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重庆海关开出川江挂旗船

陶灵

川江挂旗船的由来

晚清至民国初期的30多年间，川江上曾行驶着一种名叫“挂旗船”的木船，随着轮船航运业的兴起而结束。挂旗船是川江航运史上的特殊产物。

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开关，重庆正式开埠，外商纷纷拥入，先后开设立德、太古、怡和、美孚、白理等51家洋行。当时的川江还没有轮船行驶，外商可自备或租雇中国木船载运货物。但川江航道暗礁密布，明岩林立，外商望而却步，只能租雇中国木船进出川江。出重庆港时，租雇的载货木船要在海关报关，缴纳出口税和领取船照、海关关旗，并将关旗悬挂在木船上。除关旗外，载货木船还须悬挂受雇洋行的行旗（后来为洋行所属的国旗），故名“挂旗船”。由宜昌港出关上行到达重庆港的挂旗船，停泊在海关指定码头，向海关请领准单卸货，缴纳进口税，结关后24小时内离开。

1891年5月12日，英商太古洋行雇用一艘中国木船装载白蜡、黄丝，在重庆海关报关后，悬挂着海关关旗和太古洋行行旗，驶出重庆港。这是重庆第一艘出口挂旗船，也是川江的第一艘挂旗船。5月26日，英商立德洋行雇用的挂旗木船，装运煤油、海带进入重庆港，成为第一艘进口挂旗船。

重庆开埠前的川江木船载货，自古要向地方政府缴纳税率为1厘（即1%）的商业税，俗称厘金。征收机构叫厘金局，相当于税务局的性质。这种缴纳厘金的木船因此称作厘金船，与挂旗船相区别。挂旗船只在海关缴纳关税，航行中经过沿途的厘金局关卡，只要出示海关颁发的船照，立刻放行。但是挂旗船所载货物，中途绝不能起卸变卖。川江滩险浪大，木船载货容易浸水而潮湿损坏，如果挂旗船要卸货拆改，必须就地呈报地方官府或附近厘金局关卡，待查验实情后在其监管下拆改，并由监管人员在海关颁发的船照上详细记录经过，盖上官印，到达口岸后再由海关复查。

后来有些洋行也自备木船载货，除了同样要在重庆海关申领船牌，悬挂关旗、行旗之外，船头的两边还须用醒目的大字标注船牌号、商行名称，以易辨认。不过洋行自备载货木船，在川江上寥寥无几。

厘金船占据川江航运优势

重庆开埠，洋行带着超前的经营理念入驻，发展势头迅猛，本地商号不能与之相比。1891年9月，重庆海关才开关半年，兼任海关道的地方长官川东道员张华奎便致函轮船招商局，邀其尽快来渝设立分支机构，以发展民族航运业。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晚清名臣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海运及内河航运企业。只有这种实力雄厚、阵容强大的官商企业，才能在重庆与外商洋行争得一席之地。接到邀请，招商局宜昌分局速派职员陆宗游前往重庆考察，第二年便开始租雇民船载运货物，当年进出重庆海关368艘次，载货7000多吨，占进出关货物总量的16.3%，其中出关货物占到总量的41.4%。1893年春，招商局在重庆正式设立分局。

招商局在重庆开营之初，按照海关规定，中国商船不得挂旗，所雇木船只好悬挂英商怡和洋行的旗帜。中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经营，居然不能享有与外商同等的权利，招商局很是不服气，经多次交涉，重庆海关也考虑到招商局的来头，最终同意招商局租雇的木船悬挂局旗。

挂旗船虽然一路畅行，免遭关卡打扰，但与厘金船相比，优势还是差了很多，特别是在挂旗船出现的前期阶段，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挂旗船可以逃脱沿途关卡的厘金等捐税，川江船户都乐于挂旗。其实，挂旗船进出口都要缴关税，算起来并不比厘金船缴得少，而且运费昂贵。厘金船由武汉至重庆，每公斤货物运费1200文（旧币，下同），而挂旗船从宜昌至重庆，航程少了近一半，则要2000文。由武汉入川的煤油，因武汉至宜昌的轮船怕失火不愿承运，挂旗船又只在川江航行，厘金船便直接在武汉就受载承运了。四川、重庆的出口土货，也大多由厘金船载运，并且盐、煤大宗土货由厘金船专运。厘金船的最大优势还在于，所载货物沿途可以随时变卖，而挂旗船的货物必须到达海关口岸后才能销售，往往贻误了商机，或者迂回运输增大成本。

1892年，川江航行的厘金船为12000艘次，挂旗船只有1800多艘次，后来挂旗船有所增加，但仍不能与厘金船相比，如1906年的川江，厘金船为15000多艘次，挂旗船为2600多艘次。民族航业的厘金船，占据着川江航运的绝对优势。

挂靠外籍的“挂旗轮船”

川江轮船通行商运后，外商轮船纷纷驶入，并无多大优势的挂旗船逐年减少，1925年全年只有一艘载货20吨的挂旗船，在川江最后通行。

轮船在川江出现后，不论国轮和外轮，都以注册国籍为准，悬挂其国旗，并不称挂旗船。但是在近代川江军阀混战时期，出现了中国轮船注册外国籍，实为名义上“挂靠”的“挂旗轮船”。

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34年刘湘经中央授权统一军政的20多年里，四川境内发生大小战事470多起，豫鄂滇黔各路军阀占据川江沿岸的城镇，设置防区，由军官兼任县长、局长等行政长官，为筹集军饷，巧立名目设置关卡收钱，川江轮船担负的各种捐税达20多种。不仅轮船、厘金船，就连外商洋行的挂旗船，也被拦截收钱。1918年10月21日，占据万县（今万州）的滇军团长田钟谷，利用县城下游的聚鱼沱回水湾设卡征收“军事特别保险费”，挡住了装运棉纱的上水挂旗船80艘，重庆海关和牵涉到的外商驻渝领事馆出面协调，田团长仍挡扣不放。在万县海关报关的挂旗船因已抵岸，迫于无奈缴银160万两后被放行，而在重庆海关报关的挂旗船，与驻军在江面相峙了半月之久，后来美军舰长出面威胁才得以离开。

驻防军阀不仅巧立名目收钱，还经常征用轮船装运军用物资和官兵。一次，刘湘的21军航务处坚决要求中法合资的聚福洋行出兵差，法国人害怕丢了面子，但又拗不过驻军，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办法：21军官兵全部穿上旧蓝布衫，装扮成普通的旅客，所带武器交由船上代为保管。

最早在川江通行轮船商运的川江轮船公司，是四川总督赵尔巽提议创办的官商企业，也不能免除兵差任务，从1911年10月开始，多次被驻防军阀征用，1918年亏损达10多万元，收到的兵差款仅为1000多元，被迫歇业。为免遭军阀滥征滥用，川江轮船公司只好寻求外国人庇护，自1921年2月起将蜀亨、新蜀通两艘轮船注册法国籍，挂上了法国旗帜，另一艘蜀和轮则长期悬挂意大利旗。国轮注册外籍、悬挂外旗，没有免费的午餐。在1921年至1927年的7年时间里，川江轮船公司承担了领事注册、领事结关签字、律师等各种名目的挂靠费、挂旗费达31万多元，并且解除注册时，还要缴纳一笔可笑的“退挂费”。

多灾多难的元济轮

1915年蜀江轮船公司创办后，在上海订造了一艘钢壳浅水小火轮，船长约28米，载重36吨，取名“元济”号。到了第二年，还没见到造好的船开回重庆，公司派人去上海的船厂查看，原来订船的人只缴了定金，其余船款已被其挥霍殆尽，只得从重庆另汇款来接船。1916年秋，元济轮从上海船厂往回开，不料途中触礁受损，开回上海修理，3个月后终于抵达重庆。

经重庆海关检验，元济轮货仓不符合要求，不许载货，只能载客和装运邮包之类的物品。按海关的要求，元济轮主要经营客运，往来于重庆与宜宾之间。没想到才开航3趟，在下水途中就遭到土匪抢劫，船身受损，再次开去上海修理。1917年4月，元济轮回渝继续经营客运，时遇川滇军阀开战，在宜宾被滇军扣作了兵差。半年后，滇军退出四川，元济轮回到重庆，却又被北洋军阀皖系吴光新部所扣，运送军用物资。12月3日，北洋军阀出川，元济轮送吴光新离开重庆，出城十多公里后，吴光新不坐船了，登岸从陆路去万县。元济轮趁这个机会离开军阀混战的重庆，却未料到宜昌又被驻守的北洋军阀扣用，直至1918年逃到上海躲避起来。

只有元济号这一条小轮的蜀江公司，这时亏损和利息加起来负债已达5万元，原股东纷纷不知去向，只有一个叫马则卿的股东独任其难，支撑着公司的局面。马则卿在上海找到法商麦司洋行入股，投资2万两白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麦公司，船名仍叫“元济”号，改挂法国国旗，寻求外商的庇护，躲避军阀扣用。

与法商合资后的元济轮，在上海修理了船身，添置了机械，悬挂着法国国旗于1920年2月回到重庆，仍经营重庆至宜宾航线客运。订造时就不顺畅的元济轮，注定多灾多难。这时，川滇黔军阀战事再起，元济轮被重庆卫戍司令部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下令扣作军用。后经法国驻渝领事交涉，才被放行。

元济轮凭借法国国旗的庇护，在重庆至宜宾航线上经营客运，不仅偿还了债务，还出现了赢利。原先躲起来的股东见利后又回来了，用元济轮作抵押向大中银行借款，回购了麦司洋行所占的股份。然而，1921年，元济轮抵押后不久，大中银行就倒闭了，元济轮便被大债权人军阀杨森没收，改作兵船。1922年8月，元济轮随战败的杨森下驶宜昌后，不知下落，蜀江公司也随之消亡了。

聚福洋行挂旗始末

在近代川江航运史上，聚福洋行悬挂外旗的经营事件最为典型，川江船户和轮船公司人人皆知。

1895年，重庆城一个普通商人黄道和去世了，留下10多万两白银遗产。由于膝下无子，过继给二伯黄道和的12岁少年黄锡滋成为这份遗产的继承人。后来，黄锡滋娶了当年也是重庆望族的杨氏家族一女儿为妻，把继承的白银遗产放在岳父的商号里生息。28岁那年，黄锡滋觉得利息偏低，从岳父商号收回资金，与人各出3.6万两白银股金，开办天锡生商号，运销食盐出川。

食盐自古属官方专营，每年由政府统一发售运销的许可文书“盐引”，黄锡滋伺机买下很大一部分，但并不急于采购，使川内盐厂库存积压滞销，他甚至还将购买的“盐引”烧毁一大部分，这时川外的市场因缺盐价格又大涨。黄锡滋把握好时机，低价从盐厂购进滞销的食盐，再高价运销到川外市场，因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宁汉分裂的1927年，淮盐不能运楚，黄锡滋更是大赚了一笔。几年间，天锡生商号陆续开设几家分号，增营布匹、棉纱、油、盐、糖和山货，后来又开办钱庄和煤矿，还投资入股银行，生意越做越大，黄锡滋成为重庆著名的富豪。

1919年冬，黄锡滋购买联华公司联华轮，改名“嘉定”轮，并与在重庆海关做帮办的亲戚童继达以及天锡生各商号的掌柜筹资30万两白银，在1920年正式创办福记航运部，装运宜宾与泸州之间的货物，涉足川江航运业。在掌握一定的航运经验后，黄锡滋果断决定卖掉嘉定轮，在上海先后购置福源、福来、福同3艘新轮船，行驶渝宜航线，并放弃其他生意，主营航运和煤矿。

这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时期，为寻求外商的庇护，黄锡滋通过股东童继达，找到法商永兴洋行经理罗德和敲定合作，合资成立聚福洋行，并允许黄锡滋的轮船悬挂法国国旗。永兴洋行实际上不出分文股金，每年收取3万两（按月收2500两）白银作报酬，这是他们的合作条件。就这样，福记航运部的轮船摇身变成了法国商船，在当时“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社会得到庇护，确实赚了不少银子。

1927年，法方政府相关方面弄清合资实情后提出，聚福洋行应有法商三分之一的股份才符合《中法商约》规定，否则不予注册。11月26日，双方重新签订合约，另一家法商吉利洋行改替永兴洋行出资，将重庆、汉口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作价7万两白银，以固定资产方式入股，聚福洋行正式向法国外交部备案。但实际上，双方还另签了一份密约，法方三分之一股份是假的，法方的土地房屋并没过户到聚福洋行名下，没有这些不动产的变卖、抵押等处置权，法方不享受和承担聚福洋行盈亏的权利与责任，每年仍然收取挂旗费3万两白银。1939年，吉利洋行总部代表吕丹来渝，核查在华资产，不承认原订的密约。几经磋商，聚福洋行接受了法商补交的13万元股本金。这个补交的股份，让吉利洋行赚到了十倍于投资的利益份额。

1941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川江与长江中下游航运中断，法方抽走股金，聚福洋行的轮船不再悬挂法国国旗。1942年7月1日，聚福洋行更名为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4年拥有船舶1747吨，在川江上仅次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1952年5月公私合营改组为川江轮船公司，1956年并入长江航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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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