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梦为马

1

离家这么多年，我仍然会做一个梦，梦到26盆菊花。

菊花是父亲种的，长在一座二层红砖小楼的屋顶上，开的姹紫嫣红，热闹无比，屋顶外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到了深秋，菊花瓣飘落在地上，和泛黄的落叶躺在一起，在黄昏时有一种惆怅的美。每到这个时候，厨房里会飘出白色的烟雾，妈妈呼唤“吃饭了”的声音把一切惆怅湮没在一家人的饭桌前。

这是我脑海中关于家的最美好的记忆。这是我11岁到17岁的家。

其实，父亲那个时候经常不在家。上世纪90年代，他是一个乡镇企业的厂长，脾气火爆，爱吃肘子爱喝酒，裤腿经常有一半是挽起来的，头上一顶蓝色的帽子好几次成为他醉后呕吐的容器，还有一次，酩酊大醉的他一屁股坐在了煤火炉子上。

父亲没受伤，母亲气的在床上躺了一天，宣称自己生病了。父亲只好把鞋子脱下来呈在床前，说：“要不你先打我两下，效果不好我再去买药？”

母亲是个善良单纯的人，这类事情的结局往往是她的手打肿了，父亲身上一个鞋印子都没留下。

父亲的粗暴，很少用在家人身上。但对那些时候络绎不绝到家里找他办事的人，他的脸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比锅底子还黑”。有次他去厂里，一个迟到的工人远远看见他，吓得跳墙头就跑掉了。往父亲跟前凑的某个车间主任，最后总发现他略显浮夸的常请示勤汇报可能还不如一个埋头苦干的手下工人更能让父亲的脸色好看一点。

很少有人知道，父亲是个文人。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最后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直某机关，他的文章写的清秀，二胡拉的又好。28岁要得到提拔的时候，他却令人惊诧地主动调回了老家太康县城。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母亲。

我想，只有我知道真正的原因。

2

我的母亲，是个美人。当年我在农村的三奶奶把她介绍给父亲时，母亲穿着一条借来的裤子，上衣袖子太长，挽了好几道。她的头发乌黑秀丽，辫子粗又长。

父亲后来说，他真正看上母亲，是因为后来通信的时候发现“她字写的好”。

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好姑娘一样，母亲活的拘谨，认真。她从不说脏话，但也从不说有趣的话，在她看来那叫轻浮。

父亲回到太康，从工业局的电工小顾很快成为顾厂长，然后在县城中心花了10万块钱盖了一座红砖小楼，种了26盆菊花。

他偶尔会在那些精心侍弄的花前，一坐就是半天。

有时候，他会告诉我，其实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大学老师，他厌倦透了现在这个喝酒应酬说违心话的工作。家里的书橱上塞满了企业管理和机械专业类的书籍，我是蹲在县城新华书店的地板上看完一本格林童话的。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些姹紫嫣红里隐藏着一个男人怎样的梦。

盖房子的时候，母亲一次没有去过施工现场，因为她觉得去了之后也无事可做。房子落成，在父亲的一再邀请之下，母亲才莅临了一下她未来的家，一条砖缝里的小蛇却让她患上了心病，在我们那里，蛇是一种不吉利的生物。

如果一个女人粗暴泼辣点儿，虽然有可能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变成一枚强悍妇女，但是更可能将自己的生命变得鲜活生动。母亲不。她一直像个隐忍的蜡人。

她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但我没有见过她和父亲讨论柴米油盐之外的任何话题。直到51岁那年，乳腺癌来了。

童年的经验对整个生命是具有支配性的，这可能是形成悲观主义的源头。那些年的记忆，一直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我常想，也许会跟随我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梦里那座长满盛开菊花的红砖小楼很快被卖掉了，举家暂居在我城郊的姨妈家。一个追债的女人，在我家饭桌前把黄昏坐成了黑夜。她有一张很薄的嘴唇，连珠炮般的难听话好似一条条吐着芯子的蛇。父亲慢条斯理地夹着一盘土豆丝，沉默不语。

那年我刚刚考上大学，这个镜头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成人礼。

我不知道自尊心比天大的父亲是如何在母亲病床前强颜欢笑的。我只知道，母亲惊人地撑了四年，她完全不像别的癌症病人那样瘦成了一把骨头，她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什么病，因为父亲在她患病这四年的谈笑风生和若无其事。

但我知道，那背后是天价的医药费，和从没掉过一滴眼泪却迅速苍老的父亲。

母亲葬礼后的一天夜里，父亲和我在院子里坐着说话。月色如水，把他的脸照的柔和了许多。

父亲看着我，说：“这辈子我没有爱过你妈妈，但现在，我很想她。”

3

关于父亲爱的那个人，早已随着那26盆菊花变成一段时代的烟尘。作为女儿的我，只能从他早年在武汉的照片中猜测一二。一个明媚生动的女子。

正如那句话；人们爱的是一种人，相伴终生的，往往是另外一种人。

民谣歌手宋冬野在《鸿泥雪爪》里吟唱：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我不知道苏东坡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些人事繁华的过往中是否有着亡妻王弗的小轩窗下正梳妆？但一句“苏轼南贬，朝云随侍”，诉尽了多少年少与沧桑？

青春沾染了暮气，胭脂沾染了灰。或许，他们都曾经是心怀美梦的人，但在生活面前，他们已倦于叫喊。

它像冰块般寒冷，触摸上去，又像火一样灼热。那是你不得不怀念的青春。

父亲的梦结束了。父亲的梦也开始了。

他看着我成人，上大学，谈不靠谱的恋爱，和不靠谱的辞职。他最小最叛逆的女儿成为他的另一个梦的驱动力。

父亲说，最近大半年他做了好几次同样的梦。他梦到他死了，而我离了婚，生活无依。在梦中，他要给我钱，我说，爸，你给我的是阴间的钱，我在阳间没法花啊。父亲说，他醒来之后脑中最清晰的便是梦里我这句话。我无法想象，那是一个让他怎样辗转反侧的梦境和夜晚。

父亲今年七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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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在梦里为我找钱的时候，我正在一座四层的灰色小楼里造梦。

之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我都在筹划齐鲁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号。一本刊物的十五年，应该如何追忆曾有的青春狂放？十五年，又内化成如今怎样的精神气质？

9月18日凌晨，走出办公室，我发了一条微信：制作完这期周刊，天已将亮，我们没有睡意，只有热泪。周刊十五年，我的青春埋葬在这里，所有的纠结，困惑，痛苦，喜悦，激情如波浪般袭来。我们都是所谓庸常生活的叛徒，也都是强大现实的顺民，但生活的真相往往不止于此。生活，就是生活本身。

“在无数个俗不可耐的酒场上，在无数个用生命拼杀的“干杯”中，报社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我们的总编在纪念号后记文章《活着万岁》中这样写道，“这就是总编吗？总编就是这样的么？从一开始就是找钱的？杯具的是到现在还在找。”

她本不必如此。她本可以衣食丰裕地过完这一生。可她要跟着她的灵魂走，周刊是安放她灵魂的所在。所以每次选题会我们要安放她的愤怒和执拗，为了一个选题，为了一种话语权，为了一种使命感。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要么庸俗，要么孤独。我更觉得这句话像是总编的原创，她曾说：“人活着，就要痛快淋漓，不然不如去上吊”。

而活着的无能却渐渐成为一个行业，一代报人的生存现状。

在打开十五周年纪念号时，总编哽咽了。我看着她，这是一个报人的哽咽，也是一个报人的情怀。我不知道和她一起做梦的有几个人，我只知道，她有着尼采笔下的孤独。

1974年，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被克里姆林宫驱逐出国境，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深陷孤独的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这令他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

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另一位基督徒囚犯，越过无边的黑暗，向他低声说出福音，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父亲用他的26盆菊花驱散伴随他终身的孤独，总编用一份周刊承载她也许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情怀。

电影《梅兰芳》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是邱如白的一句话：“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也就毁了梅兰芳……”也许，我们终将变成我们当初所厌恶的那种人。我们迟早会忘记飞翔，笃定地相信脚踏实地的感觉，离开永无岛一去不返。

但是在我们心里，永远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个拒绝一切现实设定，相信自己想象力能够克服所有不可能的彼得潘。

所以，别向这个操蛋的世界投降，成为我们和总编共同的语境。

5

25年前的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25年来，除少数人外，那些曾经的“最好的诗人”，有的做了编剧，有的做了书商，有的干脆下海经商，总之已很少写诗了。

于是，人们以海子之死为分界，把这一年视为诗歌的界碑。

海子在《以梦为马》中写道：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故土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

以上文字谨献给世上所有还有梦的人。

（顾玉雪，《齐鲁周刊》编辑部主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