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非线性门限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杨 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142)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非线性门限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杨 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142)

选取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限模型，以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衡量指标进行门限测试，对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存在单一门限效应，相应的门限值为12.41%，其门限值左右两边系数分别为正相关、负相关，并且都显著，即存在一正一负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应合理安排社会保障支出，在保持社会公平合理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增长。

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面板门限模型

0 引言

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人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等微观经济决策会因为社会保障支出结构、支付方式等变化而相应变化，经济活动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会相应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常常会采取调节社会保障政策的方式。近几十年以来，世界各国由于受到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高福利政策、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参差不齐等因素的影响，有关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国内外学者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来分析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线性分析方法，有的学者认为两者为正相关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其为负相关或不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优化社会救济、改善社会福利等，这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会不断优化，社会将更加和谐稳定；但是，社会保障支出增加过多，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税收负担增加以及扭曲的社会激励，反而会损害经济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有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支出；又要防止其比重过大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深入分析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提高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选用Hansen[1]提出的非线性计量模型——面板门限模型，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分析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增长得出一些有益的建议。本研究将社会保障支出统一界定为：主要由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两部分组成。其中，前者主要构成项目包括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

1 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然而不同的研究对两者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比如：Perotti选用横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为正相关系数[2]。Cuyvers和Rayp运用非完全市场模型为研究方法，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表明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3]。Gupta等以20世纪90年代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4]。Lee和Chang选用1972～2000年亚洲1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先后分别运用单位根、面板协整、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检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对GDP有正向的影响，短期内两者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长期内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显著的相关关系[5]。杨杰等选取2003～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证实，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促进作用微弱[6]。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董拥军、邱长溶以1989～2004年数据为样本，分别运用协整方法、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其分别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负相关关系[7]。于长革利用Cobb-Douglas函数，选取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运用最小二乘法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证实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8]。还有研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如刘新等以1978～200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S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检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9]。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由于不同国家政策、法律等不一致，各项政府支出的结构差异很大，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而且大多研究使用线性分析方法，多数情况下选用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会面临样本范围较小的问题，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差别较大，其可信度较差。那么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运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

2 实证模型与样本选择

本部分主要内容为面板门限模型介绍、研究模型的构建、研究样本和数据选择。

2.1 面板门限模型介绍

单一面板门限模型要求平衡面板数据[xit，dit：(1≤i≤n,1≤t≤n)]，其下标i代表省份(自治区、直辖市)，t则表示一定时间段的特定期间(年、季度、月等)。本研究选择年为单位，且被解释变量表示为jjzzlit，门限变量表示为git，解释变量表示为xit，则单一面板门限模型可设定为：

jjzzlit=ui+Θxit+β1ditI(git≤γ)+β2ditI(git>γ)+eit

(1)

(2)

使用矩阵形式并对所有观察值累叠，将(2)式变换为：

(3)

在已知门限值λ的情况下，对(3)式进行OLS估计可获得β的估计值：

(4)

其残差平方和表示为：

(5)

(6)

获取参数估计值以后，还要验证门限效应是否统计上显著，门限的估计值与真实值两者是否相等。第一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2，对应的备择假设为h1:β1≠β2，检验统计量为：

(7)

(8)

上面是对单一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两个、甚至多个门限的情形。下面对具有两个门限的双重面板门限模型作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多重面板门限模型的情况可据此进行推广扩展。模型设定为：

jjzzlit=ui+Θxit+β1ditI(git≤γ1)+β2ditI(γ1

β3ditI(git>>γ2)+eit

(9)

2.2 研究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有关模型的介绍，结合研究的需要，构建本文研究模型如下：

(10)

模型(10)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Θ1、Θ2为相应的变量系数，I为一指标函数，ui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个体效应，eit为随机干扰项，其他变量具体含义及度量方法见下文的变量选择与度量。

2.3 样本选择

2.3.1 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研究数据选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和财政年鉴等。本文选用2000～2012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选取除台湾省、西藏自治区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GDP、财政支出、固定资本形成额、就业人数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数据。由于面板门限模型要求平衡面板数据，并且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对缺失的数据用0代替，这样得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3年共计390个观察值。

2.3.2 变量的选择与度量

1)被解释变量

jjzzlit：设定为经济增长率，用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t年的实际GDP增长率来度量。

2)解释变量

3)门限变量

4)控制变量

有关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层出不穷，为本研究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中以劳动人口增长率、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实际GDP的比率、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实际GDP的比率等较为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劳动人口增长率、固定资本形成额占实际GDP的比率作为控制变量：

ldrkzzlit：用第i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t年的劳动人口增长率来度量(其中，各省的就业人员数用于表示劳动人口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门限效应检验

我们需要确定模型(10)中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率的门限效应，求得相应的门限值。根据上面介绍的方法，分别以不存在门限、存在一个门限、存在两个门限作为假设前提对模型(10)进行估计，依次在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门限回归测试，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即存在一个门限的情况下,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双重门限、三重门限效应假设并不成立，统计上不显著；其自抽样P值分别为0.027、0.659、0.837。以下我们分析存在单一面板门限的情况。

表1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注：F值和临界值均为采用“自抽样”(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得到的结果。

3.2 实证结果

在95%的置信区间下，其单一门限估计值为12.41%，形成前面构建的单一面板门限模型：此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存在单一门限值12.41%。在门限值的左右两侧，其参数估计值不同(符号相反)。其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注：*** 、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的显著水平。

从表2可知，在所选样本量内，当门限变量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取值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两者之间的估计系数符号相反(正、负)，即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估计系数不同、并且符号相反。其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取值小于12.41%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0.534 9；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社保支出增加、社保制度会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利于经济增长。然而，当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取值大于12.41%时，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0.713 4，也就是说过度膨胀的社会保障支出会挤占其他财政支出，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效，相应会加重税收负担，对整个经济的激励产生不利影响，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表2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控制变量劳动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其系数为0.675 6，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劳动人口增长率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实际GDP中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所占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也为正相关关系，其系数为0.313 8，在5%的水平下显著，即增加固定资本投资额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因素。

4 研究结论

本文尝试采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限模型分析方法，选取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12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检验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率的门限效应，并检验该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所选样本内，根据所构建的实证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即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提高时，经济增长率随之增加，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当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增加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率会随之减少，又将不利于经济增长。该研究结论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即为：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应合理布局财政支出结构，适当配置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提高使用效率，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实现社会和谐公平合理情况下的经济可持续健康快速增长。

[1] Hansen,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93):345-368.

[2] Perotti,R.Growth,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what the data say[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87-149．

[3] Cuyvers L,Rayp G.Social security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sian tiger economies[J].CAS Discussion,1998(17):76-83.

[4] Gupta S,Clements B,Baldacci E,et al.Fiscal policy,Expenditure Composition,and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ee,2005(24):441-463.

[5] Lee Chien C,Chang Chun P.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2006,33(5):386-404．

[6] 杨杰,叶小榕,宋马林.社会保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2003-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市场,2009(28):21-24．

[7] 董拥军,邱长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07(8):80-82．

[8] 于长革.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社会经济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9):36-41．

[9] 刘新,刘伟,胡宝娣.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扩展VAR模型的分析[J].商业研究,2011(4):14-21.

2014-06-24

杨华(1978-) ，男，湖北荆门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财税政策、应用计量经济学、财务金融。

F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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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57(2014)04-00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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