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人学关联考辨

元晋秋

摘要：“两个马克思”论者错误地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并在潜意识当中视《资本论》为一部非人学著作，由此才得以制造出《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思想对立（也即所谓的“两个马克思”）。事实上，《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人学著作，它还与《手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人学关联： 在《手稿》中，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思想、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变的思想，分别是《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学说、剩余价值学说的最初萌芽。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人学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1843年年底，马克思打算写一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并随即在巴黎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最初文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资本论》之间理应存在着密切的思想关联。然而，当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被重新发现和公开出版后，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理论家不仅声称他们在《手稿》中发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制造出了所谓的“两个马克思”——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老年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立，并进一步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以至于提出诸如“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等等。对于以上思潮，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作出了这样的描述：“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指《手稿》的重新发现与公开出版——笔者注）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1＼]由此可知，在这股思潮的背后，是这些西方思想家试图利用《手稿》中的人学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事实，并且，在此过程中，他们潜意识地视《资本论》为一部非人学著作，由此才得以制造出所谓的“两个马克思”。本文将通过对《手稿》和《资本论》中人学思想的考察，指出以上西方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双重错误：一是误把《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二是误把《资本论》视为一部非人学著作。在此过程中，本文还将阐明《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存在的人学关联。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及其转换和发展

如果我们将人学界定为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的学说，那么，《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较为完整的人学思想。然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发展并未终止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手稿》中的人学思想被马克思进一步转化和发展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

异化劳动学说是《手稿》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通过对异化劳动学说的阐述，马克思在《手稿》中较为系统地表述了他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人的发展的认识。

首先，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人是类存在物”，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2＼]272273，并将人的本质看作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3＼]。在阐述以上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使用了“类”、“类本质”费尔巴哈的哲学用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些说明。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人之为人而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征，对于这种共同特征，他指出，“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但是，很难说动物就不具有一般的意识，“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在此，费尔巴哈将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识”规定为“由知识得名的意识”，什么地方有这种意识，“什么地方就有从事科学的才能”，人具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所以，人“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因此，人的“类本质”就是每一个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个体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东西，是“人本来的人性”。对于这种人性，费尔巴哈指出：“人自己意识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理性、爱、意志力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4＼]。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将人看作是“类存在物”，而这种“类存在物”所具有的“类本质”，即是对单个自然联系起来的人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抽象。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马克思。马克思在手稿中也将人看作是类存在物，其原因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人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2＼]272存在物来对待。并且，马克思还特别地指出，正是通过劳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在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273274。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也是通人与动物的区别来阐明人的类特性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产生生命的生活”，是人的“生产生活”也即人的“类生活”，而“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劳动作为人的这种生命活动应该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于是，人的类特性就是劳动这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原因在于“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273。由此，劳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在这里，虽然马克思使用的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但是，马克思在阐述的过程中特别地突出了劳动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现，无论是人们在劳动中、还是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相当于人的“类生活和类精神”，而“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5＼]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其次，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把人看作是“非对象的、唯灵论的存在物”的观点，因为虽然“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然而，“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原因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现实的人类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2＼]320。马克思在此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并进一步揭示了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存在：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2＼]324。如果说以上思想揭示出的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存在状态的话，那么，社会生活中的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作为类存在物又当如何存在呢？如前所述，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看作是类存在物，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看作是人的“类特性”，将“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看作是人的本质，但是，现实社会中人的生活却和这种类生活严重不相符合，甚至于正好颠倒了过来——“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基于一种道义上的诉求，马克思对人的这种“类特性”在现实生活中降格为动物般的特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甚至于强烈的谴责。即使抛开这些因素，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向我们阐明了人在社会中的二重化存在这一现实：一方面作为个人生活中的个体的存在，一方面作为类生活中的“类”的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2＼]274。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是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他同样是总体，他“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2＼]302。

最后，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出发，将劳动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将私有财产看作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因此，扬弃私有财产的过程，就是异化劳动向有意识的自由劳动转变的过程，也是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为这一运动过程提供了逻辑说明，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中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因此，“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320。于是，人的发展过程被设想为：人——人的异化（非人）——异化的人向真正的人的复归。

以上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这一人学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他还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将为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的必然趋势。然而，此时的马克思无法用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事实，更无法找到一条通往“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现实途径，这些都决定着马克思势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

（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学思想的转换和发展

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11月至1846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手稿》中人学思想的转换和发展。具体而言，这种转换和发展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超越人的类本质学说是马克思实现其人学思想转换和发展的关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他并没有对现实世界中人的这种本质进行批判，而是“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因此，人的本质在费尔巴哈那里“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由此，马克思开始超越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学说，并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的、活动的人，停留于抽象的‘人”＼[6＼]78等等，并明确地指出了人们的活动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人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于是，这里关于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换和发展。

其次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指出了人在社会中的双重存在：一是作为个人生活中的个体的存在；二是作为类生活中的“类”的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转换和发展为现实的人作为个体和共同体在社会中的双重存在：作为个体，“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作为共同体，人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6＼]8485。于是，这里关于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第二个重要的转换和发展。

最后是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一旦将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类特性”，以“真正的社会联系”为本质的人的转换和发展为在历史中行动的现实的人，人的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就不再是实现那种思想中设定的人的抽象本质，而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成为马克思对其原有人学思想的第三个重要的转换和发展。

在实现了对《手稿》中人学思想的以上转换和发展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67。在此前提下，人们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也即对象化劳动），正是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过程形成了人类历史。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揭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通过社会革命，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就会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于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引起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在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交往形式”进一步表述为“生产关系”，并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清晰的阐述＼[7＼]。于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描绘出的人类历史发展图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过程——进一步具体化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由此实现了其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也即唯物史观）的建构。

由以上内容可知，马克思虽然在《手稿》中表述了较为完整的人学思想，但是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对《手稿》中的人学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转换和发展，由此形成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成熟形态。因此，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来取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这不仅有悖于客观事实，而且还极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

二、《资本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科学理论形态

《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人学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指明，《资本论》中所涉及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8＼]10，“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8＼]104，等等。因此，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同时还赋予这种人学思想以一种科学理论形态。

首先，现实的人的双重存在思想在《资本论》中具体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详细分析，并以劳动的二重性学说这一科学理论形态体现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局部工人”和“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8＼]399来描述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双重存在，并以此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和工人发展的日益片面化。同时，就科学的理论分析而言，商品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逻辑起点，对于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曾指出：“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也就是说，“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因此，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源于组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共同体的个体的对象化劳动的差别，它是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差别。但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9＼]421，这种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所体现的正是作为“共同体的”的现实的人的活动，是作为“共同体的”现实的人的存在的表现与确证，马克思把这种活动称为是“一般人类劳动”。在这种“一般人类劳动”中，“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9＼]423，所以，“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的对象化表现”＼[9＼]427，而这种劳动的特有的社会形式正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共同体中所特有的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指出了劳动的二重性，事实上，这种劳动的二重性正是源于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个体和共同体的双重存在。于是，现实的人的双重存在的思想在《资本论》中获得了劳动的二重性学说这一科学理论形态，并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基础。

其次，人的发展的思想在《资本论》中具体化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社会发展的详细分析，并以剩余价值学说这一科学理论形态体现出来。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下的生产看作是人的“真正的生产”＼[2＼]273，这不仅成为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人的本质的内容，也是其所追求的人的发展的目标；在《资本论》中，对这种“真正的生产”的说明具体化为对剩余劳动（surplus labour）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能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求。”＼[10＼]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也存在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地方在于其“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8＼]251：工人的工作日既包括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必要劳动）的时间，也包括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时间。在以往社会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总是有着较为明显的界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界限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而模糊了，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所追求的是资本的增值，因此，这种生产本身的性质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而在以往的社会中人们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因此“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8＼]272。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8＼]307，并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深切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资本论》中对其有着大量细致的描述。总之，以资本增值运动为主轴的社会生产一方面造成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生存状态的恶化和自身发展的日益片面化，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在此过程中，马克思还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历史命运：资本最大限度地将工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以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与此同时，资本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由于广大无产阶级的贫困而无法找到销路，导致过剩性经济危机而使社会生产无法进行——其根源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为新的社会形式所代替。

综上，当马克思把现实的人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时，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相应成为马克思人学思想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成果，于是，马克思的这一人学思想由此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资本论》也成为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人学著作。一些西方思想家之所以将《资本论》视为一部非人学著作，首先在于他们对人的认识尚停留于《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因而并未将人看作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11＼]；其次，他们看不到劳动的二重性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中深刻的人学内涵，从而也就不可能将《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同《资本论》联系起来，所以他们无法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将两者对立起来。

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人学关联

由上述对《手稿》和《资本论》中人学思想的考察可知，《手稿》与《资本论》之间具有着内在的人学关联——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萌芽，那么，《资本论》则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成熟形态。具体而言，这种人学关联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手稿》中关于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思想是《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最初萌芽。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社会存在状态的揭示，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未将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但是他从劳动出发来理解人的现实存在，并阐明了人在社会中的二重化存在这一现实：作为个人生活中的个体的存在和作为类生活中的“类”的存在。在转向现实的人之后，个体和“类”的双重存在转换和发展为现实的人作为个体和共同体的双重存在，将这一思想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其结果必然是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共同体的现实的人的抽象劳动则形成商品的价值。在此意义上，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理论萌芽，这是《手稿》同《资本论》之间所具有的人学关联之一。

其次，《手稿》中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变的思想是《资本论》中剩余价值学说的最初萌芽。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变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发展过程的揭示，然而，此时的马克思既不能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找到异化劳动形成的原因，也无法找到一条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化的现实途径。但是，马克思对人在“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下的“真正的生产”的思考蕴含着剩余劳动思想的萌芽。剩余劳动本来是人对自然界的自由，然而，当工人的剩余劳动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进而成为一种对工人的支配力量时，工人在社会中的劳动便成为异化劳动。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剩余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的分析，马克思不但科学地揭示出了异化劳动形成的现实原因——工人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无偿占有，还详细地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由此形成了其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在此意义上，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转变的思想成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萌芽，这是《手稿》同《资本论》之间所具有的人学关联之二。

因此，《手稿》可视作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原点，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的思考，马克思初步描绘出了一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图景，虽然这一思想尚带有“朦胧的哲学思辨与道义诉求的色彩”，远未“凝结为对客观现实的明晰的科学分析”＼[12＼]，但是，它在总体方向上勾画出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风格，为《资本论》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既不能将《手稿》与《资本论》人为地割裂开来，更不能用《手稿》中的人学思想来取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

然而，在《手稿》被重新发现和公开出版后，一些西方思想家不是将《手稿》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是将《手稿》孤立起来作出自己的种种解释，以至于他们将《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当作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实——“批判”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主要理论价值。所以，一些吸收了《手稿》中人学思想所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明确地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这一典型）；而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所揭示出的是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8＼]910——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真正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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