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在路上

楼琳

时间：2013年12月31日17：30，地点：跑马山火葬场。

“卡塔”，停顿了两秒，一关着的铁门缓缓地从两边打开，齿轮的传动声吱吱响起，空旷的环境下，这响声特别刺耳。石床随着齿轮的传动移到我跟前，泥土颜色的石床上，躺着一具白骨。

2013年12月31日早上8点58分，在我多次呼喊“爸爸，喘气，你能行的”后，父亲微弱的呼吸声再也没能呼出，我盯着屏幕，心电图显示变成一条直线，这意味着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会的，刚才也是这样，当父亲再次呼气时，屏幕就会出现曲线。抬眼望着氧气瓶，还在继续冒着泡，回头望瓶子里的针水，还在继续一滴一滴往下滴，父亲也许要小睡一会吧？握着父亲有体温的手，爸爸，你不会这样就离开我的，生命不是静止的，看，针水还在滴，氧气还在吐泡泡，我的眼泪滴在我手上是热的，您的手是温暖的，这一切都没静止，只有时间静止在了8点58分。

脚骨、大腿骨、盆骨、肋骨、手臂，一直往上看去，只有头的骨头是一片片的，其他各部位的骨头都清晰得非常不真实，像极电影里用做道具的白骨。询问工作人员后，我伸手摸着还带余温的白骨，这就是父亲，有血有肉的父亲，在世上走了八十一年后，只留下这具人形的白骨，带有清脆钢音的白骨。

生命，就从此停顿了么？就这样“灰飞烟灭”了么？

整理父亲的遗物，到处是书，几乎都是有关建筑方面的书。

时间回到三十多年前，高中文理分班时，我想去读文科，因为从小喜欢文学，但父亲不许。父亲的观念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根深蒂固。文革时，父亲被一群没有文化的人欺负得几乎没命，但从心里，父亲还是看不起那群掌握他命运的文盲。改革开放平反后，父亲如鱼得水般遨游于结构力学的数字中，更加深了他对理工科的崇尚，于是我被迫选择理科。

当高考的分数下来后，这分数不是我和父亲期望的分数，这意味着我不能实现父亲的梦想——去他的母校，上海那所有名大学的建筑系上学。同样，在这之前理科的选择后，更不能实现我的梦想——文学。于是我和父亲只有选择一所不是我们俩向往的学校和专业。

满满的一房间书，阳台上还有一个大书架，这么多书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世界，总不能当废纸买了吧？这可是父亲一辈子的积攒和追求。于是联系在市图书馆工作的同学，决定把父亲家里有关建筑的书赠送出去。

整理了一个星期，算不上整理，我唯一做的就是把有关建筑的书用绳子捆好。手被编织带勒得生疼，于是找来一双手套，一天下来，我的双臂几乎没法抬起。已经没法知道有多少本书，三个人从五楼搬到楼下的车里，搬了两个小时，拉了满满一车，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吓一跳，喊了三个工作人员来搬书。

父亲一辈子喜欢的东西，就这样把它们请出家，心里真不舍，有点内疚。每本书，都是父亲抚摸过、读过、研究过的。看着窗明几净的图书馆，也许某一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一个同样为建筑学奋斗的年轻人，翻开书后，父亲那漂亮的钢笔字体会跳进年轻人的眼帘，从那些笔迹中，一定会出现父亲一生追求的梦。

梦，通过另一种方式传递。

不知道少年时父亲的梦是什么，估计也与建筑有关吧，只知道为了上大学，为了去上海那所有名的大学里学建筑，爷爷供不起父亲，作为楼姓家的长子，父亲过继给了大伯，只因大伯是当时上海的资本家，有钱供父亲上学。大学还没毕业，上海和平解放了，大伯拒不与共产党公私合营，最后的结局是大伯成了反动派，吃了颗子弹从此从上海滩消失。随后父亲的学费，是十多岁的亲弟弟当学徒挣来的。毕业后，受家庭成分和继母的影响，父亲想远远离开上海这个伤心地，寻找自己的梦，成就自己的事业，于是父亲投入到支援边疆建设的大军中，从上海奔赴云南。

寻梦而来的父亲，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挥洒着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文革时挂过黑牌、游过街，被打成耳聋。圆父亲的梦是改革开放后，电站的建设、拔地而起的高楼、中非的援助项目。特别是在中国对中非共和国的援助项目中，为了赶季节和工期，在四十天的时间，父亲他们连设计带施工，完成了载重量40多吨的一座木结构大桥，受到国务院的嘉奖。惭愧的是我，这些成绩是我在看那本云南名人录中，有关父亲介绍中才知道的。

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本像册，满满的都是照片，都是获奖的各种奖状、证书，有单位的、集体的、个人的，这是父亲圆梦时的路程，也是圆梦时的幸福。

前几天路过环城南路，从工地现场开着的门看进去，几十米深的地基坑，那个地方，是我们家1980年搬进去的新家，那幢不复存在的七层住宅小区，我们家在那生活了十年。还记得当时父亲说：在这个家里，八级的地震都不许往外面跑，他设计的房子能抗八级地震。以致于十年后我们家搬家到曙光小区时，父亲说服楼上楼下的人不铺地砖。因为父亲说那房子设计不好，不能都用地砖铺地，家家都用地砖铺地，会增加房子的承重，安全系数会降低。二十多年过去，曙光小区的邻居有些易了主，我看见新装修的主人拉地砖上楼，父亲家的这个单元，防盗门几乎全换了，以前是通风，能看得见里面的栏杆防盗门，现在是蒙得严严实实的，只露有一只猫眼的防盗门。父亲家的地早已磨得光滑如镜，但一直没有铺地砖，还是水泥地。

母亲有时会打趣父亲，说父亲干一辈子都在为自己树碑，什么时候都能很自豪地对别人说“看，这是我设计的”。如今，父亲树的碑有些已经被崭新的世界覆盖，三十多年前父亲他们在中非建的那座桥还在么？木结构的施工桥，是给施工车辆通过的，应当不会存在了，但我相信，那座桥存在于历史中。父亲参加建设过的水电站都还在，那些电站，一直都默默地站在水边，给每一个建设者行礼！

时间，会冲刷掉许多珍贵的，但总有一些会留下，传承下来。父亲的梦，在路上，只不过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的不是我，是另一个有着跟父亲同样梦想的年轻人。

我对文学的喜爱起源于我的小学同桌，现在已经想不起她的姓名和长相，只记得她有两根粗粗的辫子，头发有点卷，早上似乎不洗脸不梳头就来上课，因为她经常迟到、不交作业，老师就把我调去跟她同桌，目的是让我监督她、管好她。观察下来，同桌下课都在看书，不知道她怎么会找得到那么多书，有时书很新，有时书旧得没头没尾，甚至侧边的书名也没有。没有完成作业时，她早上会来赶作业，有时不会做，就问我，忙着要上课，她想抄我的作业，但我不许。于是她说借书给我看，条件是允许她抄作业。协议达成后，她在上课时看课外书，把头低着，桌上放课本，抽屉里放课外书，用木衣夹把书两边夹上，手背后面，趁老师写黑板时翻页。老师注意她时，我立马用肘拐她一下，她立马把书往我抽屉里推。于是老师走下来往她抽屉里找书，基本上找不到。只有一次被数学老师逮住，也许是她太投入，我轻拐她时她没动静，结果书被数学老师两把撕成碎片。她哭得很伤心，说回家一定会被打的，因为她看的书都不是自己家的。

家里她是老大，放学回家要领弟弟妹妹，课堂上的书看完，放学回家的路上，这书就在我书包里，回家我会先看会书再去做饭，当时父亲在工地，母亲在机关，放学回家我得先煮饭，有时看书着迷会把饭煮忘了，但母亲从没怪过我，也从没有说不允许我看书，只说过我家以前也有很多书，交待我别拿到院子里看，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就行。印象最深的是看动画书《大闹天宫》，美轮美奂的动画设计，彩色的画面，加上文革前看过此片母亲的渲染，当时真是爱不释手。还有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至今，我还记得书中的有些文字，《在人间》里，高尔基被打时，给他拔刺医生说的话：“老弟，记住，42根刺，可以对别人吹吹牛皮了。” 《大闹天宫》中孙悟空那句精典台词“玉帝老儿！”

小学毕业升到初中，市面上没什么书可看，每天都看到大人们忙忙碌碌地上班、政治学习。我们当时没有升学压力，于是到处找书看，家里的书在文革时已经被抄得没有了，只有到别人家去找。与父亲一同从上海支援边疆到云南的一个同事，家安在工地。假期里，我到父亲哪去玩，父亲住的是单身宿舍，我就住父亲的同事家。那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平房，每两家用树枝围一个院子，这一排平房是老师的宿舍，没有养鸡养鸭的热闹，只有小鸟的低鸣，非常清静。父亲同事的女儿与我同岁，最主要的是他家隔壁住着一位语文老师，那老师家里有很多书，我可以在假期中肆无忌惮地整天看书，只是语文老师不准我把书带出院子，而且书借到我手上是用报纸整齐地包好，写上另外的书名。包书非常特别，要把前面几页全部包进去，翻开第一页就是书的正文。还记得《青春之歌》很厚，报纸包的书壳上写的是《资本论》。每次，我都会很小心地拆开书皮看书的封面和前言。每本书里，都有一个小书签，老师不准我折书角做记号，看到哪儿用书签夹好，以至于我至今对书都有两个习惯：包书、用书签做记号，特别讨厌折书角的人。《红楼梦》、《三国》、《水浒》、《迎春花》、《苦菜花》，真正的高尔基三部曲（小学时看的是没头没尾的书），《镜花园》、《初刻拍案惊奇》等等，还有一些外国小说，只有《红楼梦》没看完，也许是当时没看懂吧。放假的一个月，我在父亲的同事家一呆就是半个月，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家，期望着下一个假期的到来。

进入高中，当时是两年制，国家已经开始恢复高考，记不清高中看过些什么书，只记得那时拼命解数学物理题、背政治，业余时间写日记。

接着高考、上大学，在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青春的孤独和多愁善感，寂寞在夜里长大起来，写日记的习惯在那个时候开始发扬光大，冥冥中，总希望自己的文字，被一个相知、相惜的人看到。

假期到了，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办了两个图书馆的图书证，假期就拼命看书，看世界名著、读散文、读诗。

刚开始工作，被雄心填满，文学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工作几年后，参加研制的课题获省级奖，工作似乎就那么回事。于是心中被压抑的文学梦开始发芽，有时，是为了解脱自我；有时，是为了证明自己。无论解脱还是证明，实际上是愿自己沉浸在文学的浓情中，忘掉其他许多事。让快乐留在纸上，让痛苦永远尘封。

于是参加了一个文学讲习班，认识一些老师和同学，共同的爱好让青春不再寂寞。悄悄把自己日记里的诗重抄一遍，把一些小感悟扩展成文字，然后腼腆地交给老师。那时的我，没一点自信，更多的时候，是喜欢听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讲评，然后回去修改。

1989年2月10日，我的处女作在《春城晚报》发表，当时心里非常兴奋，买了好多张，送给朋友，特别留了一张回家给父母，这个喜讯最想告诉的是父亲，想让父亲知道，没读文科的我照样能写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直接拿给父亲，只悄悄给母亲。记得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看那篇文章看了好几遍。以后的日子，父亲订了晚报，每天到楼下拿报纸上楼，如果有我的文章发表，他总要细细去读，读完裁剪好，贴在本子上。

2005年，母亲生病，2006年，我筹划着出自己的书，知道母亲的病情不太好，想让母亲看到女儿出的第一本书，想自己操作一切，包括书封面的设计、文字的排版，于是反复地修改、反复地斟酌。书还没出，母亲却离开了我，在那个悲痛的日子，出书的事搁了下来。

随后的半年，我一直无法走出失去母亲的痛苦。“我看见秋的落叶，飘落在河上，飘成船的姿势。妈妈，这船是来载您，还是载我？风，把它吹翻了。”“思念在我心里一路狂奔，我的灵魂随你而去，是去抓住您渐渐冰冷的手。”“想对您说的每一句话，只有在心里藏成秘密。”那是我当时的文字。那段时间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写纪念母亲的文字，于是重新对书的内容进行选择，重新设计，重新编辑。散文集《花开无声爱也悄然》终于出版了。拿到书的第一时间，是去母亲墓前，恭恭敬敬把书献给母亲。

散文集《花开无声爱也悄然》获2009年“茶花奖”新作奖；诗《西山睡美人》发表在《诗刊》，获新世纪诗歌大赛优秀奖；《心之相约》发表于《春城晚报》，获“罗平杯”楹联、散文大赛散文三等奖；散文《走进收获的季节》获“群艺杯”散文特写征文鼓励奖。几十万的铅字作品，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有国家级的，有省级、市级、区级的。从喜欢文学开始，到爱上写作，到写作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生命的历程里，因为有了写作，变得丰富、厚重起来，文学梦，如同一盏从心里升起的明灯，照亮心灵，温暖心房。

我的文学梦，继续在路上，一直温暖地伴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