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古今一陶子

洪劬颉

当今，中国教师不可能不知道陶行知，每个教师心中都有一个陶行知。我做老师十多年，愈发有一种感觉：不读陶行知，不学陶行知，如何做教师？但是如果我们还只是停留于“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人生只为一大事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等片言只语式地走近陶行知，无疑会造成我们对陶行知的理解的片面。

1915年9月，24岁的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修习博士课程，1917年回国应聘担任南京高师教员，1945年7月24日因过度劳累，刺激过深，致脑溢血，不幸辞世。他从事教育整30年。这30年，他发起教育改造运动，筹建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邀请他的导师杜威、孟禄来华讲学，与蔡元培先生等国内教育家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起成立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先生对中国教育的改变和走向现代化（不止只是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的意义和价值还必将进一步彰显。

一、陶行知先生的伟大之处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既是对陶行知先生一生丰功伟绩的高度评价，也是他作为“万世师表”的核心价值存在的凝练呈现。陶行知先生之伟大，伟大在哪里呢？

1.伟大的爱国情怀。

甲午战争失败引发国内朝野极大震动，特别是民间力量涌起，对清廷的体制充满忧思。在之后短短十多年内，中国学生群趋东邻，远赴欧美，寻求解决生死存亡之良策，形成了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并产生了民国时期在政治、实业、教育等领域影响此后中国百年的一代领袖人物。而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陶行知、晏阳初等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陶行知先生在1916年2月16日《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的一封信》中如是表述自己远赴求学的目的：“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我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这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促成的。”“再经过两年多的深造，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的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制度。它将是唯一能够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在通信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如果说还有求学之功利因素存在而有“唱高调”之嫌的话，那么，他16岁在耶稣内地会所办的学堂读书时，即在卧室墙壁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则显得“少年心事当拿云”。同时，他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节录）一文中指出：“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须归于劣败。”1917年毕业，在回国的船上，陶行知立下“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宏大志向，并终生不渝。

2.伟大的平民情怀。

陶行知先生在自述中说：“我的中国性和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1914年，23岁的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这篇论文虽以政治为题，却处处指向教育，特别是指向平民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917年，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回国，开始兑现自己作出的庄严承诺。1923年7月，他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务科主任之职，并拒绝了北洋政府任命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职位，同时还谢绝了母校金陵大学聘任的校长一职，而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认为，平民教育关乎国家之前途。他认为当时“中华有民国而无国民”。陶行知思考的是：我们要如何才能使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要如何使中华九万里河山，确成为“国民的民国”？——简单一句，要仰仗平民教育。他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直言之，就是平民教育问题”。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陶行知指出：“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认为，如果中国的平民教育质量不提高，中国的教育就没有希望，中国也就没有前途。为此，他大声疾呼，身先士卒，创办了晓庄学校和育才乡村学校等，创办了工学团，编写了四册《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识字的课本，并亲自教农民识字看书。为平民教育，他忧心如焚，鞠躬尽瘁，其教育大爱感召日月。

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教育哲学是他平民情怀的集中体现。“生活即教育”不同于他的老师杜威所提的“教育即生活”，两者尽管在表述上相像，然而却有本质的区别。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指出“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是合理的生活，就是合理的教育，是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所谓之生活，未必是生活，就未必是教育。”在陶行知看来，“生活即教育”有六大目标，即：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有计划的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到老，活到老。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3.改革创新的教育情怀。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人民教育家”所体现的是他的“爱国情怀”和“平民情怀”，教育思想家所体现的是他博大精深、中西贯通的教育思想体系，而“教育改革实践家”所体现的则是他对教育改革的勇于探索和勇于实践的精神。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改革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实践。

1918年4月，他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全面分析了旧式教育的五种弊端，提出“新教育”的设想，并指出教育由旧教育向新教育转变的途径：“教育之所以旧者五，革而新之，其惟试验。”并指出：“故欲致知穷理，必先约束其境况，而号召其象征，然后效用乃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陶行知从踏足教育伊始，便充满了教育改革的精神。

由于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影响，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主要运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开展教育实验。1923年9月在南京创办安徽公学（即南京六中，后合并为南京三中）；1927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学校；1932年在上海创办工学团；1938年6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他在学校、村庄、工厂作演讲、上课、编写教材，和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经历了八年的试验后，陶行知回顾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的新路。‘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至此翻了半个筋斗。——他要我们在生活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绝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了。在实用主义方面，这是与心理学、社会学理论紧密相连的，即‘杜威之集成教育哲学也。”这也形成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三大核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从他一生的从教经历来看，他提出并践行了“教育改造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等七大教育运动，每一次教育运动都有鲜明的教育改革主张、纲举目张的教育改革措施，波及一方，影响深远。

可以说，陶行知先生勇于改革的教育情怀是他爱国情怀、平民情怀的具体体现。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他认为：“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虽然，试验岂易言哉？知其要而无其才，不足以言试验，有其才而无百折不回之气概，犹不足以言试验也！故试验者，当内省其才，外度其势；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复贯以再接再厉之精神，然后功可成也。”

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

陶行知先生毕其一生构建了完整、鲜活、恢弘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为“生活教育、民主教育和创造教育”等三大领域。在每一大领域，他针对生活教育、民主教育和创造教育既有思想的架设，也有实践的支撑。这一重大贡献真正改变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对苏派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本土的”。陶行知先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本土的伟大教育家。尽管他曾受过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杜威、孟禄等大教育家的师承和影响，但是他毕生追求的、努力的、从事的、研究的、实践的都是完全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早在1913年创办《金陵光》时，陶行知先生就表明了自己关于中国未来新文化的取向：“新的中国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产物。这两种力量的联合赋予了中国的现状以色和彩，并决定其未来的命运和希望。……凡是好的必须保存和吸收，凡是不好的必须加以扬弃，不论其来源于新和旧。”在1922年教育改造中，他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中说：“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它；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它。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它；如不适用，就除掉它。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

他于1919年9月所提倡的“新教育”，对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主张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其中涉及新教育的需要、释义、目的和方法；并对新学校、新学生、新教员、新课程、新教育的考成等具体问题也做了设想。他说：新教育应当是一种“适合现在生活需要的教育”，是“自新、常新、全新”的，这“三新”也是区别于旧教育的标识。

陶行知先生一生教育实践和探索都是为了中国，为了中国的人民，特别是平民。他教育思想的“本土性”，与他伟大的爱国情怀、平民情怀是分不开的。

2.“活的”。陶行知先生留给后世经典的教育理论是“活的教育学”。他认为：活的教育是与时俱进的教育。早在1921年，时年30岁的陶行知在目睹了旧中国教育“沿袭旧法，仪型外国”“守陈法而不革，拘故步而自封”、教师只顾闭门死教书、学生只知埋头死读书、教育与时势严重分离的状况，对腐朽没落的旧教育、死教育提出了大胆挑战：“文化进步，是没有止境的；世界环境和物质的变化，也是没有一定的。活的教育，就是要与时俱进。我们讲活的教育，就要随时随地的拿些活的东西去教那活的学生，养成活的人材。”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师范，以“活”为校训，创办“活学校”。他说：“时势的变迁，是有进无已的。办教育的，就要按着时势而进行，依合着儿童的本能去支配。有许多教科书，在从前要算是很新很适用的，在现在却变成腐败不堪了。我们讲活的教育，就要本着这世界潮流的趋向，朝着最新最活的方面去做。”

陶行知先生追求的“活教育”，首先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活的教育”，是顺应世界潮流和时势的，与国家命运、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教育，否则，便是“死教育”，或是“不死不活的教育”。同时，这种“活教育”，又要求办教育的人“总要把小孩子当作活的，莫要当作死的”。要把儿童当成有生命、有思想、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反对把学生视作“文化的奴隶”，当作“知识的容器”，进行填鸭式、注入式教育。所以，活教育又是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学生特长、爱好的一种教育。

3.“实的”。从陶行知涉足教育领域始，便非常注重“实”。他在1923年至1929年担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期间，确立了“实”字校训，并由当时的教育总长熊希龄题写，陶行知先生亲撰训文，其中谈到教育学生“德性宜笃实、知识宜富实、身体宜健实”。此三点也为后来“三好生”之滥觞。这一理念在南京市第六中学（现为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100多年的发展史上被代代传承，不断创新。特别是近年来，南京第三高中一直秉承陶行知“实”之校训，践行“行知精神”，提出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美术的精神”，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共学、共事、共修养”，以特色课程促进高品质拔尖人才成长，优质落实国家课程，坚持推进素质教育。

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实”的特征还体现在“重在实践”上。陶行知先生强调的“教学做合一”，对后来的教育理念、实践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陶行知全集》中有十余篇题目都是直接或间接表述“教学做”三者关系的。“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处于“核心的核心”地位。它既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教育哲学的具体体现，也是陶行知教育改革的肇始之举。1918年5月，在筹组南京高师教育专修科时，他在教育会议上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的主张，但经过两小时辩论，也未获通过；1919年2月24日，他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上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不久，就进一步提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后来发展为“教学做合一”的完整体系。

陶行知先生在《教学合一》中对教与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必须和他自己的学生联络起来，也即，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1926年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做有系统的叙述。他在1927年6月3日晓庄师范寅会（也就是早晨五点钟有一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寅会，筹划每天应进行的工作）发表演讲《行是知之始》，对王阳明先生“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做了全面而辩证的分析，突出“行”之重要性。1927年11月2日，他在晓庄学院寅会上发表《教学做合一》的演讲，具体阐述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并特别指出“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强调了“做”的地位和作用：“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真学。”1929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做学教合一”的总解释》，对“教学做合一”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和总结：“‘教学做合一的要求是：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教的法子。做一件事，就免不了这三方面。所以，‘做学教是有连环性的。”为说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也就是集中在‘做之一字”，把沿用多年的“教学做合一”表述改为“做学教合一”，强调“做”的重要性。

可以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既不是生搬硬“学”来的，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完全是实干“做”出来的。这和陶行知信奉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思想完全一致。与其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理论创新，倒不如说这是陶行知的实践创造，是在为了改变中国教育之现状而进行的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4.“全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与实践涉及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儿童观、课堂观、教师发展观、课程观、教育创造观、师范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等等，几乎与教育相关的领域，陶行知先生都做过深入的思考和卓越的实践。

陶行知先生对百年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贡献善莫大焉。陶行知先生是“苏派教育”乃至全国教育的重要人物，他的教育观、儿童观、教学观、课程观等一直到现在都在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实践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教师的楷模。我曾撰文《苏派教学：活实和谐，祛魅归真》，就苏派教育“活”“实”和谐的整体特征加以剖析，而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在全省中小学幼得到继承与发扬，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要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如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是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学院时所办的附属小学，该校以陶行知“活的教育”为核心，张扬知行合一的“行知文化”，追求“求真教育”品牌，主张学生在生活与社会中学习知识，练就本领；并用所学知识与能力，去创造生活，服务社会，形成了扎根于陶行知“六大解放”思想下的“陶娃发展计划”课程体系。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他们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了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正如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说的，第一流教育家“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他富有独特的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必将为中国教育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者单位：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