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瞻日出乡

王振忠

地处九州西北部的长崎，原本是个小渔村，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带被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发现，他们发现此处的地理条件极佳，遂将之开辟成商埠。此后，“商贾通殊域，繁华冠九州”，长崎逐渐取代了周围的其他港口，成为九州一带最为重要的通商码头。

一六零三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德川幕府建立，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此后，长崎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成了日本与外界接触的唯一正式门户，鉴此，它被称作“日本之玄关”。所谓玄关，系指日式住宅入口之处。“日本之玄关”，是比喻日本与外界接触的门户。当然，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锁国之窗”—因为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其时虽然也通过萨摩藩所控制的琉球国，与中国展开间接贸易，并在对马和松前与朝鲜及俄罗斯有所交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正式的对外窗口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崎。

在九州一带，很早就有中国人的活动。晚明时人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记载：“有刘凤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朱氏系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人，曾担任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涌幢小品》一书，大致完稿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万历三十六年为一六零八年，时当日本庆长十三年。可见，德川幕府成立以后，明朝商人纷至沓来，人数愈益增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已增至二三千人。

《涌幢小品》中提及的刘凤岐，是一位在长崎活动的唐通事。所谓唐通事，也就是在中日贸易中负责翻译和其他交涉事务的日方人员，这些人的祖先基本上都来自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南方各地。根据日人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刘凤岐原系江苏淮安人，归化日本后，取名为“彭城太兵卫”。

明朝灭亡后，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仍持续发展。虽然在清初，为了对付反清复明的敌对势力，推行海禁政策。如实施迁海令，让滨海各省的居民内迁，以防止他们与海上的郑成功集团相互联络。在这种背景下，前往长崎的中国商船数量一度急剧减少。不过，及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清王朝将台湾收入版图，海宇奠安，翌年便开放了海禁，鼓励内地商船前往东洋贸易。此后，抵达长崎的商船成倍增长。这些中国商船履危涉险，将图书、生丝、砂糖、陶瓷、中药和书画古玩等输往日本，并从东洋带回了日本盛产的白银、洋铜以及海参、鲍鱼、海带等。

面对源源而至的中国商船，德川幕府开始担心因洋铜、金银之输出而引发的利源外溢，最终会削弱日本的国力。为此，他们殚精竭虑地筹酌良策加以限制。贞亨二年（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幕府颁布了“贞亨令”，实行定额贸易，限定来舶商船的年贸易额。元禄元年（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又限定每年入港的中国商船总数。稍后，为了遏止走私贸易，防止天主教徒变生不测，在长崎十善寺建造了唐人屋敷，限定来舶的中国商人集中居住，不准他们自由出入。

在日本文献中，唐人屋敷也写作“唐人屋铺”（亦称“唐人馆”或简称“唐馆”，少数日本汉籍称为“清馆”）。关于唐馆，《琼浦佳话》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原来这唐馆，造得铁桶铜墙一般，滴水也不漏，周围土墙，高有百尺，四方角落头，各有一个守办的房子，……昼夜看守，纵或有个飞檐走壁的手段，也过墙不得。门口也有插刀手，寸步不离，日夜看守。但凡买一尾鱼，买一根菜，都要经他查验，方可进馆。街官房里，也有街官、五甲头、财副、部官等样人，轮流值日，通事房也如此。但凡唐人有甚事故，替他料理了，他那街官，一夜三次，通馆巡消一回，千叮万嘱，不许唐人炒闹、打架，火烛小心……

《琼浦佳话》为唐通事的教科书，也就是培养长崎翻译和贸易人材的汉文课本。该书大致成书于十八世纪前期，也就是唐馆建成后的数十年。从书中可知，唐馆建得严严实实，四周有高墙环绕，并有哨兵把守，将中国人与馆外生活的日本居民完全区隔。唐馆门口，有日本插刀手看守。而日常管理中国人的，则是日本的街官。街官也就是“町长”，在江户时代，长崎的每个町（亦即每条街）上都有一个街官、三个五甲头、一个财副和一个总管。五甲头是街官的副手，负责唐馆的治安以及事务沟通。插刀手亦即日本的武士，这些人精通拳法、枪棒，在腰间别着两把刀，专门负责搜查。可见，唐馆建成后，馆内的船商水手，就受到日本方面的严密管制，极不自由。

关于江户时代长崎唐馆内中国人的生活，最为生动的汉文描述当首推《琼浦佳话》、《译家必备》等唐通事教科书，而最为直观的图像则莫过于各类的唐馆图。目前，关于长崎唐馆图已出版有两种资料集：一是二零零三年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二是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唐馆图兰馆图绘卷》。

《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一书收录的唐馆图和兰馆图，原本收藏于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后经日本学者原田博二解说，由长崎文献社出版。其中的“兰馆”是指荷兰馆，因为在江户时代，作为“锁国之窗”的长崎，除了中国之外，欧洲的荷兰商人也被允许前来长崎，与日本展开贸易。与中国商人被强制居住于唐馆内的情形类似，荷兰人也被限定居住在长崎的一处扇形人工岛—出岛一隅，这就是“荷兰馆”（简称“兰馆”）。

《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中的唐馆图，由长崎著名的画家石崎融思所画。石崎融思的生卒年代为一七六八至一八四六年，相当于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此人久擅才华，绘画作品相当不少，除了《唐馆图绘卷》之外，还有《清俗纪闻》和《长崎古今集览名胜图绘》等，这两部书中的图画，也都由他执笔绘制。

至于二零零三年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则由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编著。大庭修是日本著名学者，其治学领域包括秦汉法制史、简牍学以及中日交流史，撰写的学术专著皆以功力深厚蜚声学界。一九八四年，大庭修出版的《江户时代吸收中国文化之研究》，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史料，深刻揭示了汉籍输入日本的盛况，该书于一九八六年荣获日本学术研究的最高奖—日本学士院奖。此外，他还主持、编辑了一大批有关中日交流的相关史料，《长崎唐馆图集成》便是其中的一种。该书收录了日本国内收藏的二十九种唐馆及相关的图像，并附有资料解说和数篇研究论文。

现有的唐馆图，就其保存形态而言，除了作为出版物的插图以及单张版画、简单的手绘图之外，最多的便是彩色画卷、画轴和屏风。例如，原藏日本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佚名《华人邸舍图》一卷，在《长崎唐馆图集成》一书中被分成八幅展示。其中的首幅，画面左边有两个中国人在洗涤衣物，水池边则是以竹竿支起的架子，其上晾晒着蓝色衣裤以及绿色腰带。右边围墙之内有松树数丛、修竹几竿，奔跑其下的禽畜包括山羊、猪、公鸡、母鸡和小鸡。这些，应当都是唐人从中国带来的。此外，水池边还种有一棵树，树枝伸向池中，其上开着一些不知名的白色小花。

当时，船员水手从中国带来活的家畜、家禽。如《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中，就有中国水手搬运行李的场景，从中可见，中国人从本土带来了公鸡和活猪。而在《长崎游观图会》中，还画有唐馆内中国人杀猪的场景。对此，《译家必备》中有一段唐通事与中国总管的对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后的变化：

唐通事：“总管，船上有活猪带来没有？”

总管：“船头第一个舱两边盖板底下有三口活猪。”

唐通事：“这个为何到于今还没有宰呢？当年也不曾通知你么？于今活猪是不许你带进馆，你们拿进去，养在里头污秽了地方，所以一概禁他，不许带进馆，前番几个船带来的活猪，也赶出外头去了。”

总管：“晚生不晓得，昨日当年老爹也没有什么话，若是早晓得这样的缘故，昨日就宰了。”

唐通事：“既然这样，今日且带进馆，明日就杀了罢了。”

在长崎唐馆图中，经常可见散养猪、羊、鸡的图景。一般来说，此类的场景应当反映了乾隆时代以前的情形。这是因为，《译家必备》当在日本宽政七年（一七九五年，清乾隆六十年）便已成书，按照上揭的描述，至少在《译家必备》成书前夕，长崎当局便已开始禁止中国海商在唐馆内圈养活猪。不过，也应当考虑到一种情况，图像资料未必完全反映历史真实。元禄八年（一六九五年，清康熙三十四年）刊行的《本朝食鉴》，先是引李时珍等人的论断，对猪做了详细解说，并指出：“猪脂，痬医多用以为傅敷之治，本邦多不服之。韩客、蛮人来朝，用脂涂炙，食调煮食，每服之，故对岛、长崎之人尽有食之者。”《本朝食鉴》为日人野必大所编，号称“日本版的《本草纲目》”。文中之“对岛”，也就是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对马，这里指出了日本与外国（包括中、朝及欧洲）在饮食习惯上的不同，特别是其中的“华和异同”。因此，猪这种食用性动物，在江户时代实际上成了日本画家用以烘托中国情调的一种要素。譬如，日本画家宋紫石在其所编的画谱《古今画薮》中，就有一幅猪的形象，如今看来，颇类健硕威猛的野猪。而广濑青村则有一首《浦上》诗曰：“亩亩移来吴国菜，家家唱起越姬谣。村童斗狗游正倦，倒跨肥豚过野桥。”此处的“吴”、“越”，均形容长崎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而末句以“倒跨肥豚”入诗，在中国诗歌中似乎并不多见，这正说明—当时的日本人是以来自域外的猪，来衬托长崎的异国情调。

《华人邸舍图》第二幅池塘曲绕，其侧有二人下棋，另见一人驻足观看。棋旁放着水壶，并在把手处斜插着一根烟管。水池畔的道路两侧，开着两爿小店。右侧小店边，有人似乎正在用面粉做着某种糕点。而左侧紧靠着水果店的则是一家酒楼，透过窗户我们看到，楼上壁间挂有花鸟图画，餐桌边四位戴着暖帽的清人正呼卢喝雉，杯酒言欢。楼下三人则优游缓步，带着一条神气活现的撒欢小狗。而在两爿小店之间的通道上，二人相向而行，一位挑桶，另一人则提着壶。

在当时，馆内唐人设肆陈列各种日用货品极为常见，这些下层水手，借此赚些蝇头小利。对此，《琼浦佳话》即曾描摹：“再说弟兄在馆中，各自开小店，出卖杂色东西，务本营生，也有守些本分的。”而《译家必备》之开首《初进馆》，其内容是一位见习唐通事首度前往会馆，向唐船的船主们做自我介绍，继而初次步入唐馆内。当时为其领路的中国海商陈三官，就提到沿途所经处，有“几个蓬子开店的，卖杂货、做糕饼、做裁缝、卖烧酒、卖面食”。关于这些蓬子小店，各种唐馆图中多有展示。从中可见，其旁各有招幌，招幌上所写的文字各不相同，有的标着“出卖”、“有酒”，有的则写作“烧酒”、“上好香饼”等。但无论如何，这些小商品，应当都是卖给馆内其他中国人的。

第三幅为两层楼房，楼上五位清人在弹奏笙、笛、古筝、月琴等乐器，最左边另有一人端着茶，正走进房间。而在楼下，共画有三人，其中的两位注目凝盼，似乎是在驻足聆听楼上传来的美妙音乐。据《长崎志》“唐馆”条记载：“月夜楼上吹笛，其声清亮，曲中有望国之思，题为华馆笛风，即居镇治十二景之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长崎方志中也有“八景”、“十二景”之说，“华馆笛风”即是其中之一。对此，文政初年（一八一八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日人饶田实斋编纂的《长崎名胜图会》卷首，即有同名诗曰：

华馆楼高风露清，巧吹玉笛远飞声。

曲中多折故园柳，月傍关山夜几更。

该诗题记曰：“月夜吹笛，曲中有望乡之泪。”江户时代，在唐馆内外流行的乐曲主要有《九连环》、《茉莉花》、《算命曲》、《平板调》、《将军令》和《金盏花》等，这些乐曲历世传承，后来被统称为“明清乐”，成为长崎的“重要文化财”（相当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幅的核心部分是一座福德宫（供奉福德正神，亦即土地祠）。乾隆时代三度前来长崎的徽商汪鹏，在其所撰的《袖海编》中，详细描述了唐馆内的建筑以及日常生活，其中提及：“土地祠庭宇稍隘，阶下有池，池上有桥，周以粉垣。”从图幅上看，宫门两侧檐下挂有绣着动物纹样的灯笼，门前有人跪在红垫上拜瞻神明。在其右侧，三人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右侧画面台阶之下，还有二人正聚首快谈。整个画面都点缀着红花绿树，煞是好看。

第五幅画上有三个旗杆，其中的两个各斜挂着一面橙色红边的旗子，旗上皆写着“愍德”二字。右边地上铺着一块大布袱，五个清人正围着一个碗掷骰赌钱。四周或坐或站，围着数人旁观助战，其中有人手持烟管，或手捧点心、茶壶。左侧二人，则扛着一捆桅绳经过。另外，画面上还有两处兜售食品的小摊。关于掷骰赌钱，《琼浦佳话》亦曾状摹：

（唐馆中的中国水手）也有撒泼放肆的，不嫖便是赌钱，每日到晚间，点个亮来，照耀如昼，或者十来个人，或者五六个人，各库里走拢来，攧钱耍子。怎么样叫作钱？或者八个，或者六个，出来，或字或背，一色的叫作“浑成”，也有七个，也有五个，出来，一背一字，间花儿的去，叫作“背间”。赌得你输我赢，争论起来，输急的是输急，欢喜的是欢喜，打的打，走的走，偷的偷，抢的抢，好不炒闹！

“钱”的做法，早在冯梦龙的白话小说中已有描摹，此处提及当时因赌博而引发的诸多纠纷，这在不少唐话课本中都有记载。

第六幅画面是唐馆的二门，几位清人正陆陆续续地走出二门，其中一位已走下台阶。左边画面上两位正在攀谈的清人，刚买好鲜鱼和蔬菜，正要返回二门之内。而在台阶之上，一位日本人正在对左手持扇的清人搜身。另一位正走下台阶的清人，也被日本人搜查。二门台阶之下的右侧，有一间和式小房间，榻榻米上坐着一位日本人，正警惕地监视着出入的清人。

第七幅的画面最有人气，其中出现的人物多达四十余位，它是刻画在唐馆的二门与头门之间清人与日本人的交易：画面上的日本人，在售卖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包括鸡、鸭、鱼、肉、碗、壶以及柴火等），有人还在问价，有的则提着刚买好的鸡、鸭往回走。画幅右边尚有三人正打恭作揖，相互行礼。对此，《长崎志》记载：“二门之交，有五甲头亭、大小通事舍、看货所。唐人晨夕出此交易，门有土公祠，其侧小商开店，挂牌陈设酒果等食物，互市相便。”

第八幅是唐馆的头门。门的两侧，一左一右各站着两位插刀手，似乎正盘问着从馆外归来的中国商人。在他们之前，则有一位日本人扛着货品，正走进大门。另外，该幅图右侧，有天明壬寅日人藤一纯的《跋华人邸舍图》：

夫华人来舶于长崎者久矣，其船所载来文籍、药物等，利民者多矣。其初幕府有命，建邸舍于今之地，俗所谓十善寺唐人屋敷是也。或云：盖此地寺观之旧趾[址]，故有此名云。吾昔年于士人之家，借此图而模得之。传道此本先世邦君命良工画之，别有《红夷邸舍图》一轴，并以为一函云尔。

据此可知，这轴《华人邸舍图》，是早年长崎地方官命令丹青妙手所画。天明壬寅，亦即天明二年（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跋中提及唐人屋敷之由来，其中也谈到“红夷邸舍”，也就是长崎出岛的荷兰馆。据此，《华人邸舍图》原是与《红夷邸舍图》合为一轴共为一函。这让我联想到，前文提到的《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也是将唐馆图与兰馆图合为一体。另外，《长崎唐馆图集成》中还收录了《唐、兰馆图屏风》等。这些都说明，作为对来舶长崎外国商人之描摹，唐馆和兰馆的相关图画，经常是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整轴画卷来看，在《华人邸舍图》的跋与其他图幅之间，有一处明显的粘贴痕迹。所以我很怀疑，这个跋其实是后人在装裱时重新粘贴上去的。而就画幅原先的顺序来看，应当是倒过来排列，换言之，应当是从进唐馆大门，到二门，再到唐馆内部。而跋，则应当粘在现在的第一幅之后。事实上，《长崎唐馆图集成》中收录的唐馆图，有好几种都与《华人邸舍图》大同小异。图幅的顺序也应先是唐船抵达长崎，然后才进入唐馆头门、二门，再到唐馆内部，从逻辑上看也显得更为合理。

现存的长崎唐馆图，就其内容来看，有的重在展示唐馆的整体布局，有的聚焦于唐馆内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的则状摹了中日贸易的整个过程。还有少量的唐馆图，除了唐馆内的生活细节外，还涉及馆外日本人的劳作。就一般的构图而言，整个画面多是景物鲜妍日色融和月白风清，点缀于闲庭空廊间的船商水手也大多锦衣华丽，穿插其中的日本游女（妓女）更是腰身绰约，步履妖娇。这当然是在烘托气氛渲染情调，意在展现长崎唐人之居息得所、唐馆管治之井井有条，并借以凸显日本人心目中“远夷向化凑长崎”的主体意识。这虽然未必完全是江户时代唐馆生活的实态，但却是我们管窥中日贸易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中古时代，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使隋，递交的国书中自称“日出处天子”—这是七世纪初日本面对西邻强国刻意表现出的自尊姿态。而今，借助江户时代的这些唐馆图，则让我们遥望历史，而有了许多清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