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创作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

原鹏

内容摘要：当下的文学创作领域对文学载道功能存在认知上的偏至。导致文学创作的精神缺失，表现为：文学与生活的距离消弭，对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引领能力不足；批判解构负面价值的勇气有余，建构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缺失。这一认知偏至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和文学的消费语境密切相关。对文学载道功能的透视、反思、召唤和回归十分必要和迫切。

关键词：文学载道功能 认知偏至 精神缺失

一.当下文学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

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和教化功能，历来是中国文论的一大传统。由孔子温柔敦厚之诗教，到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到柳宗元之“文者以明道”[2]，直至梁启超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3]，欲通过小说以新中国之道德、政治、风俗等，直接将文学与改造社会、变革社会联系起来，其间所贯穿的文艺的社会功利和载道教化作用，始终占据着中国古代文论中之文艺功能论的主导地位。

梳理历史可见，在中国“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学历来被寄予救苦救难的厚望。期望它外可以经国济世，内可以冶情养性，大到救赎国家命运、小到救赎个人灵魂。这一特点在我们传统的文学流变中鲜有例外。古代文学创作自不待言，以五四以降的文学创作来看，如《阿Q正传》着眼于拯救国民性、《子夜》着眼于拯救民族资本、《雷雨》则试图拯救泯灭的良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所流露出的灵魂救赎意识和反思精神更是文艺载道功能在社会使命感驱动下于创作上的具体体现。中国文学“为人生、为社会”的理念、“文以济世”的情结，重视文学“载道”功能的传统一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掀起空前的创作和接受热潮，奏响了强有力的时代主旋律。

然而，观照当下我们发现，今天的人们对文艺的载道功能却常常持有一种近乎应激式的本能排斥，似乎一谈到这个就是创作理念落后守旧、思想僵化，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样的作品就是伪善、溜须拍马、缺乏艺术性的，流露出一种盲目的认知偏至。不可否认，在林林总总的文艺作品中，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作品，这也许与一些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不高、尚不能运用更艺术的手段来巧妙地承载思想有关，但即便如此，若是出于真正社会责任感的创作而非出于对名利铜臭的追逐，其精神依然是值得肯定的。今天，许多人之所以要么批判、要么讳谈文学的载道功能，多是出于对文艺工具性的理解偏差，批判者常常列举自古以来文学被统治阶级作为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工具，从而丧失或削弱了其审美娱乐消遣的本性的现象作为例证，又引用西方理论来论证文艺的审美消遣娱乐功能才是其第一本性等等。诚然，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确乎是其本体，我国的文学传统也的确更加注重其社会的教化作用，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一度沦为政治的工具，但对文学审美娱乐本体功能的回归与重视，并不意味着文学社会功用无关紧要，更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指导本土创作实践，把我国文学的载道、教化传统简单否定，惟恐避之不及，甚至弃之如敝履。

笔者认为，载道、教化功能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过时，虽然它的内容、方式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应该传什么“道”，关注什么题材，以怎样的艺术表现手段去潜移默化地教化读者，但这一功能确是不应被鄙视更不应被抛弃的。现在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在文学理念方面流露出一种非此即彼、简单二元的思维幼稚，把提倡文学的载道教化功能视为僵化一元，把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散漫当作丰富多元，忽略甚至忘记了，多元如果失去方向就必然最终流于混乱的隐患。尖锐些说，一些人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批评，实际是为自己在名利诱惑下难以坚守内心，随波逐流、迎合媚俗，社会责任感日益薄弱寻找借口和遮羞布。创作界、批评界对文学载道功能的有意无意的认知偏至，甚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久而久之，造成当代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不断膨胀，载道教化功能日益萎缩，今天的创作在唯物化、商业化的生态环境中没有了方向，正滑向娱乐至死的边缘，迷失在消费和娱乐的狂欢中，暴露出多方面的问题和缺失，乱象纷呈。

二.认知偏至下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缺失

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作家本应怀揣感时忧国的情怀和反对宰制的使命感，以省察的视角、忧患的意识、拷问的精神和载道的责任观察社会、体悟生活、反思人性，在创作中承载人类理想和人道精神，起到启蒙、预言、代言和批判的作用。然而，在消费社会市场化、功利化、利益最大化、娱乐化的弥广渗透下，当下创作的“精神缺钙”和“灵魂缺失”等病态日趋明显。狭隘的历史观、病态的东方观、虚无的人生观、虚伪的道德观、庸俗的审美观比比皆是。文学丧失了拷问俗世生活的勇气和整合建构积极的时代精神的能力，精神严重缺失。

文学与生活的距离消弭，文学对生活的精神超越和引领能力不足。以小说创作为例，客观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就数量、风格和影响而言，成绩显著，但就总体的精神骨骼和审美品性而言，却存在日益疲软萎靡和消极低俗的趋势。“新写实”的创作色调普遍阴暗、冷漠，在生活的灰色琐碎中宣扬着世俗的欲望主张；“痞子文学”在调侃神圣解构崇高的理念下传达着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新人类”则在作品中倡导跟随欲望尽情狂欢；各种穿越、玄幻等网络小说更是在娱乐至死、点击率至上的创作理念下演绎着“作者写过就算读者看过就忘”的短命闹剧。

从根本使命看，创作应当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把故事表面的趣味性推向背后的存在性，深刻洞察人类的存在境遇、深入思考人性的善恶，用审美的眼光超越现实生活的种种假恶丑和不完美，促进读者对生命、生活、存在的反思和升华，实现对大众的积极引领。然而现状却是：作家要么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念下一头扎进吃喝拉撒睡的庸常生活中，自我陶醉于对现实欲望的临摹和再现，忘记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如“新写实”小说的零度视角和冷漠态度；要么打着“张扬人性、反抗传统”的大旗，一味热衷于身体和感官的狂欢，渲染性、血腥与暴力，如“新人类”小说的审丑和狂欢倾向；要么标榜“个性创作、纯属娱乐”，天马行空，随意组合，如玄幻、穿越等网络小说等的变态渲染。自甘庸俗，寻求刺激，堆积苦难，夸张失度，创作者在生活的垃圾堆前失去了嗅觉，在世俗化鄙俗化的道路上肆意狂奔。似乎如此才具有批判的勇气和思想的深刻。然而，冷漠令人绝望，审丑使人悲观，狂欢过后是更深刻的虚无。由于消弭了艺术和生活的距离，美也随之消失；由于放弃了艺术对生活的价值引领，缺少对现实的超越，精神气质也显得鄙俗不堪。endprint

批判解构负面价值的勇气有余，建构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缺失。就创作而言，生活和人性中的灰暗污浊、罪恶肮脏不是不能写不该写，相反，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对“假、恶、丑”进行揭露和批判恰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体现之一。然而，必须清醒的是，破坏是为了建设，解构应为了建构。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缺乏正面的精神价值和审美内核，缺乏塑造美、呼唤爱、看取善和光明的能力，其人文精神和艺术境界就不可能成为烛照人们精神寒夜的火光，也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学的精神支柱。然而，综观当代的文艺作品，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这种认识的偏颇导致作家作品在揭露假、恶、丑中解构了现实，却未能建构起真、善、美之正面的价值精神。

实际上，批判和建构并不对立。所谓正面的价值精神，既不能浅薄地理解为是指当下政治的“导向”，也不只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光明面之类，批评者也不能粗浅地认为契合政治导向的作品就一定是缺乏批判性的。文艺的魂魄和钙质，文艺的精神和脊梁说到底应该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美好人性的高扬，对崇高的普世价值如尊严、人格、正义、善良、乐观、坚韧等的肯定，优秀的作家作品拥有在对现实的批判解构中引领和重塑价值的能力，赋予作品深刻的人性发现和悲悯的终极关怀。对他们而言，揭恶示丑是创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寻找生活和人性的美善和希望才是文学的根本归宿。而在今天的创作中，不少作家把揭露（揭露绝不等于批判）负面的国民性、人性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恰恰暴露了其精神资源的薄弱和对文艺批判功能的理解偏差。

三.认知偏至的当代消费语境透视

当下文学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进一步繁荣，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开放与开明，国人对政治的关注和热情逐渐降温，对物质的追求和欲望日渐膨胀，中国已从一元化的“理想型”社会转向多元化的“现实型”社会，价值和文化的日趋多元为个性的张扬和个人话语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些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合理性。然而个人价值的极端自由和物质欲望的极端膨胀也使社会共同的价值信念和公共道德认同受到极大冲击。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态渐趋功利化，铜臭气弥漫，道德和人文精神大幅滑坡。

从文学消费语境的变化看，书刊出版、作家生存体制的市场化转制极大强化了读者的消费取向对作家创作的意义。大众趣味就是市场需求，一方面，文学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坛上走下来，从自我陶醉、无病呻吟变得更接地气，更加通俗。另一方面，“读者就是上帝”的口号也成了许多创作者追逐名利的遮羞布，放弃了对读者道德修养与艺术审美水平主动引领的艺术自觉，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艺术品格流于媚俗。甚至一些纯文学创作者的理念也在这样的趋势下发生了变化。如，赵凝认为：“小说家应放弃‘大师情结，应变得实在些，不要为奖而活着，要写出好看的适合读者阅读的小说来”。[4]海岩则表示“特别在乎我的读者会不会不耐烦”。[8]即便是昔日最不在乎受众多少和喜欢与否的的先锋作家们在今天也纷纷转向读者立场。余华说： “现在我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吸引人。有些作家误以为是作家创造了读者，其实相反，是读者创造了作家……”[5]叶兆言也坦承：如今“读者对作品的认同，自然会程度不同地影响我的创作倾向。”[6]

可见，过去以修养阅读为主导的阅读取向随着作家向读者立场的转向，正在被消费时代以愉悦、消遣阅读为主导的阅读取向所替代，结果是许多创作者“把某些商业化、娱乐化因素引入写作……，比较多地考虑了接受，怎样使书好看，轻松，热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掌中之物”，而“我们呢，就像在观看一出闹剧，看得聚精会神，眉开眼笑，但回到家里，就不再想它了”。[7]

表现在创作上，中国文学传统中一度被轻视被压抑的消遣娱乐功能，在当代新的消费社会环境下，犹如洪水决堤般，开始肆意泛滥。人们对文艺的功能认知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追求现世感官享受的实惠主义、只重经济利益攫取的政治虚无主义、放纵人性本能欲望的自然主义等创作，普遍远离了思想启蒙，消解了神圣、庄严、崇高，走向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流入解构和娱乐。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中国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难以整合和确立等问题，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但就总体而言，当代文学唯物化、商业化背后的精神缺失仍是不容回避的存在。

当今文学创作的种种问题和症候，深究起来都与对文艺载道功能的认知偏至深刻关联。今天，文学面临的思想资源越来越复杂多元，传统的、西方的价值观、文艺观等等，都在对创作产生着影响，但主导价值却不够显豁。如果创作者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和价值判断能力，仅止于对大众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的认同、迎合，恰恰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市场没有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 萨缪尔森的名言）。大众这些混乱、粗浅、庸俗的欲望和趣味所形成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会反过来刺激文学的媚俗创作，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当下对文艺载道功能回归的透视、反思和召唤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注 释

[1]曹丕.典论·论文[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魏俊兴.女作家的“忏悔书“[N].光明日报，2004-08-11.

[5]尚晓岚.余华：读者决定作家.中华读书网.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

00828/200008280013.html

[6]李亦明.作家叶兆言访谈录[N].中华读书报，2004-08-04.

[7]雷达.长篇小说笔记之二十一：徐坤《爱你两周半》、陈可非《天啸》[J].小说评论，2004.4

[8]此处引用的是海岩受贝塔斯曼集团邀请，在北京展览馆第1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与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时的讲话。http//book.news.sina.com.cn./longbook/1095059724lanseshafa/72shtml

（作者介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媒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