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出场还是人的出场

刘洪波

在公共场合面临危困之境，你会希望获得他人的帮助，但落空的可能性是在加大的。众人围观而不伸手，表明围观并非总是力量，它有时也是彻骨的冰凉。

前几年佛山小女孩街头被车辗轧，却无人施救，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在于人们并不认为社会成员之间淡然漠视属于正常。

在公共场合，每个人是不是都要收敛起来，个体化到以自己的衣服为界限的程度？衣服是你权利的边界，别人不能侵犯，但如果每个人只关心衣服界限之内的事情，我们又何必为一个人倒在街头而无人施援感到心寒呢？

如果这个社会果然是有很多“公民”的，公共空间里的冷漠事件就不会有这么多。但不同的人说到“公民”二字，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有时，“公民”不过意味着出力放血、拉纤推磨；有时，“公民”意味仅仅围绕权利而建构。我们更加熟知的是在比较中确立“公民是什么”。公民不是臣民，公民不同于人民，当然公民也不是刁民和暴民。这是在讲公民的“正面”含义。

但说实话，有人陷入危困之境时，需要出场的甚至还不是公民，而是人。哪怕就是臣民所组成的社会，难道就一定会出现见死不救的情景？

近几年，我们时常听到新闻，外国人在我们城市的街头扶起倒地的老人、救援车祸中的伤者、跳进水里救起溺水的人。外国人在这个社会里并不是公民，不享有公民的权利，当然也无需尽公民的义务。他们是以人的身份参与到紧急救援中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区别。

其实，用权利、义务来理解救危救难虽无不可，但其实并不见得自然。权利/义务关系，是在法律框架下展开的。但是，道德先于法律，人们并非先有公正的法律意识，才去建立公正的法律秩序，而是先有公正的道德意识，才去使之法律化，使公正得到保证。人性先于法律，不忍之心、物伤其类、以己度人等等，也能赋予救急救难以合理性。信仰也能使人义不容辞去挽救生命，无论佛教徒、伊斯兰信徒、基督教徒，去救援生命也未必全是以公民的身份出场。

我们习惯了“公民”话语，因而更容易从公民角度去理解，从权利/义务关系角度去分析所有的事情，包括救危救难行为。但公民概念本身是包含一定困境的。例如，公民概念基于政治共同体，基本上对应于国籍。对边界内来说，公民是包容性的概念；对边界外来说，公民是区分性的，或者说是排斥性的概念。理想状态下，公民身份意味着共同体内无分性别、种族、语言、信仰、阶层，平等地享有共同的权利和担负共同的义务，而并不施于共同体外。

即使在共同体内，理想状态也并不容易实现。公民使用权利的能力和资源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社会上总是存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人群，因各种方式而划分的公民群体，相互间有利益、权利的协商和博弈，否则就难以实现社会共赢。这就是说，在共同体内，公民也存在着区别化、群体化的现象，边缘群体争取主流承认，弱势群体争取更多利益，试图改变原有社会分层体系与权力分配规则的努力是持续的。

救危救困的行为、公共空间的基本礼仪、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等并不依托于公民身份，而是依托于人。当一个人在街头遇到危险，待救者与施救者都不需公民身份认证；在公共空间尊重他人或获得尊重，也不需要公民资格；不损坏公共物品等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也不必基于公民认同。这些场境下需要人的出场，而非公民出场。

在公共场合出现有人面临危困的情况，应该获得基本的同情和帮助，不是一个值得辨析的事情。人作为类的存在，有基本人性。在需要人作为“人”出场而未能出场的时候，那个现场甚至不可以称为“人间”，当然更不好说是公民所组成的社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