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风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袁初明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明确，任务艰巨，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风险。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风险思想，尤其是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以及生态风险等思想内容，对于我们批判借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正确应对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34-05

随着风险现象的频发，风险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近20年来，国内学者致力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不足的是，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风险思想的挖掘和梳理工作略显单薄，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风险语境中的弱化。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风险思想，对于我们批判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正确应对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形成的实践起点

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革命事业的实践者，他的理论创作来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现实的迫切需要又促使他从理论的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任编辑，在此期间，马克思批判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提出新闻出版自由。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使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广大贫苦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马克思初步认识到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也初步触摸到了隐藏在国家、社会关系等背后的物质根源，这既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思考当时社会存在的风险的出发点。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的萌芽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虽然带有一定的过渡性和不成熟的成分，但是它是马克思完整世界观的最早雏形，同时也闪烁着风险思想的火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工人同其产品的反常关系”的社会现实状况的考察，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创造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劳动，它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是引发经济风险、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涉及到了风险社会形成的实践基础，标志着马克思风险思想的萌芽。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的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在此著作中，马克思系统地阐发了风险思想，对风险形成的根源、风险存在的方式、风险的扩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风险形成的实践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67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首先条件，而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和基础，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人类自身，也创造了人类社会，即“人化自然”，我们所处的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76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无限性，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孕育了风险产生的实践基础。

其次，马克思论述了在风险状态下人的生存状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初步论述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并且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89，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总结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几种状态，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及人的各种能力的局限性，生产和交换都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分工是比较狭隘的，人的需要受生产能力的制约也限制在较低的水准，人与人的交往也较少，这时候出现的风险更多的是吉登斯所说的“外部风险”。而到了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人的各种需要的增长，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对立的尖锐，人与人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类处在一个充满“人造风险”的社会中。

再次，马克思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各种风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分工、分配、交换等领域出现了各种风险，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风险产生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包含了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在现存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三者之间必然会产生矛盾，分工导致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分工导致了不平等的分配，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分工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5。

最后，马克思论述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对风险扩展的影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入分析了世界成为世界历史的历史现实，各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生产、交换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行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8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这个必然趋势中，人类越来越受到异己的力量的束缚，“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1]89同时，交往范围的扩大和贸易的世界化使得殖民地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各国之间因为商业利益而产生的战争也越来越频繁和残酷。另外，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也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也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它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1]115

（四）《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则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是从实践出发，在剖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中阐述各种风险的，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出发，论述了商品在生产、交换、分配等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风险思想在《资本论》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集中论述了经济风险，而经济风险是其他几种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风险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风险现象的重视，并且进行了深入思考。概括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风险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风险

马克思的经济风险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为逻辑起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各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马克思指出，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就可能在商品生产过程和商品流通过程中产生风险，马克思提出：“资本在由货币转化为生产条件并从处于静止状态中的资本的形式转入生产过程时，会遭受生产过程的风险，这是任何生产过程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这个过程具有何种社会形式，——那么，它现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遭受包含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价值转化为这同一价值的货币形式的风险，这是任何商品生产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3]305马克思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含义，其一，马克思认为生产领域存在生产风险，主要是指生产资料遭受到无法预料的损失；其二，马克思认为流通领域存在着流通风险，也就是资本不能通过各个流通阶段或停滞在其中某一阶段的那种危险，资本一旦在流通中停滞或中断，就会遭受贬值的风险；其三，经济风险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追逐利润，所以，商品经济必然带来经济风险。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他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4]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要我们国家在宏观和微观领域坚持这两点，就能够有效地应对经济风险，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都可能存在风险。对于生产领域存在的风险，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因为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3]503。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当资本在某个环节或阶段不能够顺利通过时，风险就会产生，“就是资本不能通过各个流通阶段或停滞在其中某一阶段的那种危险。”[5]另外，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会把风险转嫁给他人，“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也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6]

（二）政治风险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进入《莱茵报》工作，林木盗窃案使他开始关注涉及广大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初步发现了统治阶级和广大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利益对立，虽然马克思这个时候还没有能力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这种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进行科学分析，但是他发现了国家机器总是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这一事实，触摸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在以后的研究中，马克思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尖锐矛盾的根本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政治风险的根本原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其他国家侵略的风险，恩格斯在《法国的改革运动》一文就指出：“在最近一次的两院会议上，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揭发了无数的行贿丑闻，以为这样就会把政府推翻，可是政府仍然熬过了这场风险。”[7]马克思在《议会辩论》一文中就指出：“不是英国劝土耳其政府拒绝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恰巧相反，而是苏丹的大臣们自己冒风险采取了行动，并且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英国的帮助。”[8]

（三）社会风险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和社会风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异化劳动作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工人同其产品的反常关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事实，全面阐述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种种社会风险。首先，劳动的产品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越少；其次，劳动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不是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不幸；再次，个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不是人的个人能力的体现和发展，而是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最后，人同人相异化，当一个人分别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处于异化、对立的状态时，必然导致社会上一部分人跟另外一部分人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产生阶级矛盾，而且这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迫必然导致无产阶级起来反抗专制统治，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1]14。

（四）文化风险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文化风险，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是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道德败坏、物欲横流，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形象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社会现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道德风险、道德危机；二是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在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打破了封建社会宗教神学的神话，摧毁了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资产阶级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有其天然的内在缺陷，它认为纯粹的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把人民群众排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之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判了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指出这种唯心主义把理论和群众对立起来，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更不可能用来指导实践，“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批判的对象的群众同真正的群众毫无共同之点。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是批判的批判本身‘制造出来的，正像博物学家不谈动植物的特定纲目而只是把‘一般纲目当做自己的对立面一样”[9]。

（五）生态风险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审视生态风险的，虽然，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环境问题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是，马克思在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中看到了生态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实践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纽带，在实践中，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但是，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不但使人与人的关系异化，而且使自然界在劳动环境中同人相异化了，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形成生态风险，“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47自然界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1]47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就必然带来生态风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0]对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对于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找到了答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那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1]4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1]对于怎么应对生态风险，马克思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解。

三、马克思、恩格斯风险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提供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的人类优秀思想成果，是时代的精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解答了无产阶级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自身解放的时代难题。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是不断发展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体现在它能够与不同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理论的时代化需要在实践的时代化中寻找思想养料，实践的时代化需要时代化的理论来指导，因而二者构成了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12]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现代化的负面效果不断凸显，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风险成为困扰当代人的时代难题，这就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寻找应对风险的正确方法，因此，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风险思想，既可以为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风险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又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二）为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提供理论工具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学者如贝克、吉登斯等对风险的内涵、特征、产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抗拒风险都做了比较系统、深入地论述，并且也论述了风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们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展开论述的，而且，他们的风险社会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思，他们面临的发展背景与我国当前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风险理论无法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他们是立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来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效果，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揭示风险产生的根源。因此，这就需要我国的理论工作者认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风险思想，形成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风险理论，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寻找应对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可能面对的各种风险的正确方法。

（三）为正确应对发展风险提供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过风险问题，但是他十分重视风险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多次提及风险，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风险理论，但是它为应对风险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应对发展风险的价值前提。马克思的一生，无论是理论创作还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都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高度上才能够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才能够真正做到正确应对发展风险。

第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分析风险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风险的产生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必然有其产生的实践基础，必然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要研究风险，必然要从人类的实践目的、实践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否则，就是本末倒置，掩盖风险产生的真正根源。

第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分析风险的正确方法。唯物辩证法强调要用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首先，要辩证地看待风险，风险的出现既可能是灾难，也可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机遇；其次，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风险，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风险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马克思指出，风险在不同社会都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风险产生有其根源，“资本通过联合来使自己免遭风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直接生产者，也会受到同样的风险。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那只是因为他篡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3]45再次，要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风险，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风险的产生不一定是某一单一原因造成的，可能是多种因素产生的结果，要从多方面、多角度来分析风险产生的根源。最后，要用全面、系统的观点来看待风险。目前来看，发展风险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而且各种发展风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都可能对整个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既要有所侧重，又要各个兼顾，这样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才能够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应对风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3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9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90.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9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

[12]谭培文.发展风险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可能性[J].理论探讨，2011（2）：43.

责任编辑 张忠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