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瀛海大自在

陈世旭

一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海南儋州，第一次寻访苏东坡在这里的遗踪。

儋州古名“儋耳”。《汉书》说：“儋耳者，大耳种也。”《山海经·海内南经》注：“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儋县志》干脆说：“其人耳长及肩。”这当然是一种夸张。“耳”不过是一个语气助词而已。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置珠崖、儋耳两郡。这是海南岛上最早同时出现的行政建制。以后的朝代有昌化军、南宁军的变更，到明清仍沿用儋州。古儋州州城所在地中和镇有史一千三百多年。

公元1097年（绍圣四年）七月以后，曾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制诰、当时摄政的皇太后的秘书以及兵部和礼部尚书的苏东坡，被一步步赶下权力的高峰，最后孤身携着幼子苏过被流放到海南儋县。一直到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获赦北归。

因为没有车道，我在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步行往中和镇。

望不到尽头的白沙地；望不到尽头的桉树、木麻黄、相思树林；望不到尽头的高高低低的土丘，仿佛这条漫长而蜿蜒的黄土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走了很久，才偶尔看见一个被刺竹和凤尾竹搂抱着的村庄的篱墙。偶尔碰见一个从甘蔗林后面婷婷地走出来的、戴着竹笠或裹着花头巾、上衣紧窄而鲜艳、裤腿又宽又大、挑着水罐或背着柴禾的女人。偶尔听见一阵拖着沉重的木轮车的牛脖子上寂寞的铜铃声。远远的天底下的山坡上，飘着烧荒的青烟。看起来，就像雾里的炊烟一样微弱而淡漠。

更远些的时候，这里的人类的痕迹，肯定比我现在看到的要少得多。史上的海南岛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一个荒岛，相去京城几千里。当时的中原人把这里叫作“蛮荒之地”；把这迢迢路途的尽头看作天之涯，海之角；帝王们则把那些“不合朕意”、又颇固执的人流放到这里来“自省”。

所谓流放，就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是肉刑和死刑之外的一种辅刑。

流放文化，大概是以五千年文化沉积自豪的中国文化中人们最不愿意提起的另类文化。

人类在以智慧繁衍自身的同时，也在以智慧折磨自身。千百年来，当权者一直都在穷极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明各种刑罚，来惩处那些违背自己统治意愿的人。

中国最早的流放者据说是尧的儿子丹朱。他出生的时候，全身皆红。红即太阳。正值洪水经年不治，人们渴望大晴天，因名丹朱。但成年以后的丹朱似乎不堪造就，尧后来选择了舜继帝位。为防丹朱作乱，舜把丹朱流放到了鄂西北的房县。那里远离当时的王国政治中心，山林四塞，地势险峻，高湿高温，为“瘴痍之地”。而后又再向南迁徙至二郎岗。清同治版《房县志》记载：“二郎岗，山麓有丹朱冢。”

当权者自己说流放是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又要表现“仁政”和“慎刑”，又要使流放成为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他们创造了丰富的流放形式。对流放地的选择也煞费苦心。西北绝域、西南烟瘴和东北苦寒之地以及一些海岛都先后成为过流放地，形成了历代不同的流放标准，造就了诸多著名的流放者聚居处。其中，有“天涯”之名的海南岛与新疆伊犁当属两个最遥远的地方。

史有记载的第一位到海南的贬官是唐贞观年间的王义芳（615—669），最高的官位是御史台侍御史，最多六七品吧，却是位饱学之士；之后的著名者有唐德宗时当过宰相的杨炎；之后是晚唐时的两位宰相：一为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皆曾是其门徒，被唐宪宗发配到崖州（今琼山县）。一为唐武宗时代的李德裕。唯一一个例外是曾官至户部侍郎、尚书的吴贤秀。他是因为到了致仕之年，唐顺宗特赐铜牌迁居琼山县都化村。至宋代，根据“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贬谪官员成为惩罚官吏的一项长期坚持的主要制度。宋代第一位被贬来海南的是宋太祖时的宰相卢多逊，其人因触犯龙颜而被全家发配至崖州古城（今三亚）水南村；另一位是宋仁宗朝的宰相丁谓，以图谋不轨等罪被贬至崖州；之后便是一生数被流放，最后一次贬谪到海南儋州的苏东坡。南宋，有四位抗金主战大臣相继被贬海南：1129年李纲被贬海南，不过六天后就被赦北返；两年后，李光来此，流放时间长达十七年，是五公中居琼时间最长者，后被召返江洲；赵鼎，因力荐岳飞被贬至吉阳军（今三亚崖城），后绝食而死；胡铨，曾作《哭赵鼎》：“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因上书请斩秦桧而与赵鼎同时被贬至吉阳军。海南后人将此四人与唐李德裕合称“五公”，立“五公祠”祀之。

在海南的流放者中甚至有皇亲国戚。元亲王图贴睦尔卷入宫廷斗争被贬至海南时年方十七岁。一度心灰意冷，修建佛塔寺庙，吃斋念佛，却被元帅陈谦府上一侍女青梅吸引，托人求亲。不料被谢绝，只能羞愧自嘲“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也高”。数年后回到元大都并最终成为元文帝。

二

贬官们多为名臣良将巨儒，他们又多诗咏海南风物以抒心中郁结，以至贬官文学成为海南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其中名篇有杨炎在建中二年（781年）被贬崖州司户道中所作《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鬼门关”在北流、玉林两市间。两峰对峙，其间阔仅三十步，因号鬼门关。谚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古为通钦、廉、雷、琼和交趾的要冲，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经此勒石，残碑尚存。瘴疠尤多，去者罕有生还。唐宋诗人迁谪蛮荒，经此而死者迭相踵接。

杨炎（727—781），唐代政治家，理财家。历任吏部侍郎、道州司马、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等职。建中二年（781）罢相。德宗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流放途经鬼门关，他已预感前景不妙，写了那首诗。离崖州尚有百里，接到德宗赐死诏书。终年五十五岁。

比杨炎稍晚的唐代名相李德裕（787—849）在流放途中写了《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

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

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

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到达崖州贬所后他又写了《登崖州城作》：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幼年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在武宗一朝执政六年，外攘回纥，内平泽潞，一转唐王朝积弱不振的局面。宣宗李忱继位，成为“牛李党争”以及宣宗所嫉的打击对象。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848）再贬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十二月卒于贬所，终年六十三岁。与他同时代的李商隐称他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近代梁启超把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之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五十二岁就死在崖州水南村的卢多逊居崖州期间写有《水南村为黎伯淳题》诗，久为传诵：

珠崖风景水南村，

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

鹧鸪啼处生竹孙。

鱼盐家给无墟市，

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

却疑身世在桃源。

……

卢多逊死后一百一十二年走上贬谪海南之路的苏东坡，更是把海南当作了展示冠盖群伦的天才的舞台。三年流放的日子，一天也没有浪费作为大学者、大诗人的光阴，写下诗词一百四十多首，散文（包括赋、颂、杂记等）一百多篇，书信四十多封；在儿子的协助下收集各种杂记，编成《志林集》；撰写了学术论著《书传》；对《易经》和《论语说》两部学术论著进行了修订，最后完成《五经》的注释。此外，他在这里见识了明月鸟和狗仔花，衷心叹服他在政治上的对头王安石学识的渊博。他严格教导和训练儿子苏过，使之成为出色的诗人和画家。

与前人明显不同的是，我们在苏东坡留下的有关海南的诗文中，难得看到经历同样厄难的落寞惆怅，而更多的是旷达乐观。

这位乐天的、嗜酒的、洒脱俊逸的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大政治家，一个年逾六旬的老人，在“垂老投荒”的途中写了一首诗给弟弟苏辙，最后两句是：“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作好了“生还无期”的充分心理准备。给朋友王敏仲写信：“某垂老投荒，无复生之望，贻与长子迈决，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视死如归。

九百多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来到儋县中和镇外这个靠近黎族村庄的院落。即将在苍茫的海那边沉落下去的夕阳，斜照着这片黑灰色的断垣残壁。嘉靖年间来此凭吊的一位诗人所说的“松林山下万松冈”上的“万松”早已荡然无存。只有疏疏落落的几株椰子树，歪歪斜斜地、却显然是不甘心地指天而立；“岁晚空留载酒堂”的载酒堂则穿墙漏壁，堂内遍地杂草瓦砾，残缺不全的石碑狼藉不堪地横陈其间；堂侧“东坡井”，井壁皴裂，水生绿苔。堂后即所谓“东坡书院”，鞍形回廊拱围着小院，甬道两边各有一棵凤凰树。树冠的巨大显示出茂盛期的雍容华贵，枝叶的凋敝则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无限怅惘；书院正厅门头的匾上赫然写着“海外奇踪”。匾已被岁月的风尘剥蚀得陈旧残破，但字迹依然醒目，幽怨而又倔强地想要申诉什么。

苏东坡与这座院落的残骸所显示出来的规模和阔气自然毫无关系。当时的海南，潮湿蒸郁，蛇蝎横行，人烟稀少。这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

……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甚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

有一天苏东坡突然发现自己床上的帷帐已经腐烂，爬满了白蚁，他一面感叹“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一面又“习而安之”，努力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

物质生命的苏东坡，其健康在海南受到极大损害。《山谷诗集注》说：“东坡自岭海归，鬓发尽脱。”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在其所著《萍州可谈》中引用了他父亲朱服的见闻，其中有关于苏东坡离开海南时的状况：“余在海南，逢东坡北归……视面，多土色，靨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离开海南后的苏东坡直奔他早已选择的终老之地常州，很快就去世了。

然而，苏东坡的精神生命却是谁也打不倒的。相对于中国历代的无数诗人，他的心灵一直到死都像天真的孩子，而他的性格、情感和智能却又有着无可比拟的灿烂和优异。

一个卓越的人从来不会失去幽默感。苏东坡在日记中写道：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是啊，“天地”、“九州”、“中国”不都是在“大瀛海”中吗？普天之下有谁不是“岛”上人呢！

在苏东坡看来，一个人活着却没有乐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他随遇而安，与黎人欣然为伴：

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

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

借我三亩地，结茅与子邻。

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和陶田舍始春怀古》）

“鴃舌”，黎语戏称：如果能学会黎族话，情愿做黎族老母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