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章校补释例》改名的背后

李小龙

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一部经典之作，其原名为《元典章校补释例》，各种工具书也都这样轻描淡写地注出这一点，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或许是作者希望自己总结出的校勘经验能脱离《元典章》而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重新改换了书名。近来偶然得到一部一九三四年原刊《元典章校补释例》，在印刷术已全面进入铅字时代后，竟然还有如此秀丽精美的木刻本问世（其刊刻的精细不苟竟让日本、美国甚至台湾地区的一些图书馆误定为“排印本”），的确令人赞叹。不过，鉴赏之余，我又对此前不以为意的书名产生了疑问，我想，这背后或许有一些复杂的原因，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相信，我找到了背后的原因，那就是胡适。

此书初印时陈垣曾请当时同住米粮库的邻居胡适作序。细检《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版）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记录，如陈垣在一九三四年秋的信中说：“《元典章校例》已遵示改正数点，仍不甚惬意，奈何！兹将序、目录呈，乞正。”随后，九月十日又有一信云：“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三天后又有一信云：“正值开学时候，要先生作序，似不近情。但此书刚刚刻好，即承金诺在前，知对此题目必有好些新议论，足补土法之不足，亟所愿闻也。”从如此密集的信件中可以体会到陈垣对胡适序文的期待之殷。而胡适也不负所托，写出了长近万言的美序（胡适在《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一文中说“我曾经给他写过两万字的长序”，应该是计数之误），序中以亲身的校勘经验指出了中国校勘学的不足，并在这一背景下对陈著进行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放眼历史，“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巧合的是，陈垣在自序中也说了“以较彭叔夏之《文苑英华辨证》，尚欲更进一层”的话），最后，更像下结论似地说：“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此序胡、陈二人均甚重视。胡适将其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更名为《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有趣的是，胡适在文下还作了一个注，注明“定价二元”），与《说儒》、《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二文并列于卷一，可见其重视程度。陈垣也很看重，据陈智超先生言，一九四七年，陈垣为张尔田（孟劬）遗札作跋时云：“人各有所好，不能强同。忆民国廿三年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刻成，适之先生为之作序。一日，于某宴会中，孟劬先生语予曰：‘君新出书极佳，何为冠以某序？吾一见即撕之矣。’余愕然曰：‘书甫刻成，似未送君，何由得此？’孟劬曰：‘此吾所自购者。’余曰：‘君购之，君撕之，乃君之自由，他人何能干预。’孟劬默然。”（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张尔田曾与胡适同执教于北大，然分属旧、新二派，以遗老自居之张氏不满胡适自为意料中事。而陈垣之记此事，亦可见其对胡适序文之“好”。不过，张氏撕胡序或许还有一因：即胡序用白话文写成，而陈著却全用文言，于张氏而言，可能甚觉扞格罢—一九一九年，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曾想将胡适新著《中国古代哲学史》木刻印行，便为以开新文化自任的胡适拒绝（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记），此或与张氏“心理攸同”也。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一九四九年，胡适奉蒋介石之命赴美国，而后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败退台湾，就在这个时候，陈垣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这封信从陈垣的角度看实有争取老朋友回国的意思，虽然不免有些操之过急，但这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看来却不啻为讽刺。所以胡适初见此信的态度是“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但后来又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一文，认为此信为人代写，并论定陈垣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不过，一九九零年，刘乃崇先生（陈垣弟子刘乃和先生之弟）发表《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一文（《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一九九四年，刘乃和也发表了《陈垣的一生》（《名人传记》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二文均回忆了此信的写作经过，证明此信完全出于陈垣先生的意思，只是具体执笔者为刘乃和而已。

无论如何，此信之后，陈、胡二人交谊就此中断。更重要的是，陈垣的公开信其实也代表着当时国内大部分人对胡适的期望—一九四八年中共公布战犯时意味深长地“漏”掉了胡适，不能不说是有所待的—而对陈垣此信的表态实际上成为胡适对新政权的最终表态，加之后来更发表了著名的反共文章《斯大林征服世界策略下的中国》，那么一九五一年大陆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便也顺理成章。对于这本十七年前出版的小书而言，这些宏大复杂的历史纠葛已经为它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当时及后来的革命小将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对胡适的态度与此前的清代遗老张尔田如出一辙，而且激烈程度或恐过之，因为他们一定不会购之而后撕，也自然不会仅撕序言而后止—此书现在国内的收藏甚少且分布不均衡，便与此有关。这样一部刊刻于几十年前的名著，全国所存竟然寥寥无几（国图及北大分别收藏近十册，可谓夥矣，其他图书馆却甚是少见，作者曾任校长之职的北京师范大学仅有一本入藏，虽亦署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二十三年”，但又标出“励耘书屋丛刻”字样，凡有这样标识的藏书，或者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据原版重新刷印之本—一九五五年起曾重刷过五十部，一九八零年中国书店再次重刷；或者便是误录），不能不说是批判胡适运动殃及池鱼的结果。

就在那个“谈‘胡’色变”的时代，中华书局要再版《元典章校补释例》，可以想象出版社与作者要承受多少压力。因此抹去胡适的痕迹是自然之理，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胡适的序文，这个比较简单，直接删去即可；而更为保险的方法是将与胡适关系过于密切的书名也一并改换，所以，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第一次以《校勘学释例》的名字再版了此书—无论如何，改头换面来出版，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而作者自然也了然于心，他在《重印后记》中只简单地说“本名《元典章校补释例》”，一笔带过，并未做进一步的解释。

半个世纪过去了，二零零四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此书，自然不必再将胡适当作禁忌了，所以又补入胡适序文，但书名仍沿旧本为《校勘学释例》。从表面上看，那篇序倒是易删去也易恢复，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但那篇序的名字也只好尊重事实叫《元典章校补释例序》，出版者也并未对两个书名的不同做出解释，这正是因为书名的改变原因在暗处，既无法明确地证明书名的改变与此有关，当然也就无法以此为据而回改。于是，这个名字便阴差阳错地成为此书最终的定名（二零零九年安徽大学出版社版《陈垣全集》即用此名，算是一个最终的认定）。

（《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二零一二年版，定价20.00元；《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零年版，定价1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