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马年不一样

子羽

骏马奔腾之年，80后的感受却不大一样。他们在春节前后的见闻，少了几分热烈，多了几分冷峻。

一 压力山大

小斌说，单位的年会改成茶话会了，这让她感觉有些不爽。

虽然都是年终总结，二者却相差甚远。往年，抽奖是年会的重头戏。一等奖Ipad，二等奖手表，三等奖小电器，最末等也有一盒巧克力可拿。中奖的，欢呼雀跃。没中的，也跟着傻乐，“沾沾运气”。

茶话会呢？香蕉、桔子和瓜子，再加一瓶纯净水。“稀汤寡水的。”她揣测，领导也喜欢热闹，领导也有中奖的愿望，但领导更在意自己的前程。2013年，反腐倡廉之风日盛。身为京城大媒体，没人想往枪口上撞。

农历腊月二十四，茶话会开了近2个小时，主题只有一个：表彰先进。小斌听得昏昏欲睡。工作近5年，她跟先进向来绝缘。小斌一直很努力，只是所在的媒体更像一个衙门，做事都是论资排辈，评先进也不例外。

到财经媒体工作是小斌的梦想，毕业后如愿以偿，她想有些作为。可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2013年以来，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媒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每次听到传统媒体注定消亡之类的言论，她都忍不住跟人激辩。

“市场化肯定要死一批（媒体）。但对优质内容的追求，肯定是不变的。”“渠道再高端，也得有好内容。”可到最后，她说服不了别人，其实也说服不了自己。“转型，转型，索性做大众娱乐好了……”

小斌最关心的这些东西，年会上领导一点没谈。“净扯咸淡！”

开年会前两天，她被骂了。那天交稿，她负责的版面有几个错别字。“这么低级的错误，是能力不行，还是态度不端正？”领导一顿臭骂，“没有职业道德，没有职业素养，不行就别干了！”小斌气得手直哆嗦，“谁还不犯点错，至于上纲上线吗？”

她强忍住，没发飙。媒体形势不好，下家并不好找，特别是考虑到每个月还欠着的巨额房贷，她只能认[尽] [从]。两天后，她给领导交了份检讨书。A4纸仅写了半页，她的道歉里露着藏不住的反抗和自尊。

小斌有时怀疑，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有同事跳槽，去了金融投资公司，收入瞬间翻倍，年会都是在日本开的，“我们还苦逼兮兮的。”

年会后还要出一期稿。正忙碌时，领导赋诗一首在微信群里催稿：“交稿期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空缺？战斗早就打响了，为什么现在才冲锋陷阵？告诉你吧，童鞋，我—不—相—信！纵使你有一千个拖稿理由，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个。”

小斌顿时感觉压力山大。更让她恼火的是，盼了许久的过节费取消了。腊月二十八加班到半夜，她忍不住给阿狸发了条微信：没过节费了，妈的，外加一个发怒的表情 。

二 前途不明

阿狸是小斌的大学同学，现在一机关单位工作。

春节前两个月，她脸上的疙瘩前赴后继，“上火了。”她正为爱人的转业安置发愁。

从军多年，爱人厌倦了部队生活，想转业。家里找了关系，对方称放心，一定办妥。不知是关系欠了火候，还是岔了门路，大半年过去了爱人工作竟一直没着落。“他天天在家像个没事儿人，我都上老火了！”

起初，阿狸希望爱人像自己一样，也能“跳”到机关里。当年大学毕业，她应聘进了一家外资企业。知识扎实，又肯吃苦，她迅速成了业务骨干，前途一片光明。

可她觉得太累。“每天都要加班，周末还有业务培训，强度太大了。”她不愿拿青春换前途，阿狸辞去了这份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生子，休养，复习，考试，她进了机关。

机关里的生活，看上去很美：工作轻松，准时下班，有一大把时间照顾孩子；逢年节时，发箱水果、发盒月饼、发袋山野菜，东西虽不值钱，但会带给人莫名的职业优越感。阿狸对自己的选择相当满意。

落差感是在一次聚会中产生的。去年十一，她参加前同事婚宴。席间大家聊到了收入话题，诸多前同事年薪已经达到十万，有的甚至过了二十万元。“你呢？”阿狸咬咬牙，“每月快四千了。”看着前同事嘴角的讪笑，她的情绪一落千丈。

其实，她还虚报了。副科级的薪水，还没过三千元大关。她只能安慰自己，“财政饭，吃着体面，不是还有不少福利吗？”学而优则仕，她一直认可这句老话。所以爱人转业，她依然希望爱人到机关入职。

农历腊月前，阿狸爱人工作落实了，被分进了某市直机关。她心里石头刚落地，事情又有了新变化。以前年终时的各种土特产，今年一个没来，“都是六项禁令害的！”同事风传，机关年终奖要取消，最终传言成真。作为一个月光族，六七千元的年终奖不算小数。置办年货、孝敬老人，都要从里面出。“这年可咋过啊？”她满腹牢骚。按照这形势发展，以后夫妻两人每月只有微薄的薪水，前途黯然。

几经挣扎，她打电话给以前外企的领导，询问是否还能重新回去，对方表示不可能。她嘴上说能理解，心里却有几分不甘。

春节后上班，同事欣然有天无意中看到，阿狸抽屉里放着注册会计考试书。“总得给自己留条退路。”

三 梦想泡汤

1月31日，农历马年初一，欣然值班半天。

下午，乘火车2小时回老家，辽南一个小乡村。车厢里空空荡荡，恍惚间令人忘了这是春节，地球上每年一次最大规模的人类短时迁徙。

抵家，放鞭炮，包饺子。一家人团坐畅饮时，欣然觉得这才是春节的真正含义：回家，回到记忆中那个熟悉的生活场景。

她以为，单位里的那些变化和烦恼都是城市病，跟乡村没有太大关系。初三走亲戚，她意识到自己错了。“你们城里日子不好过，弄得咱们生意都没了！”二姑家的大哥说，春节前他把自己的货车卖了。

大哥以前学的是厨师，在县城里干了七八年却没攒下几个钱。“县城再好的饭馆，能好到哪儿去？”所以即使饭店生意兴隆，厨师的工资并不高。他不愿背井离乡去大城市，一来嫌远，二来怕顾不上家。

他在饭店里认识了跑货运的司机，听对方闲唠，一趟长途下来就能挣上近万元。大哥动了心，掌勺之余，去学开大货车。驾照下来，大哥辞职当上了货运司机。

一开始往大连跑，主要拉一些易燃易爆品。路线不算长但却危险，老司机一般都躲着，大哥干得很起劲。“咱是新人，咱不干谁干？”路上管吃管住，每月薪水5000元，比之前当厨师时翻了一倍。大哥有更大的野心——摸清这一行的门道，自己当老板。

2012年初，他和两个朋友合伙买了一辆二手大货车。车总价15万元，每人出资3万，剩下的是从信用社贷的款。大哥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三个人约定，跑车挣的钱优先还贷，暂时谁都不能动。总是见不到现钱，两个朋友不久退出。大哥拿房子做抵押，贷了5万元给朋友，买下了货车。他开始给自己打工。

在县里的配货站里等候，配齐去某地的一车货，出发；到目的地，再配上一车货，拉回来。山西、江西、云南、贵州，大哥和雇来的另一个司机，开着货车四处奔波。生意最好时，一个月就净挣4万元。在村里，这堪称天文数字。“是不是比你在城里还挣得多？”欣然使劲点头称是。

2013年夏末后，生意越来越差。常常是在辽宁配齐了货，到异地却配不上货，空车往回跑。“这样最亏了！”大哥拉的货物既有工业产品，也有生活用品。国家经济正在下行，这些大道理他不懂，但他隐约感觉到城里的日子并不好过。“要不然能没货吗？”

春节前，大哥忍痛把车卖了。除去贷款，还赔了小一万元。年后怎么办他还没想好，但他清楚“咱这老板梦算是泡汤了”。

四 得过且过

欣然的大姐是初二回来的，带着孩子和爱人，在家住了四天。

姐夫不是善谈之人。只有酒过三巡，他的话才多了起来。在他的叙述中，春节一如常日，寡淡无味。“得过且过吧。”

姐夫生在工人家庭，父、母、兄长都是某大型钢铁企业里的职工。不过，虽然身着同一标识的工装，有人是全民工，有人是集体工。姐夫恰是后者，“咱们跟全民的比，差太多了。”

全民工每月工资在四千元左右，集体工基本在两千元以里；全民工三险一金齐全，集体工有的一险（养老保险），有的两险（养老和医疗保险），大多都没有公积金；全民工作业环境正规，集体工干的全是边角料的活儿，不受重视。

姐夫最早在选矿厂工作。2008年金融危机，精矿价格跌到谷底，选矿厂生产线停了一半。工人只能上一周休一周，工资减半，“我一个月才开600多元”。再后来，工人被派到主体企业，负责清扫车间厂房。

这是个埋汰活，机器皮带日夜不停运转，咣咣咣，发出巨大噪音。皮带上传送的矿物质粉尘，不用半小时便会铺满地面。姐夫本不想去，经理一句“不想干就回家”，他只能就范。如此恶劣的条件，工资只有一千元出头。

好在他年轻，脑子也活。一来二去获得了经理信任，混成了领班的队长。姐夫有了委派工人的小权力，但他从不欺压工人。“一个月挣那点钱，（欺负他们）没意思。”

打扫厂房的岗位有个特殊性，如果工人能干，一人可以申请两个岗。姐夫和手下不少工人都干了两个，这样收入相当于翻了一番，“不少女职工还申请想干俩岗呢！”

集体工和全民工日日打交道。姐夫没少听见全民工抱怨，累、脏，不爱干。他说如果自己能变为全民工，不定乐成啥样呢。

2013年夏末，市里最低工资涨了150元，上调至1050元。可到了年末，姐夫手下女工的工资仍不达标。春节前，他忍不住跟经理提建议，“咱也跟着涨点吧。”经理回答说：“嫌少就走人，多少人还在后面等着呐。”他无言以对。

年终奖，他盼着经理能给发一万元，“那我就给他扔7000元”。结果，经理只发了2000元。姐夫考虑再三，没去给经理送礼，“他爱咋咋地吧！”

酒喝到最后，姐夫眼圈有点红。他说，自己也想多挣钱，但以集体工的身份几乎无望。“我也不多合计，能把你姐和孩子照顾好啥都妥了……”

欣然说，马年春节过得得陇望蜀，自己心里是五味杂陈。2月6日，农历马年初七傍晚，她踏上返回沈阳的客车。熟悉的乡村夜色笼罩，在车窗里望去竟透着莫名的疏离感。

她觉得就像这马年春节一般，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冷峻。

责编/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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