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互联网论述变迁的背后

2014-09-15 10:51贾金玺
网络传播 2014年6期
关键词:报告文化管理

贾金玺

2014年4月20日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的日子。这20年间,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生态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发展过程的直接体现,便是党的最高规格文件——党代会报告中有关“互联网”论述的变迁。

十六大报告:“互联网站”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有关“互联网”的字眼:“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之所以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而不是在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出现有关互联网的论述,主要还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水平。

截至1997年底,中国的互联网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有报刊开通网络电子版,但由于技术水平较低,网络应用匮乏,上网用户数量(62万人)有限等因素,互联网尚未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到了1999年底,“网络媒体”概念在我国首次出现,自2000年起开始流行,并在2001年大行其道。这个概念的背后,是中国网络媒体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继2000年12月27日新浪和搜狐正式获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的登载新闻业务资格之后,一批商业门户网站在2001年陆续获得了这一许可证,逐渐成长为网络媒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的集体成长与崛起,构成了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的网上坚强阵地。

除此之外,我国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网络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网络论坛、即时通信、电子邮件等非媒体类互联网应用的日益丰富,使互联网站作为网络空间中心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凸显。在上述大背景下,党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互联网站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是符合当时互联网发展实际情况的。

十七大报告:“网络文化”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了新的准确表述:“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这一表述,无论从内涵和外延来看,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表明党对互联网的重视已经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从客观上看,我国互联网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从2002年到2007年的短短五年间,我国网民数增至2.1亿(2007年12月数据),手机用户数达到5.08亿,网站数量达到150万个,人们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途径采集信息或表达意愿、发出呼声的手段与方式日趋丰富多样。

从主观上看,推出“网络文化”这一重大概念也是对当前互联网发展事实的精辟总结。自2004年开始,我国互联网的发展逐渐从Web1.0时代过渡到Web2.0时代,网络社区、博客、播客、视频网站等新应用开始“崭露头角”,用户分享、参与网站内容制造成为现实,网络传播的负面影响与积极作用同样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所有这些客观事实都支撑着“网络文化”概念的顺势推出。从“互联网站”到“网络文化”,体现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特点下党对互联网重视的变化。

事实上,在200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首次聚焦“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后的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这是继2004年中央两办32号文件之后的又一关于互联网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文件,是指导我国网络出版在内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为了贯彻落实《意见》要求,新闻出版总署特别制定《贯彻落实中央两办〈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要求有关部门从三个方面做好组织落实工作:(1)要求有关部门充分认识加强网络出版内容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2)提高监管水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3)加强产业服务,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这都为十七大推出“网络文化”概念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十八大报告:“网络社会”

到了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关“互联网”的内容可谓“极大”丰富:“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从网络内容建设、网络舆论、网络社会、网络管理、网络安全等多个维度论述互联网的重要性。尤其是“网络社会”的新提法,表明党在互联网观念上完全超越了“互联网站”和“网络文化”,反映出党中央对其根本属性———社会化媒体的深刻而精准的认识。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认识判断,基于下列事实:我国互联网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安全已经影响到现实社会的安全稳定;互联网的管理日趋复杂,难题纷繁芜杂;互联网虚拟空间主权直接影响国家主权稳定。

在十八大之后,党于2013年11月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中只有三处涉及互联网的内容,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却有单独、专门的一条论及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问题。首先是把“网络和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高度,指其“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其次是直面中国互联网的三个问题:一是“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主要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二是“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三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首次就互联网问题进行阐述。

综合上述回顾来看,在我国互联网不断发展的同时,党中央能高度重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及时作出总结和预判,反应到党代会报告中,就是从“互联网站”到“网络文化”,再到“网络社会”、“网络安全”的表述变化。这也充分说明了党对于互联网的重视是由平面到立体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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