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结构与作者的立场
——论《浮云》中人物、叙述者和作者的关系

赵海涛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2.名古屋大学 文学研究科， 日本·名古屋 4648601)

叙述的结构与作者的立场
——论《浮云》中人物、叙述者和作者的关系

赵海涛1,2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875； 2.名古屋大学 文学研究科， 日本·名古屋 4648601)

二叶亭四迷小说《浮云》着力刻画了主人公内海文三从免官到失恋的整个过程。小说中人物与主人公的关系设置、叙述者的写作技巧和叙述视角，无不体现出作者巧妙的情节设置和叙事策略，而这一点正是由隐藏文本之后的作者的立场所决定。结合日本明治时代的社会背景，从人物、叙述者和作者三者间的关系等叙事层面入手，对廓清《浮云》的文本构架有着重要意义。

二叶亭四迷；浮云；内海文三；叙述者；作者

二叶亭四迷是日本近代文学形成期的重要先驱，其发表于1887年6月的长篇小说《浮云》作为日本第一部近代写实主义小说[1]38，历来为中日学界所重视。迄今的研究者们大多从其“言文一致”的文体上的创新和作者精准的心理描写等写作技巧层面对该作品展开探讨。对此，亦有学者概略指出，该小说对写实主义实践和文本体现出来的批评现实主义精神是奠定其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开山之作的首要原因。[2]而要具体论证这一点，就需要回到《浮云》元文本中，运用西方文艺理论中对文本人物、叙述者和写作者等考察视角，结合当时日本社会经历明治维新后，面对近代转型过程中西方舶来文明的实际情形，深入解读二叶亭四迷《浮云》文本内涵，“知道在说些什么，更要知道他(作者)是怎么说的”[3]33，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这是本论文的着眼点所在。

一

《浮云》围绕着正直而有学问的政府小办事员内海文三展开，讲述了其不擅官场逢迎之道而被排挤免官，在复职无望且失去经济能力后，被恋人抛弃的故事。毋庸置疑，《浮云》的主人公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明治青年。二叶亭四迷选择塑造内海文三这一人物形象之时，并非单线式的纯粹描述，而是设置几组人物间关系的对立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

首先是文三和父亲的对立。在文本第一部第二回开篇就如此介绍文三的父亲：“高个子男子本名内海文三，静冈县出身。父亲原本奉职于旧幕府享受俸禄。幕府倒台后，参加王政复古但时运不济，最终不能得以重用，于是蛰居在老家静冈聊度余年。”[4]175-176父亲最终难逃窘困病死的命运。父亲一生的变故内海文三自然非常清楚，因此，文三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清晨早早起来背着便当去上学，回来途中径直去附近的私塾，从不偷懒”[4]176。在这里，文三和父亲就形成了第一组对立。父亲是明治前幕府旧臣，因循守旧，对维新是持否定态度的，幕府倒台后闭门不出就是明证。而出生在明治时代的文三却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接受了新教育，并有机会来到日本的大都会东京谋得官职。事实上，文三这个人物的塑造绝非个案，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含义的。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作为日本近代化标准的明治政府登上历史舞台。此时的广大知识分子大多为明治时代的同龄人，因此明治社会面对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政府倡导大量吸收西欧科技文明的同时，通过新学的开展实现民族的振兴。[5]9文三选择对仕途的追求其实就是默认了对西欧文化的追随，在这点上，他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没有二致。

其次是文三和同事本田升从同一到对立的过程。文本开始的时候，文三是和本田升同时出现在小说叙述中的。夕阳下，下班归来的两个青年出现在明治时代东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这说明到此为止，二人还是处于表面上的同一关系中，但是随着文三的免官事件发生，保住了职位的本田升就开始与文三成为对比。文本中其实一开始就埋下伏笔，文三在官场上木讷，不擅恭维上司，甚至从上班第一天起就对自己看不见出路的未来心生厌倦。而本田升正好相反，他为了升官鲜廉寡耻，出卖同事，向上司的妹妹献媚邀宠，甘愿成为上司的狗腿子，极尽阿谀之能事。生活中同样如此，在文三被罢官留宿在叔父家时候，本田升明知文三不善言辞，于是巧言令色，借机讨取文三叔母阿政的喜爱，再通过玩弄一系列伎俩将文三的未婚妻据为己有。面对本田升在工作和爱情上的双重凌辱，文三最终选择了宣告与本田升绝交。绝交事件的发生可以看作是主人公文三对本田升所代表的社会转型期一脸奴才相的小官吏们的不屑和反抗。

最后的一组对立是文三和未婚妻阿势的关系。阿势是文三叔父家的表妹，文三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就被接到叔父家接受新学教育，阿势亦接受了近代的西方教育，满嘴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腔调。在这里，可以将阿势视为明治初中期的新时代女性，表面上都反对旧的事物，还利用闲暇时间去私塾学习英语。在这里，阿势貌似和文三志趣相投，但是实际上，阿势只是耽爱西方事物带给自己官能上的愉悦，例如不分场合的责备母亲阿政没文化，向女佣阿锅吹捧新式的男女爱情。在本田升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并萌发好感后，立刻投怀送抱，还将自己的心情告诉文三。于是阿势和文三的感情从之前的谈婚论嫁，一下子跌到分崩离析的冰点。对于爱情的崩溃，文三一直在做努力尝试弥合。他不断地向阿势告白和妥协，希望阿势回心转意。文三的再三妥协换来了阿势更为放肆的与本田升交往，最后向文三宣告自己要嫁给本田升，声称本田升是自己的丈夫。[4]280文三和阿势的关系从对立走向难以挽回的决裂。

通过与文三相对立的人物阿势的塑造，二叶亭四迷刻意讽刺了明治维新引进西学后接受效果的肤浅性，这点已有学者论及不再细谈。[1]168除了上述三组对立外，文三与上司、叔母、叔父，以及在老家的母亲在某些程度上都构成人物关系上对立。例如，文三免官后，尚有复职的机会，这要求文三私底下与上司斡旋而获得转机，随着文三对自我尊严的选择后，他站到了上司(擢升下属要求)的对立面。同样，叔母寄望文三振作起来复职，在叔母看来，文三一味自我沉沦不思进取，并最终萌生了将文三赶出家门的想法。文三和未出场的叔父、老家母亲的关系同样如此，在利益上构成矛盾不能化解。也正是这些矛盾，将文三导引至爱情幻灭和前途无望的境遇。

二

以上是从人物设定层面对《浮云》的文本展开分析，若回归至文本的叙事层面，即叙事文本的叙事行为的具体完成过程层面，这就有必要对“将一些人物和几个故事汇拢聚合在一起，向我们(文本读者)提供一个欣赏与批评的具体框架”[6]107-108展开切分。而在一般的切分中，叙述者的叙事视角是最被关注的焦点之一。

《浮云》的叙事者就是将主人公内海文三从丢官到失恋的故事讲述出来的实施者。读者也正是通过这个叙述者的讲述而获悉故事的情节，明白故事的原委和因由。在《浮云》第一部第一回开头这样写道(为论述方便，引文中①②等序号为笔者所加)：

①距离阴历十月底尚余二日的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秋深露重，海潮停歇，从神田城门里汹涌而出的人群只能窥得其下巴，如蚂蚁般聚拢，如蜘蛛般飞快散却。②待定神细看，个中形形色色，从胡须的造型逐一列举，就有口髭、颊髭、颚髭、虬髯，还有最近颇为流行的拿破仑髭(威武凸起外感阳刚，笔者注)，以及比斯马克髭；除此之外还有短腿鸡髭、貂髭、似有似无髭，生得形形色色。③胡须造型不一样外，不一样的还有服饰。④一袭黑衣外加法国皮靴，这身打扮的男子鼻毛向外伸展，如同要钓住周畔飞舞的蜻蜓似的。⑤比这位个子稍矮些的另一位身着苏格兰毛料的西装，略显疲惫的脚上是双牛毛皮靴。[4]171

从上文五句话中可以看到文本叙述者是如何展开文本故事情节叙述的。①首先是全景式俯瞰，描写了时间、地点、景色以及经过神田城门人群的熙攘情景。②紧接着镜头聚焦变短，对准城门里经过的人们的胡须，并不厌其烦的展示出都有什么造型。③从胡须完成向服饰的过渡。④很自然地将镜头对准了第一个具体呈现的路人。⑤继续转换镜头下侧，对准了文本的主人公，即下班归来的内海文三。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叙述者是站在全知全能者的立场上对文本展开叙述。

此种叙述方式亦是之前日本传统文学常采取的叙述策略。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学者小森阳一已有精辟论断：

通过描写都会的人群，过渡至两个青年的登场的手法，不禁叫人想起了汉文体风俗志所描写的新东京中都市空间的鸟瞰图。与此同时，总觉得暗示了农村人出身的知识分子(书生)因为和此都市空间不协调(大多数情况下因为缺乏城市生活的常识)而引起的“事件”发生。总之，都市的人群描写体现了当时的新文学的一种自我证明，但这种说法未脱当时众多作品中的陈腔滥调亦是不争的事实。[7]23

从上论来看，至少印证了一点，那就是全知全能式叙述视角是日本文学的传统之一，自然不能认为是二叶亭四迷的独创和特色。在这里，二叶亭四迷只是对已有文学传统的一种继承和些许的改变(例如镜头聚焦的变化和镜头位置的迁移)。而这些“些许的改变”正是奠定了《浮云》迥异于同时期其他作品的重要基础。

在上述“些许的改变”的基础上，二叶亭四迷假以叙述者以全新的叙事模式，那就是不全知视角的应用和实践。举《浮云》中第八回内海文三回家发现阿势和本田升调笑的情形为例：

①文三一言不发地迅疾上了二楼。

④“都是本田死乞白赖，人家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⑤文三面露愠色，猛地一看到阿势那柳叶弯眉和桃花容颜。爱情真是危险的。⑥就这一飞瞥，他不得不想，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哪！[4]244

以上文本其中①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②中的“不假思索”和“重重地”很明显用了不全知的角度，在这句中，“不假思索”是阿势的角度，“重重地”则是旁边文三的听觉感受，是将视角从两个人物间完成切换。第③句紧接着切换后的视角，“比平时显得听话”，这是从文三的感受角度来说的，后面关于阿势的动作描写可以看作是从文三的视角中捕捉出来的。④属于语言直接引用。⑤继续采用了不全知视角切换，分别从“文三→阿势→文三”的两次切换。最后一句，又恢复到全知叙事者的视角，并向读者暴露了文三的心理活动。

其三，《浮云》中的心理描写也是该文本的一大特色之一。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专家叶渭渠认为：“二叶亭四迷描写人物的心理流程是入木三分的，他有时候通过人物自身的内心独白，有时作为第三者进行心理剖析，有时又利用客观的生活形象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几种方法交错兼用，相得益彰。”[8]78前已述及的是，文三木讷于官场的迎来送往，不善言谈，因而在故事的进展中，多次错失与阿势、本田升以及叔母阿政对话交流的机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因为他不擅于拍上司马屁而被免职的事情。一般文本叙述中除了对话就是叙述，对于文三的介绍对话不能充分展开，因而对其心理描写的如实叙述就成为可能的选择。例如文三因违背阿政的意志，不肯去找上司运作复职的事项而遭到责骂后，幽居二楼，独自察省：“孩子不知道父母的心思”[4]282等一大段话，通过一厢情愿的反思和独白来化解对叔母的憎恨，藉此以期与叔母和解。日本学界认为，《浮云》中迥异于同时代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在体现了主人公自我意识和近代性的获得的同时，也是叙述者和作者价值观一致化的同一过程。[7]54

三

《浮云》的作者二叶亭四迷最初是从事文学理论批评起家的。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1886年发表在杂志《中央学术》上的《小说总论》。其写作初衷是从日本近代批评大家坪内逍遥的小说《当代书生气质》(1885)出发，对日本近代小说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展开讨论。综观《小说总论》全文仅数百字，其核心还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真实面貌，意欲揭露出被表象遮蔽住的社会事件的实质。《浮云》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并在得到坪内逍遥的鼓励下写作出版的。

毋庸置言，内海文三是《浮云》中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在小说文本中，文三性格懦弱，对于爱情，优柔寡断，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本田升也是隐忍退让，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弱者形象；另一方面，内海文三又某种程度上兼备武士气质。后者在《浮云》文本中可以找到依据，比如，内海文三的父亲是静冈县出身的幕府旧臣，这样的家庭出身势必使得文三自小受到武士精神耳濡目染，从而影响到他后来的为人处世。例如免官后的文三面对叔母阿政与同事本田升的责难，他都一一反驳。尤其当本田升最后口出恶语时，文三立刻满脸充血，浑身战栗，握拳切齿，怒视侧对自己的本田升。这样生动的系列动作描写既表现了二叶亭四迷细腻的细节技巧，同时也间接反映出武士道中“面对侮辱拔刀相向”和“武士成士大夫者不拘小节小利，不受外界支配，以天下大义之实现为己任”[9]78的精神。

反观《浮云》的作者二叶亭四迷，其身上亦多显现出武士特质。他出身江户(今东京)，其父原本是尾州藩的下等武士。二叶亭四迷(1864年)出生之际，由于明治维新的风云机变，尾州藩迅速没落。但是据二叶亭四迷生平的资料来看，他幼时接受了良好的以儒教和武士教育为核心的教养教育，同时又在藩校接受了英、法双语课程。这一点，与《浮云》中的内海文三非常相似。二叶亭四迷是否遇到了内海文三般的爱情，目前尚无确切材料证实，但是接受过武士教育的他面对他人的挑衅和侮辱，自然亦会如文三那般“立刻拔刀相向”，这点从他在《浮云》中文三的性格设定就可得窥一二。

当然，将作者和作中人物完全等同起来的文学批评方法不可取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此处笔者亦无意要将二者混为一谈。但是作者二叶亭四迷在写作过程中，是否参照个人经历，并将之融汇到《浮云》的写作中？此问题仍有很大可能性，这自然是毋庸讳言。事实上，任何时代的文学解读中，由于时代背景、读者、文本等层面的多重差异，对文本作者的解读亦会有多重差异的出现。而且同一作者在不同作品写作时，甚至在同一作品的不同写作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文本写作策略。这就要求文本分析者或者读者最大可能的去接近文本创作时期的文本作者，或者说通过作品“隐含”的形象来认识作者[6]48。

叶渭渠在论述《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时，引用了二叶亭四迷的《创作苦心谈》：“我极为憎恶日本社会的官尊民卑风气，(《浮云》)这篇小说就是要把这一点作为中心思想的”、“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要说出人生真谛”。[10]为了要实践这样的文学主张，《浮云》中主人公内海文三成为代言人，不断地阐述了不擅长官场的阿谀风气，对上司和本田升这样的势利小人表现出不屑与讽刺。而“人生的真谛”究竟为何物，二叶亭四迷在其相关资料中并未明确提及。回到《浮云》文本中，全篇着力描述了文三从事业破败到爱情幻灭的整个过程。尽管也曾反抗，但最终还是更多流于内心层面的自我告白。

还应该提到的是，《浮云》1887年6月第一部出版，共六回。第二部六回于1888年2月出版，1889年7-8月第三部出版。至此时《浮云》共写至第19回，但直至1909年二叶亭四迷去世，都没有再出新篇。

四

《浮云》中途辍笔，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其原因自然既有时代的因素，亦有作家二叶亭四迷自身的原因。这一问题中日学界迄今亦有大量的考察，大多倾向于由于1887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被当局残酷镇压，明治维新初期自由民主的向前发展受到了空前的抑制，知识分子因而丧失了话语权，出现集体失声。作者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难以调和，价值时代的压抑和不安，使得二叶亭四迷无力将《浮云》进行到底。前文已有提及的是，二叶亭四迷认为小说家的天职就在于说出人生真谛，但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话语权的丧失势必导致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沉沦和颓丧。具体反映到《浮云》中就是内海文三无力挽回与阿势的爱情，还面临着被叔母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的境遇。当然，亦有论者认为文三的叔父是最后唯一可以挽救文三的稻草。但是文本中叔父自始至终在这个叔母当政的家庭里处于缺席，在此是否可以看作是二叶亭四迷在此故意设置的一个隐喻也未可知。小说到最后，主人公内海文三整日在二楼的房间里闭门不出，无所作为地迎接最终悲惨结局的到来。这毋宁可以说是因创作《浮云》陷入瓶颈的二叶亭四迷心境的一种隐喻。

[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高宁.试论《浮云》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8.

[3]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幸田露伴.日本の文学[M].东京：中央公论社，1970.

[5]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M].卞立强，俊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7]小森阳一.文体としての物語[M].东京：筑摩书房，1996.

[8]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近代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9]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徐颖，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10]叶渭渠.日本近代文学的里程碑——《浮云》[J].日本研究，1998(3):59-60.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陈 曦]

2013-12-25

2014-06-10

赵海涛(1982-)，男，陕西合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文学专业联培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翻译理论。

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留金发第2013[3009]号)阶段性成果。

I109.4

A

1673-2936(2014)03-006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