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诗万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510631)
20世纪最初30年,中国知识界开始翻译引入杜威教育著作,并对其作简单评介。其中,杜威来华访问的前后几年是中国传播杜威教育思想的高峰期。
1906年,张东荪在他和蓝公武创办于日本的《教育》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真理论》一文,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一篇中国学者较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①1916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刊载的《实效教育之思潮》一文提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②从其中可以看出,杜威教育思想最初被引入中国与清末民初的“尚实”或“实利教育”思潮有关。在杜威来华前两年,他的著作《明日之学校》和《我们怎样思维》已被陆续引入中国。从表1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中国译介杜威著作的高潮时期,还可看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翻译引入的杜威作品绝大部分是教育著作,其哲学著作很少被关注,如分别于1925年和1929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和《确定性的寻求》,当时并没有被翻译进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杜威教育哲学的准确把握。
1919—1921年,杜威在华讲学两年又两个多月,讲学内容以传播他的教育思想为主,大大促进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即杜威出版《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后一年,天民就在《教育杂志》中评介了这本书。他说:“台威氏固全以民本哲学主义为基础而立论者,在现时之教育书如本书之饶有兴味者,殆未之有。”同时,他也指出了《民主与教育》的缺点:“盖儿童本性(广言之则为人性)自有营社会生活之性能,本书于此点之说明殊未充分,但言社会生活当为民本的,而其目的则未明示,教育之目的观念遂由是而不甚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