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桥村”缘何成为鲁迅心中的“桃花源”

摘 要：鲁迅的小说《社戏》中所描写的平桥村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具有众多相似之处。本文主要对这些相似点及其渊源做了分析。

关键词：社戏 鲁迅 陶渊明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社戏》创作于1922年10月，收录在小说集《呐喊》中。小说着重写了“我”在外祖母家——平桥村的一段生活经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展示的这个偏僻小渔村和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竟是“何其相似乃尔”。

一、跨越千年的桃源圣地

平桥村，19世纪末在东海边的小渔村；桃花源，一千五百多年前一个小山村。一个出自小说，一个来自诗文，两处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场景，且相距千余载，但给人的感觉却是真假难辨，令人神往。我们不妨来一次历史的穿越，去造访一下这两座小小的村落。

首先来看一下两篇作品中故事发生地的环境。《社戏》中的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作者并没有交代这个村庄具体的方位，它是一个村，我们无从知晓它所在的镇，更不用说县城了。作为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这些地名显然是虚构的，但作者是否是有意把这个地方交代得让人无法捉摸呢？在中国的传统中，深山和大海是神秘莫测的，也就是俗称的“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句“极偏僻”写出了这个地方远离尘俗。再来看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诗》中“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桃花源记》里“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作者也是有意不让读者把作品中的地方和现实中具体的地点联系起来，“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更是尽显写偏僻之能事，把桃花源藏进了无人知晓的大山深处，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境。

这两个相隔千年的小村庄，村民的生活也如出一辙。平桥村很小，“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村民无一例外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从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村民们和外界是有接触的，他们有船只，可以去看戏，还“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我们无法要求鲁迅笔下的人物过着千年之前的绝对闭塞的生活，但从这些句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作者是很有心地把平桥村的生活“简单化”，也许就是内心不希望它受到外界的打扰。《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鸡犬相闻”可见村庄规模并不大，“往来种作”让我们想象到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朴的农耕生活，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恬静温馨、充满生活气息的水墨画。陶诗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就是这些画面的概述。两个村子虽小但不局促，生活简单却又不乏味。

两篇作品还塑造了可亲的人物。陶渊明文中对桃花源中人均未记下姓名，从作者的描述来看，第一个见到渔人的村人用笔墨较多，“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这个人的“大惊”源于见到陌生人的惊讶，但随后便是“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对待一个自外而来的陌生人没有戒备，还热情地款待，可见其善良、好客。《社戏》中出场的人物，除了双喜、阿发等孩童外，还有被偷了豆的六一公公，他对孩子们的“偷豆”，没有横加指责，只是说“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这不是对孩子行为的批评，而是作为农民爱惜庄稼的本性的体现。后来，六一公公还送豆给“我们”母子吃，这些豆子里包含浓郁的乡情。

淳朴的民风民俗同样令人难忘。“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真诚、热心的村民不止一个人，已经形成了整个村里共有的风俗，民风之淳朴可见一斑。而《社戏》中则说“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八公公（双喜所说的“八叔”）虽然没有正面出现，但他慷慨地把白篷船借给这帮“小鬼”，对用了船上的柴和盐一事全然不问，无不体现出他对孩子们的喜爱以及和睦的乡邻关系。这种浓浓的乡情甚至比亲情更为可贵，因为亲情总有血缘来维系，而乡情的维系靠的却是那种不带有功利的真诚。

两部作品都寄托了作者对“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但是，这样的场景只能出现在虚构的作品中。“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桃花源中的淳朴风气和人世间的淡薄人情本源不同，一时显露的桃花源又深深地隐藏起来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的桃花源成为千百年来世人渴求的世外胜境；“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平桥村也成为鲁迅心中那方无处寻觅、但永留心底的“桃花源”。

二、探源鲁迅的“桃源情怀”

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读完《社戏》，我们会生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原因让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中营造了充满神秘气息的桃源情境呢？

（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辛亥革命的影响渐趋消退，知识分子们陷入了新的失望和颓唐，这在鲁迅的《<呐喊>自序》中有清晰的表达。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中，鲁迅既表达了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隐忧、抨击了国民的劣根性，如《阿Q正传》《药》；又流露出了对新的理想生活的向往和对底层民众优秀品格的讴歌，如《故乡》《一件小事》《明天》等。小说中通过塑造理想的社会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创作手法，《故乡》中“鲁迅以非常优美的牧歌似的笔调追述了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想要揭露的便是现实生活的不合理和可悲。

《社戏》开头记述了“我”成年后在北京看戏的两次经历。那两次戏，都没看好，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污浊，这与“我”少时在平桥村的自然率真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社戏》没有正面描写农村的苦难，而对理想中故乡的讴歌，正是对黑暗现实的批判。鲁迅在《呐喊》中写了不少回忆故乡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可爱的故乡与罪恶的现实形成对比，表达自己对于光明的前景和人与人之间纯朴善良关系的追求。

（二）对魏晋文学的钟爱

鲁迅先生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有相当的造诣，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一篇演讲稿，在文章中，鲁迅先生对陶渊明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认识。“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鲁迅认为，诗人写桃花源，并不是完全超然物外，恰恰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渴望改变现实的心态。陶潜的归隐田园并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终于挣脱了枷锁，走向新的自由理想境界。

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模仿和借鉴，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尤其在现代白话文创作诞生之初，这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极有价值的尝试。在鲁迅的作品中，古今中外很多优秀的作品都是他借鉴的对象，无论是语言上还是立意上；对魏晋文学浸淫颇深的鲁迅自然会在创作中流露出这种影响。而且，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十分契合，因此，在鲁迅的作品中带有陶渊明的色彩也并不奇怪。

（三）受爱罗先珂的影响

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1921年来到中国。1922年2月，经蔡元培特聘，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借住在周氏兄弟八道湾住宅里。很多学者对鲁迅在与爱罗先珂交往期间的心路历程都有所研究，台湾学者彭明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彭明伟在《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一文中指出：“我认为这与爱罗先珂及其童话寓言的影响启发有所关联，鲁迅重新反省自己的‘启蒙的批判意识以及知识阶级和群众平民的对立关系，而更加注重思考知识阶级和无知阶级的相互联系。鲁迅笔下的‘庸众也逐渐转变为形象正面的‘平民。”

这就不难发现，同样是写农村，在1921年1月完成的《故乡》中，我们看到的只是“萧索的荒村”，即便是写人，也只是写了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被扭曲了的个体，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展现农民的群像，文中透出的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膜”。而在一年半以后创作的《社戏》中，农民的形象更为可爱了，农村保留了很多优良的传统；农村并不都是以前所认为的愚昧蛮荒之地，农村人物也不尽是保守顽固的愚民。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农村才是未来中国希望之所在。而这在鲁迅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新气象。

正如神秘的桃花源令人神往一样，每一部好的作品都值得我们去用心探索，也许有时会失之于主观和偏颇，但对文学鉴赏而言是很有价值的。

（刘志军 江苏省常熟市辛庄中学 21555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