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重托呕心沥血铸铁笔

李海　张羽霞

1 革命人生 乌江儿女尽忠诚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1984年9月17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副部级老专家，76岁的杨承芳同志，回到阔别七十年的故乡贵州思南，站在穿城而过、滔滔北去的乌江河畔，激动的心情抑制不住，吟诵了白居易的诗句。杨老一生颠沛流离，从17岁投身革命，为祖国辛勤工作半个多世纪，从未回过老家，但故乡情宜从未忘怀。他自幼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启蒙，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青少年时期就熟背唐诗宋词。他长期从事国际新闻评论、翻译与社科情报工作，以文笔优美、流畅，字字句句充满华美词章闻名士林；他的工作多次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

1995年3月22日，杨承芳老人走完了他人生极不平凡的八十七个春秋，在北京辞世。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杨承芳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在《杨承芳同志生平》中说：“杨承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国际新闻评论家和翻译家”。

《人民日报》1995年4月11日发文《杨承芳同志逝世》（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评价：“杨承芳从事国际新闻工作数十年，在中外报刊上发表过大量中英文评论文章，并有多种译著问世。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翻译界和社科情报界享有盛誉。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2 少小离家 投身革命献终身

杨承芳1908年10月生于贵州思南府安化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杨次丹、字杨灿， 清末秀才， 1902年官派东瀛早稻田大学留学，是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彭湃等革命家的学长。学成回国后参与创办贵州省立女子中学（现贵陽二中）任校长；曾任贵州省立模范中学（现贵阳一中）教师； 1939年贵阳遭受日军 “二四”大轰炸后举家回思南，被聘为贵州省立第七中学（现思南中学）教师。

杨承芳1914年入贵阳教会学校读小学，后考入省立模范中学。他特别爱好文学和英文，尤以英文成绩最佳。1923年中学毕业，考入武昌高等师范（现武汉大学）英文系。他追求进步，在中学时期即受 “五四”运动影响，武昌高师学习期间又进一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他投笔从戎，赴江西南昌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任师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科长。1927年上海发生“4·12”大屠杀，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严峻形势下，他毅然于同年5月在江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杨承芳离开江西去上海，先后在太平洋职工会议秘书处、全总代表办公室、中共中央秘书处等党群机关从事翻译和秘书工作。1936年6月，在上海赤色工会任职，他接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去苏联学习，同时护送毛主席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莫斯科国际儿童教养院。从上海出发途径巴黎时，会晤了时任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康生。因两人对上海工人运动看法不一发生争执，康生擅自改变原定杨承芳去莫斯科学习的安排，令其返回上海。

1937年春，杨承芳返回上海后，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从事编辑工作。后到桂林，先后在范长江和胡愈之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当编辑，后转到桂林及昆明美国领事馆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返回上海，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和密勒氏评论报担任编辑工作。其间编著出版了《震荡中的波罗的海》、《自学英文ABC》等多种英文专（译）著。

上海解放后，杨承芳任新华社上海分社英文部主任；1949年底，他奉令调北京，在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任编撰处处长；1952年至1956年任外文出版社编译部主任兼图书部主任，后任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1958年3月4日，他受周恩来总理之命，创办新中国对外宣传史上第一个英文时事政策性周刊《北京周报》，担任总编辑。1963年任外文出版局党组成员。1979年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并明确为副部级干部，1983年改任名誉所长，1985年离休。

1995年3月22日，杨承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3 国事为重 学以致用敢担当

杨承芳同志多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理论活动，出色完成翻译和政论文章撰写任务。1950年他赴柏林参加和大理事会；1952年随宋庆龄等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1954年随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并担任周总理的英文秘书。

1954年，以周总理为团长，张闻天等为副团长，王炳南为秘书长，团员有个方面的专家及工作人员近20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而斡旋，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会间，周总理接受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特别邀请，前往其居所观赏原声喜剧电影，杨承芳随同负责现场同声翻译。杨承芳扎实的英文功底和流畅的国语表达能力，受到了周总理的赞扬。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式首次采用同声翻译，会务处从京津沪抽调外文专家参加会议服务。周总理点将：由杨承芳同志担任大会秘书处同声翻译组负责人并亲自担任同声翻译。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来到秘书处祝贺并看望大家时，紧紧握着杨承芳同志的手说：“你翻译得好！”

五十年末、六十年初，杨承芳与钱钟书等共同完成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翻译、定稿工作；他参加了由毛主席亲自指导的，中国共产党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史称“九评苏共”社论的写作班子；他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特邀编辑委。其间，又多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4 总理重托 呕心沥血铸铁笔

杨承芳同志是周总理非常信任的专家、学者。1954年，周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代表团的同志们感到我国现有的外宣刊物已不能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有一本刊物能把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诸如党和政府的重要声明、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社论的精神向世界及时传播，由此，萌发了办一份英文期刊的想法。总理说：“应当促进我国和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之间的交流。我们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同时也应当设法使外部世界了解我们。我们应当有一本自己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国外介绍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就，阐明我们的内外政策”。

1958年初，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专门召集会议，决定创办英文《北京周报》。由于杨承芳同志随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贡献突出，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总理的肯定，总理提议由杨承芳负责筹办《北京周报》并担任总编辑。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58年3月4日，新中国的第一本时事政策性英文周刊诞生了。

杨承芳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他爱惜人才，培养并大胆使用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外文干部。他要求严格，对工作一丝不苟。在他的领导下，报社的同志们树立起了精益求精、善打硬仗的作风。作为创刊人和首任总编辑，为按照党中央指示，“将《北京周报》办成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立场、观点的权威性的对外宣传刊物”，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凭借对新闻和外宣工作的经验，对《北京周报》的办刊方针、办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他强调按照外宣工作的规律办事，注重外宣工作的针对性、可读性，让事实说话、有的放矢。他提出“编译合一”的办刊方针，主张用外文写稿并以身作则。他任总编辑期间用英文撰写了多篇有重大影响的社论和评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外文干部不多，外交部对外行文的叙事文稿都要送到《北京周报》把关，因此《北京周报》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毛主席曾称赞《北京周报》“图文并茂”，并且要求每期必须及时送给他，以帮助提高英文水平。1960年4月，周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在尼泊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总理郑重宣布，他讲话的英文译文，以《北京周报》刊登的为准。以后周总理也曾多次对外国记者说：“中国党和政府的主要文件以《北京周报》的译文为准。”

《北京周报》出版前，新中国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由于中国的参加，朝鲜实现了停战，美军被迫退到“三八”线；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表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看法，提出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现代世界史中，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立场第一次显得如此重要，国际社会开始关心来自中国的信息。《北京周报》的出版及时满足了这些需求，因而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并且成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材料。许多国家总统和首相办公室都是周报的长期订户，成为我国外宣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1963年3月5日，周报举行英文版创刊五周年和西文版、法文版创刊纪念。原计划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酒会，周总理知道后，主动提出参加，并建议把聚会改在《北京周报》食堂举行。当天上午，总理来了，他由杨承芳同志陪，向大家敬酒并亲切交谈。共和国总理和霭可亲，使周报的工作人员忘记了桌上的酒水，忘记了初见政府首脑时常有的拘谨，沉浸在喜悦、欢乐、幸福之中。也正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大家庭气氛中，人们知道了一个秘密：今天也是总理的生日。那时不出版领导人的传记，不准为领导人生日祝寿，所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生日是鲜为人知的。从此“周报人”把3月5日定为《北京周报》诞生日。会间，周总理主动和杨承芳同志坐在一起，详细了解《北京周报》的情况，问候杨承芳同志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鼓励中国同志继续努力、感谢外国朋友做出的贡献。后来，离开《北京周报》多年的杨承芳老人每当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都有些语塞。他说：“周总理最关心、最了解《北京周报》，最懂得《北京周报》事业的重要”。

5 经受磨砺 高风亮节挑重担

杨承芳同志信念坚定，勇于担当。1937年他在巴黎与康生发生争执后曾一度被无端中断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忍辱负重，在党的外围组织努力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一直多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80年组织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将杨承芳的入党时间恢复到1927年5月）。 1960年他受到当时大权在握、“心胸狭窄、生性多疑”的康生的排斥、批判，但由于周总理的保护，他才得以继续担任当重任。“文革”中又受到康生等“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却一如既往、矢志不渝地为党的事业奉献才智。

他德高望重，老当益壮。“文革”结束后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年已71的杨承芳同志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和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邀请，于1979年担任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并被中组部明确为副部级领导，直到77岁才离休。此间，他为发展百废待兴的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呕心沥血。他励精图治，团结其他所领导推行改革，按照情报工作的流程调整机构、规范工作程序、充实业务内容、提高刊物质量，同时着眼于社科情报的总体效应，倡导并主持了三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会议，使起步较晚的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在短期内出现了兴旺局面。他发起并主编了由多家机构合作，上百位专家参编的我国第一部关于外国社会科学的大型综合性情报资料工具书《当代外国社会科学手册》；此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又编辑出版了其姊妹篇《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通过这两部工具书的编写，初步奠定了全国社科情报单位协作的基础，也为国内外社科学术资料库和数据库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杨承芳同志在英语方面的造诣是外语界和翻译界资深专家学者公认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华社培养的首批英语人才，就是由他主持编写教材，并亲自授课。几十年的英文写作、编撰、翻译工作，使他萌发了编写一部具有特色的英文辞典的愿望，并在日常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可惜全部资料在“文革”中被抄走，一直未能找回。但他并不气馁，从干校回来后，便抓紧时间从头干起，离休后他不顾八旬高龄，每日孜孜不倦地埋头于辞典编纂工作。受多年糖尿病折磨之苦，晚年又患严重白内障，本来就高度近视的他只能依靠高倍放大镜亲自整理文稿，其辛苦和磨难非常人所能想象，杨承芳同志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本珍贵的学术工具书而耗尽了晚年的全部心血。其高风亮节的情操令人钦佩。

6 光明磊落 鞠躬尽瘁昭后人

杨承芳同志人品高尚、乐于奉献。自1923年他15岁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离开家乡贵州，一直到解放初期才和家中联系，但对家乡之情惦记心中，特别是他把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袜垫舍不得穿，一直存放在身边留作纪念。由于特殊的革命工作，他父母逝世时亦未能回家奔丧，离开家乡六十多年后，离休前的1984年才第一次返回贵州、思南。他回贵州期间，受到贵州党政领导朱厚泽、王朝文、秦天真、吴实等的热情接待；他关心家乡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亲自到贵州省社科院了解情况；他惦念故乡的变化，专程到阔别70多年的思南老家看望父老乡亲，看到家乡的变化他感到十分高兴，到其父母墓地悼念时感慨万分，流下了内疚的眼泪。

作为我国著名国际新闻评论家、翻译家、社科情报学家，杨承芳同志一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有接触；和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交往甚深。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超群的业务能力、忘我的奉献精神，克服了诸多今天难以想像的困难，为我国培养了不少外宣、翻译、社科情报高级人才，架起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为开辟了新中国外宣、翻译、社科情报工作的新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可谓党国精英、业界楷模。但他却辛勤奉献、默默无闻。他从不张显自己业绩与贡献，即使在子女和亲友面前也很少提起。他一生的功劳鲜为人知，他坎坷、传奇的经历、谦虚的品格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无私奉献十分感人，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杨承芳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公布的《杨承芳同志生平》中说：“杨承芳同志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国对外宣传事业和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一大损失。杨承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将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参考文献

[1]张 非：《<北京周报>—了解中国的窗口》《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5日

[2]戴延年：《.周恩来与北京周报创刊.》2005-6-8 据《出版史料》第1辑2001年7 月

[3]李海：《新闻评论家、翻译家杨承芳述评》，《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11期（62-64）

[4]王作民：《.我所知道的杨承芳》，据《中国外文局50年——回忆录》北京2008

[5]百度[百科名片]：杨次丹；杨承芳；早稻田大学；康生；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

作者简介

李海（1957—），男，苗族，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贵州民族文化学会会员，思南县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羽霞（1963—），女，土家族，思南縣编委办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