有人发表过种族歧视的言论，而与此同时国际学生的比例则只有65.1%；82.5%的本土学生认为他们老师中没有人有过性向歧视方面的言论发表，而持相同态度的国际学生的比例则降至69.4%。由此可见，在涉及歧视的问题上，国际学生相对来说更加敏感，这与学生的身份、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有关。

（4）同伴相处氛围（Climate and Competition with Peers）。之所以让学生将同伴相处氛围纳入分析的维度是因为它可以反映出到同一专业内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情况，是构成研究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该维度下的问题并没有作为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对于这个话题的回答，美国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首先，在同伴竞争的问题上，30.7%的美国本土学生同意他们所在专业的学生会为了赢得时间和关注而彼此竞争，而持相同态度的国际学生的比例则有36%。在同伴互助合作的方面，完全同意学生之间会自由分享信息的美国本土学生的比例为48.4%，而国际学生的比例则为41.1%。由此可见，在同伴相处的过程中，美国本土的学生更加看重合作，而国际学生的竞争意识更强烈。

（二）研究生指导关系的人口变量学分析

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指导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性别、种族（民族）、学业进度、年级、专业等因素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指导关系的水平。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我们将分别进行美国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指导关系的差异性分析，以便发现在各个维度下的指导关系与人口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之间在指导关系上的异同。

1. 美国本土学生指导关系的差异性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本土学生指导关系的七个维度在特定人口学变量上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指导老师角色表现存在院系差异。不同院系（专业）的学生对于指导老师角色的评价差异明显（P=0.03<0.05），其中自然科学和数学学院的评分最低（3.11），而评分最高（3.48）则是管理学院。学科专业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各个专业的学生的培养模式的差异性。因此，老师指导学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2）与指导老师的人际交往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在与指导老师间的相处维度上的评分高于男生，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在其他六个维度上则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由此可见，性别会影响老师与学生的相处氛围。女生相对于男生来说，更易于和老师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3）导师选择过程存在院系差异。不同院系的学生对于导师选择程序的满意度显现出了明显的差异（P=0.00<0.05），其中，教育学院的学生对于导师选择的过程最不满意（3.15），而公共卫生与健康科学学院的评分最高（3.62），表明他们对导师选择的程序颇为满意。

（4）指导承诺存在学业进度和年级差异。那些已经通过研究生综合考试的学生对于指导承诺的评价要低于那些尚未通过综合考试的学生。也就是说，未通过综合考试的学生对于指导承诺的满意度较高。另外，指导承诺在年级水平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一年级新生（3.34）对于指导承诺的满意度水平要远远高于高年级的学生（3.05）。

（5）言语歧视性经历存在种族、年级和院系差异。白人和亚裔美国人在该维度上的评分较其他种族要高，体现出显著的种族差异。非裔美国、拉美以及多民族的学生群体相对于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来说，在言语歧视性的问题上更加敏感。另外，年级水平和院系也会影响学生对言语歧视性经历的判断，一年级的新生评分（3.85）较高年级学生（3.73）高。在院系上，公共卫生及健康科学学院的评分（3.97）远远高于社会行为学院（3.58）。可见，学生的身份背景以及在学校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于歧视性问题的判断和认知。

2. 国际学生指导关系的差异性分析

（1）指导老师角色表现存在学业进度差异。国际学生对于指导老师角色的评价在学业进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0.02<0.05），那些已经通过研究生综合考试的学生对于指导老师的角色表现相对于未通过综合考试的学生来说，满意度要高。而上文中的美国本土学生在该维度上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学业进度上的差异。

（2）与指导老师的人际交往存在院系差异。不同的院系会影响学生对指导老师人际交往的评价。其中，教育学院的学生的评分最低（3.32），而人文艺术学院在该维度上的评分最高（3.74）。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本土学生与指导老师的人际交往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院系差异。endprint

（3）指导老师专业引领存在院系差异。当按照院系区分时，国际学生对于指导老师专业引领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异。教育学院的学生对于指导老师引领的满意度最低（2.63），而公共卫生及健康科学学院的学生的满意度最高（3.26）。而在相同维度上，美国本土学生却没有显现出院系差异。

（4）导师选择过程存在学业进度和院系差异。和美国本土学生一样，国际学生在导师选择过程上也存在院系差异。（P=0.00<0.05）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学院来说，教育学院的学生对于导师的选择程序最不满意（2.83），而相同维度上的公共卫生与健康科学学院的满意度最高（3.79）。而这一点也与美国本土学生的结果相吻合。另外，除了院系差异，学业进度也会影响对导师选择程序的评价。已经通过研究生综合考试的学生的评分（3.36）要高于尚未通过考试的学生（3.21）。

（5）指导承诺存在年级和院系差异。指导承诺这一维度呈现出显著的年级差异（P=0.00<0.05）。其中，一年级新生对于指导承诺的满意度比较高（3.48），而高年级学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3.11）。这一点与美国本土学生的结果相似。但是，区别于美国本土学生的是，国际学生在指导承诺上还存在较明显的院系差异。在该维度上，评分最低的依旧是教育学院的学生（2.70），最高的是公共卫生及健康科学学院（3.39）。

（6）言语歧视性经历存在种族和院系差异。国际学生在言语歧视经历上呈现出显著的种族和院系差异。在种族上，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群体的评分要高于其他种族的学生。在院系上，评分最高的是公共卫生与健康科学学院（4.00），最低的是教育学院（3.64）。这与美国本土学生的结果相似，只是与美国学生不同的是，国际学生在该维度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年级水平上的差异。

三、总结与讨论

（1）从整体上来看，马萨诸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对于其与老师之间的指导关系比较满意。其中，92.6%的学生对于指导关系持有的态度是“非常满意”或者“基本满意”。这大体可以反映出，马萨诸塞大学的老师比较关注学生的培养，较好地履行了指导研究生的义务。研究生与指导老师之间普遍建立了相对和谐、稳定的关系。

（2）国际学生对于指导关系的满意度较对于美国本土学生高。具体表现在，在指导关系的各个维度上，国际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比美国学生的评分高。

（3）院系（专业）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关系的影响最大。其中，美国本土学生在指导关系的三个维度上（指导老师角色、导师选择过程，言语歧视性经历）存在院系差异。而国际学生则更为突出，除去“指导老师角色表现”这个维度以外，其他所有维度上都呈现出明显的院系差异。因此，院系是影响研究生指导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4）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关系几乎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除了美国本土学生在与指导老师的相处的维度上，女博士生的满意度要高于男博士生。在其他维度上，男女博士生的差异不太明显。可见，性别并不是影响指导关系的主要因素。

（5）除院系（专业）以外，种族、年级水平、学业进度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指导关系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 Bordin ，E.S.（1979）.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psychoanalytic concept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ch， and Practice， 16，252-260

[2] Schlosser，L.Z，Knox，S.，Moskovitz，A.R.，%Hill，C.E（2003）.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graduate advising relationships： The advise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 211-217.

[3] Schlosser，L.Z，&Gelso，C.J.（2005）.The Advisory Working Alliance Inventory—Advisory Version：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52.650-654.

[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基金课题“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改革的动态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和建设项目“本科教学质量第三方评价机制和实施模式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李文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