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异同

张勇+李月

摘 要：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以新旧两种文学形式来展现城市风貌和传统文化，而“海派”则通过大众传媒展现现代都市文化的特性。二者都受到政治文化的操纵，形成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局面。二者与商业文化的关系导致了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巨大差异。二者共同形成民国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关键词：民国 南京文学 “海派”文学 政治文化 商业文化

南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早在南北朝之前就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而存在，是王朝时代最早出现的城市之一。十五世纪利玛窦（Matteo Ricci）描述道：“据中国人看来，这座城市的壮丽是举世无双的，在这方面，世界上大概真也极少有超过它或堪相匹敌的城市。南京确是满城遍布宫殿寺观、小桥楼阁，欧洲的类似建筑，绝少能超过它们。在有些方面，南京超过我们欧洲的城市……。此城曾做过整个帝国的京都，作为古代帝王之居，历数百年之久。其帝虽迁居于北京……但南京的气派与声名却丝毫无损。”[1]宏阔的城市规模、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新兴的教育理念使得南京既有保存国粹的理念，又有吸纳新兴事物的胸襟和能力。南京古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突出，是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发祥地和重要中心。二三十年代的南京文坛包含着新旧两种趋势。旧文学阵营中的文人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粹，致力于风物古籍的考订吟咏，在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词曲赋创作方面颇有成绩。在新旧两种文学形式中，南京的城市自然形象都独具魅力，当旧文学作家们感时与忧国，在旧时宫廷楼阁面前寄托自己的儒家理想和政治理念，作品具有较阔大的意境；当新旧文学家们面对自然山水、田园抒情写意，作品中展现出隐逸与超越的意境；这两类作品让人充满审美感受和阅读趣味。而当作品主题集中在现实生活和物质欲望上时，以市井里巷和粗砺人生为场景，虽留下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面貌，却让人难以感受到其在文学上的价值。

上海是清末民初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化都市之一，其出现历程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产生的情况：不是从本土文化的主流顺理成章地发展出来的，而是受到外来强制性甚至病态的逼迫挤压引发的歧变。它是西方列强在掠夺中国的同时，把十九世纪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组织制度、生产技术，包括对待各种价值准则的态度和规范移植进来，促成了上海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离，使上海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当时世界主要工业制造中心之一、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最繁荣的港口之一，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一个“经济奇迹”。上海先于中国的许多城市拥有了“城市文化资本”，因而获得了参与、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权利[2]。这不仅使上海自身的文化资本增值，也展示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现代性。随着上海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也逐渐摆脱了区域性文化和文学的格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传媒和出版中心。“‘文学上海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季候性的灵魂鹜趋的热土。”[3]作为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文学率先完成了文学商业化的转型，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海派”文学集团，包括清末“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老海派”，30年代的海派以张资平为代表的三角恋爱小说和“新感觉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探索性文学为代表。40年代的海派以张爱玲、无名氏新颖诡异、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作品为代表。不同时段及同一时段不同取向的“海派”的文化品位有天壤之别。

南京文学与“海派”有密切联系，两地相隔不远，文人频繁来往，文学活动分散于南京、上海两地进行，研究者为了得到整体的印象，经常需要将两地的文学状况放在一起观察。1927年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主要是为了便于掌握经济中心上海，南京与上海都被视为政治控制的重点，两个城市都有深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文学形态。南京文学与“海派”的异同表现在：

第一，与政治文化的契合。1927年后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就成为官方的文化中心，30年代南京文学的显性潮流是与国民党文化政策相呼应的右翼党派文学。从“三民主义”文学到民族主义文学等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提出，都证实了南京文学部分成为官方文化的傀儡。而上海在近现代中国史上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派别亮相的舞台，它具有特别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城市设有外国租界，行政长期处于分割状态，使上海产生不少有利于政治活动的空间。上海曾经是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团体、派别的30多个党派团体的根据地。同时租界奉行的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给政治家提供参照，激发起他们的政治想像，中国现代史上影响较大的政党、政派，几乎无一不与上海有关。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下，上海的文学面貌复杂多变。随着国民政府的定都，上海受到更加严密的政治控制，政治压力与日俱增，出现了投合官方政治文化的文学形态，民族主义文艺理论中心在上海，以《前锋》《前锋周报》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进行政治理念的宣传。30年代南京文学中的政治社团都与上海联系密切，并且由于南京传媒不及上海发达，许多刊物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转到上海出版，如南京的《矛盾》月刊1933年从第2卷开始转到上海出版。

20年代末大量知识精英向上海汇集，包括北京南下的、国外归国的、北伐前线下来的、从东北沦陷区或内陆省市进入上海的，大量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文学信仰的知识分子的涌入，使得上海各种文学流派、文学形式并存。出版机构和报刊杂志繁多优质，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机制。官方政治势力还不能完全渗透、控制。尤其是30年代上海租界所留出的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和上海的繁荣经济，都给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文学市场。

第二，与现代商业文化的关系。南京保守主义文学从20年代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饱受打压，始终没能走入文学市场，《学衡》《国风》依靠同人捐款或学校资金拨付，主要大学及学院派文人范围内流通外，社会影响较小。《学衡》后期经济窘困，不能为继，遭中华书局的拒绝出版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进入市场，由于刊物性质和内容局限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甚至无法保持收支平衡。南京新文学作家没有形成有力社团，主要依托于北京、上海的重要报刊发表作品。30年代南京官方文学则主要依靠政府资金，以优厚稿酬征集相关宣传文学作品，刊物销量惨淡。endprint

“海派”则完全不同。海派文学是源于上海新型文化人的文学意识的转变的新兴文化，它是近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产物。受上海城市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是纯个人化的，以个人的兴感怡悦为目的，与正统意识形态相悖离，对个人生命的珍重和关怀始终停留在自我欣赏、自我怜惜、自我满足的小境界上，所以文学的把玩气很重。“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看不出饥渴似的热烈的追求。结果自然是一个满足了欲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态度。”[4]“海派”文学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质，“在现代的中国，可说是与商业社会至关密切的一种文化现象。”[5]其本质是趋时务实、重功利、重物质，精神和行为方式是入世的。这种性质一部分来源于它立身于新旧两种文学夹缝中的两难处境，另外它与现代商业文明割不断的联系，使其不可避免地物化和市场化。这使它呈现出新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两面调和性。杜衡在1933年12月的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承认了上海的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作用，并进一步解释这种作用是通过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不稳定，由此影响到文化心态不稳定所造成的：“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切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综合看来，南京文学与“海派”都有与政治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但上海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集团活动的区域。20年代以来上海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出版中心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支持和多元的媒介渠道。这使上海文学不仅具有与政治文化合谋的一面，还具有复杂多变的文学形态。“海派”所具有的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是南京文学所没有的。这一方面源于城市文化传统，上海不仅集中了现代建筑、出版业、娱乐业、消费业等现代大都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国家、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化引发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城市本身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为文学提供了现代的主题和观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海派注重市民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人际关系的文化表达，也重视探讨人的内部心灵冲突。在大众趣味中，同时加入文人趣味，把某种先锋文学引入大众层面，并试图以此获得商业性。这既是市场对文学的客观要求，也是海派文人的自觉努力。

（基金项目：2010年江苏省社科基金“民国时期南京文学研究”[10ZWC01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基金[sk20100111]。）

注释：

[1]利玛窦著，Louis J.Gallagher 译：《十六世纪的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53年版，第268-270页。

[2]潘允康主编：《城市社会学新论——城市人与区位的结合与互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3]文学评论杂志编辑部：《编后记》，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4]周作人：《上海气》，《谈龙集》，岳麓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5]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张勇，李月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文系 21004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