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心声，字为心画

李江杰+张和博

摘要：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苏轼是把词的创作与书法的创作融合得最成功且产生很大影响的文人。他徜徉在词和书法两种艺术境界中，巧妙地把“疏淡、清雅、平淡、古雅”等书风与理论和技巧与自己的诗歌实践结合起来，流露出他面对坎坷人生的豁达与豪放。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书法的“尚意”理论，还以“书”入“词”、以线条写词，以词与书法的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词与书法的发展。

关键词：苏轼；书法；词；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I203.7；J292.1 文献标识码：A

诗词和书法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历来被人们看做是“异体而同貌”的孪生姊妹，“言为心声，字为心画”也成为揭示文人主体精神的重要标准。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史上，把词与书法两者的创作融合得最成功且产生很大影响的文人无疑要数苏轼。苏轼不仅在词中创造出清雄高远的意境和豪放旷达的风格，而且，他还在书法上提出“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书法主张。苏轼往往把书法的创作思想、书法的风格运用到词的创作实践中，开创了宋代的“豪放”词风。他的词因为注满着书法的思维、词的虚实和技巧，弥漫着浓厚的书法气息，实现了词与书法的有效结合，古语有云：“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苏轼将词与书法的相互融合推动了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寓其心、求其乐”— 词与书法殊途同归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同时也是书法的国度，以语言为载体的诗歌和以线条为载体的书法从属于不同的艺术种类，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二者都以文字作为契机，这就为其互相融合带来了可能。诗歌艺术与书法艺术无论是精神观念上还是具体形式上都有极明显的渗透痕迹。

（一）词与书法的相互渗透。从书法的发展史来看，书法大师们创造的法书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书法艺术是依赖文字内容而达到整体的思想感情升华的。如：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精品《兰亭序》，同时又是一篇散文佳作。在苏轼看来“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1]104如果不注重字外工夫修炼，即使闷头练用坏的笔堆成山，也未必能写出好东西，想要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就需要多注重文学的修养。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就是他书法与文学相互渗透的成功的名作。在章法上，特别注重横势，行距开阔分明，由于横势与纵势的有机照应，不但没有给人丝毫的松散感觉，反而有一种浑厚、灵动的气势。领略到一种沉怨幽郁之情，势如江河奔涌。苏轼在书写此诗时，包含感情，已是意笔交融、心手两忘。通观整幅作品，似欣赏一曲郁愤、幽怨的古琴曲。那线条的盘旋、往复、曲折、顿挫拟诗人拔动着如泣如诉的琴弦，表达了无限郁愤的复杂心情。苏轼的词作、书作合二为一，详尽展现文学作品中感伤情怀以及书法文本中的畅意抒写。他徜徉在词与书法两种艺术境界中，时而词兴，时而书兴，并在词与翰墨的交织中积极思索和寻觅着文学与书法的相融同一之处。黄庭坚曾云：“余谓东坡之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苏轼也曾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2]81说明书法与诗词有着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关系。可以说苏轼在词、书法上的文艺思想亦具有明显的同一性。

（二）精神境界上的趋同。诗词最终是为了反映作者的精神境界，作者的境界是由其价值观、世界观、审美情趣等决定的，这是由作者良好的精神修为和行动修为所形成的，同时前者又对后者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只有具有很高境界的诗词，才有可能对人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苏轼《水调歌头》。此词为其酒醉后抒情，因怀念弟弟苏辙而作。全词紧紧围绕中秋月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天上人间无所不包，形象生动的表达了作者对兄弟的感情和极具震撼力的人生哲理。

书法更是以人的境界为最终追求。书法最早起源于对文字的记录，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书写工具的进步和书写技艺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产生和丰富了对书法美的认识，并最终把书法从实用的技艺中分离出来，上升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审美艺术。因此，文字的具体意义是书法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以线条来传达人的一种审美需求。在书法研习过程中，人会多次遇到前进的瓶颈，每一次突破其实都不是技术技巧的突破，而是认识的提高和胸怀的增长，所以书法最终是人的胸怀和学识的体现，这在书界已是不争的共识。艺术是相通的，这可以使人学会相互借鉴。诗词是通过语言格律的形式用文字组成语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和态度，而书法是通过文字线条的形式用书写造型来传达作者的意图，两者路径不同，却殊途同归，人谓诗书一家，都是同一创作主体的感情宣泄。从中国文化史的漫漫长河之中找出具体例证来，苏轼的词和他的字正好为此共生现象作一注脚。

二、“张扬个性、追求创新”的文艺创作理念

诗词与书法共同诠释了苏轼的个性，他开启了文学、书法艺术的自由新境界。苏轼书画理论与诗词思想具有完美统一、明显的互通性，强调的都是创作主体个性的张扬，在表达主体上都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我们知道，苏轼在晋、唐之后开辟了一条书法审美的道路—“尚意”，并通过自己的实际创作证明了其可行性。而且“尚意”的思想贯穿在他的文学和艺术中，他将文学与艺术融为一体，进行了独特的创造，所以他的书法与诗歌有机地统一在他的人格思想中。

（一）同为创作主体个性的张扬。苏轼为“宋四家”之首，平生嗜好笔墨，深受欧阳修的影响，少规模“二王”，中岁学颜真卿，晚喜李邕，一生皆游于晋唐人之间，但却能“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尚意”从本质上讲，是文人的意趣，是书法家主观意识的审美追求，进而书家自觉地将个人精神贯注于其中。他在《评草书》中说：“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又说“天真浪漫是我师。”[2]476他认为书法必须通过传神，寓以深刻的寄托、传达出书家的意趣；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以字适意，以字遣兴，以字抒情。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野性和哲理，其中不乏政治失意的感慨，亦即注入他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使之成为一面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旗帜，主要从政治、爱情、友情和写景状物等最终形成苏词的独特艺术魅力。

书法方面，苏轼在继承唐人的基础之上另辟蹊径，他发扬锺、王“萧散、简远”“妙在笔外” 的旨趣，他青睐颜真卿的书法，但又对其有清醒的认识： 颜鲁公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莫挫手。[2]488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2]450苏轼阐发了他的妙在笔画之外，重视传神的书法主张，反映了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创作也求新、求变，呈现出险峻的气势和神气横溢的意象。他的楷书本学颜真卿，但却加以行书笔意，一改颜体势之方正，而取横势，捺画开张，点画肥厚，结体方扁，用笔灵动，气韵连通，极有笔墨情趣。他能够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进入自然自由的创作状态，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和心灵历程。他认为变法才能出新意。他的书法创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追求的是“无法”之法，是随意生发，从心寄兴的为我所用的法。在苏轼“尚意”书法创作理论中，他注重个性与创新，在古法基础上大胆创新。在书法上更是标新立异。“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3]这正是他书法终生的追求目标，也是他张扬个性的体现。

（二）词书“思索命运，书写人生”开辟。苏轼的书法是以书写人生理念为宗旨的，他的词也是抒情达意，思考人生的写照。一生仕途坎坷的苏轼，对生命抱有不同寻常的热情。他将自己丰富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设法凝聚于他所创造的词与书法当中，融合着自己的个性与激情。他生性旷达，博学多识，在政治上失意很多。也许正是这种失意，使之将才能全部转到文艺上来，成为能文章、善诗词、精绘事、工书法的一代雄杰。他用自己的文艺思想将其人生带到了痛苦和凄哀的边缘。在这个过程中，苏轼也依靠这种痛苦，凄哀之中养成的达观态度，不断培养自己的艺术，使它们不断丰富，与人生的体验靠近、相融。而词的创作也无形中受到书法“尚意”的启发，他在“词性正浓”且成绩斐然之时也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高峰时期。黄州时期，苏轼词风、书风呈现出旷达清逸的美学新貌，书作有《梅花诗帖》、《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寒食帖》等。词作有《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后赤壁赋》等，其书法创作体现为创作主体人格修养、胸襟情怀的表征，其中多了几分静穆与典雅，平添了几分轻松与超然，形成了以《前赤壁赋》为代表的丰腴肥厚的“东坡体”，共同阐释了苏轼的主体精神。

三、以“尚意”的书法思维勾勒词境

书法艺术的意境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真正优秀的书法作品都不是文字符号简单、任意的堆砌，而是书法家以情意为之，通过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淡、结体的疏密、章法的虚实，来体现其丰富的情调和意趣。因此，书法意境产生于文字线条墨象的无穷变化之中，产生于走笔运墨所诞生的笔意情性之中，但根本上取决于书家的思想感情、审美理想以及人格襟怀。苏轼对书法的创新开创了宋人“尚意”的书风。古人曾云：“宋人书取意。”这即是正确地概括了宋代书法的艺术特色及审美取向。所谓“尚意”，是在书法创作上刻意求新。即重视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作为宋四家之首的苏东坡极力追求书法之个性与创造，并寓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于书法作品之中。

（一）以“书境”入“词境”。词的意境、风格中包含书法的“尚意”风格是苏轼词的一个显著特征，情景交融的笔法，流转在字里行间勾起后人无尽的感怀。在词史上苏轼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最主要表现在对词意境、风格的开辟。苏轼在词中创造出清雄高远的意境和豪放旷达的风格。苏轼一生坎坷多艰，他却走向了豪放旷达。通达的人生态度，使他开辟了一个波浪壮阔的境界，其苦难更多的是飞天抚琴般的神韵，真骨傲霜的生命气节，大江东去的豪放、唯美意境的描绘。作为词人和书法家，苏轼往往用他“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无穷机轴出清新、适意无异逍遥游”的书法思维注入词中，创造出豪迈奔放、 旷达飘逸的词境。所以他的词具有热烈奔放的情感， 坦率开朗的胸怀，气势豪迈， 气象恢弘， 笔力刚健的风格特征。

（二）“词书本一律”。苏轼提倡“诗画本一律”，认为文学和艺术是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他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所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就明确表达出这种观点。诗、书、画中的“一律”，是同一创作主体的感情宣泄，精神的一脉贯通.“在中国的传统文论中，文章讲究‘以意为主，书画理论中讲究‘意在笔先[4]463这在苏轼的词与书法中有很好的体现。苏轼的词境、风格受到书法风格“尚意”的影响。

在表达情感方面，词和书法具有相同的功能。苏轼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弈。”[5]2570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而在词中他另辟词的发展领域，把“缘情” 与言志” 结合起来，从题材内容方面突破词的艳科的传统体制，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抒发人生的感悟、仕途的升沉、亲友的聚散、自然景物的欣赏等。与其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词品与书品都达到了高度统一和融合。词和书法这两大艺术门类，强调的都是主体感情的宣泄，只是外在形式不同而已，但在主体精神上都是一脉相承的。苏轼在创作词和书法中，感情都是高度统一的。融会贯通的。

四、以线条与歌词倾述内心情感

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诗如此，写字亦不例外。汉代蔡邕《笔论》：“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刘熙载《艺概·书概》：“写字者，写志也。可见，书法虽不似诗歌通过语言直抒胸臆，但它那艺术化的线条组合和笔情墨韵，同样寄寓了作者的艺术情趣，诗歌中体现的情感和意境与书法线条折射出的审美意境是共通的，从书法的线条、节奏和虚实中倾述感情。以书法的“沉着宽厚，雄强，错综变化”与词境的开阔动荡、雄壮勃发，豪气云天、意气奋昂倾述内心情感。

（一）书卷气和词意美。书法和诗歌在创作方法上都讲究抑扬顿挫的节奏，强调起承转合的章法，蕴寓耐人寻味的韵致。而且书法在创作中很多都以诗词为内容，或书者自作诗词，以此增添书法的艺术魅力。可见书法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诗意美，自古以来，诗人作诗大都是缘事而发，东坡注重创作过程中心灵的感悟，追求文艺创作的“自然”表现，使线条与语言具有了流动性，形成内外合一的创作情态；同时注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还强调“天工”，在其文艺思想中充满辨证思维。苏轼的书法作品往往涵容着醇厚隽永的诗意，使书法的意境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书卷气和诗意美。

艺术境界是对现实的超越，是认识上的升华。现实是具体的、清晰的，而艺术境界是抽象的、模糊的，由于书法意境的直观形式是图案性的线条符号，线条语言虽然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变化，并具有无限的表现力，苏轼采用线条这一特殊的艺术符号来烘托和暗喻其心中的意象。古人云：“诗贵曲，画贵蓄，书贵藏，学贵悟”，讲的都是艺术的同一性。书法与词作为艺术的两种形式，寓着苏轼的思想感情。

（二）共同倾述作者的内心情感的。从小的书法训练磨练了苏轼的线条美感。线条在作品中不仅是构造字形的基本素材，同时还表现出字形的质感、量感和动感。书法家的挥洒过程，是或虚或实、或起或伏的一条运动轨迹。流动的线条，传达着书法家微妙的情感。它是书法家发于灵台、转于外物中产生的，因而具有“输我之心”的表现功能。线条经过书家心灵的滋润和笔墨纸的渲染、夸张，使线条或粗或细，或浓或淡，时断时连，若隐若现，飞旋连转，穿插交织，变化多样，精妙绝伦。由线条所组成的汉字艺术形象看似无序而实为有序，形简旨丰，韵味无穷。古人云：“情，波也；心，流也”，书法家的情波意澜正是借助于线条的粗细、方圆、疏密、枯润、涩疾、浓淡等极其微妙的律动而挥洒出来。苏轼无疑是把书法与诗词结合得最美的，他把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直接倾吐在诗词与书法作品中，以表达他的的真情实感。如苏轼词中名篇 《江城子·密州出猎》与书法代表作《寒食帖》既有美的形象，创作中将感情与文艺熔于一炉， 给人美的感受。

词与书法共同阐释作者的内心情感。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以“老夫” 自嘲，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千骑奔腾，腾空越野，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密州时期，苏轼的生活充满寂寞和失意，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

从书法的线条中去宣泄感情，在书法上《梅花诗帖》是苏轼贬谪黄州的路途中突遇“的皪”梅花而作草书，表达苏轼的困顿与幽郁。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通过十多天内心思想火花的碰撞，苏轼终于找到了另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即是草书的表达方式。此帖起手还是行草书体，是苏书贯有的端庄严谨之风格，可见作者情绪还较为平和；但随着情绪波动起伏，第三行起可以看到行草、小草之后，随之转为大草、狂草，字行与结字也越来越大。情感逐渐突破理性的束缚，笔端激起火花，用笔愈加奔放，可谓沉着酣畅，挥洒淋漓；天马行空，气势如虹。随着激情的顶点被定格于“半随飞雪渡关山”，全文戛然而止，没有署名落款及年月，这在苏轼的传世作品中甚是少有，恰如一首悲壮的乐章，意尽曲终，余韵悠长。[6]2072

词风与书风的同一性共同阐释苏轼主体精神。这是苏轼的书法和词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也是他文艺魅力之所在。

五、以词曲与书法线条体现生命哲思。

苏轼以书法的线条来体现生命的内涵。以书法线条优美、书写节奏入词是苏轼词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如： 《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开始就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展开，开阔动荡、雄壮勃发，在这样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人生短暂、功名虚幻的感叹。这与他到黄州经历了人生的跌宕沉浮，苏轼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变化，艺术思想和艺术观也由此突变。

《梅花诗帖》在创作中无丝毫做作，是以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为的艺术创造，是最能反映情融于翰墨、志发于毫端的书法作品，表达了苏轼亦如梅花，虽“昨夜东风吹石裂”，但依然傲立风雪，决不屈服的顽强意志。正如苏过所说，“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 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7]229笔法与情绪剧烈冲突的外化，是苏轼理想人格与无奈现实激烈冲突的外化。书法与词作为艺术的两种形式， 寓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于书法作品之中。

《定风波》优美的词句之下含藏着作者独特的人生智慧， 含藏着作者对宇宙人生深刻的体悟。不但要听穿林打叶的雨， 还要感受雨淋的快乐。如果将自己也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 作为风雨中的一分子， 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与雨为一体，感到无比的轻快。不但“ 竹杖芒鞋” “轻胜马”， 而且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达到永恒，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词中， 作者把风雨和人生并列， 强调的是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强调的就是人与自然的融和。这与他书法的主导思想“天人合一”具有共同的地方。《寒食帖》达到神圆的境界。理论上，他的写意观念深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标准。认识宇宙规律， 并通过宇宙规律来把握人的存在， 把人提升到宇宙的宏观大视野中。并由此而凝括成一种生活态度，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 超然于物， 突破个人的局限， 将自我从现实世界的束缚中超拔出来， 将人的精神向上推升， 达到与宇宙精神相契合的境界， 在万物之中寄放精神， 神与物游， 物我一体。豁达安详地接受和面对一切， 心胸像天地一样悠远博大。苏轼十分注重书法的神采、骨力、意韵等，

苏轼赞美颜真卿的字“清雄”“清远”，评论永禅师的书法“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评论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评禇遂良的字“清远萧散”，评欧阳修的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评秦少游的字“有东晋风味”，都可看出他在书法风格上的追求，他追求这样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冲和淡远、自然萧散的风格。这种风格和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奔涌之后却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蕴含有深刻的人生道理， 它告诉我们， 勘破人的主位， 用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 用自然的方式对待社会， 用自然的方式对待自我， 才能在无限的时空中作逍遥之游。

可见，以线条与歌词传递内心情感与生命哲学上，苏轼较好地吸收书法的技巧，把抽象的感情与哲理赋予于书法和词，是人耳目一新，透过唯美的线条与语言无形中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百态和生命的庄严，感悟到生命的内涵。以书法线条优美、书写节奏入词成为苏轼词风的一个显著特点，影响了宋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六、结语

苏轼不仅打破了花间词固定的抒情模式，拓宽词境、开创豪放词，同时跳出唐代书法“尚法”的框架，以书法书写性情，开创“尚意”的书风。而且他还把书法技巧、理念巧妙地融入词的创作，以线条勾勒词境，给我们天真烂漫、淳朴自然的画面的同时，又通过书法与词共同折射出他的内心情感与生命哲思。苏轼把书法与词的创作结合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大大促进文艺的发展。同时，通过对苏轼豪放词的创作与书法关系的探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和发展空间。总而言之，苏轼的词与书法是有内在的紧密联系的，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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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江杰（1974—— ），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

张和博，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2011届毕业生。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