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学家的情怀

伟如

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每一个成功的取得都要付出辛劳，倾注心血，克服艰辛。郭予元院士在农业科技战线上获得成果的经历，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33 年，郭予元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多子女家庭，幼时父亲破产，又遭上海沦陷，日寇铁蹄践踏黄浦江两岸，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只能靠变卖东西维持。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人生的艰难，知道了国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人穷志不穷！郭予元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长大后报效祖国，让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他在上海读高中时，连续3 年都是年级第一名，为此学校免收了学费。那时他便养成了在艰苦条件下刻苦读书的好习惯。1949 年，上海解放了，郭予元迎来了自己一生中最难忘的秋天——他一口气报了5 个名牌大学并全部被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昆虫系，后因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昆虫系和其他一些院系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由此他成为一名农业大学的学生。

从清华到农大，他不大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可经过学校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尤其是当他下乡实习，看到漫天的蝗虫疯狂地吞食着庄稼，农民在因虫害而绝产的田间落泪，甚至在地头点香求神驱虫的时候；当他在农民的土炕上，听他们讲对摆脱贫穷能吃上饱饭的渴望的时候……他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既然已经上了农大，就要负起责任，要为发展祖国农业科学而奋斗。他懂得一个企盼国家独立富强的青年，必须为建设新中国而奉献自己。从那时起，他就立下了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地来到当时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的宁夏。

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阵地

1953 年的宁夏还没有成立自治区，银川是省会，可这里没有一条柏油路，没有一座楼房，连省政府都是几排平房，城市规模就像内地的一个小镇；吃水靠牛车送，发电机还是清末留下来的。郭予元被分到了省农技推广站，报到后被派下乡蹲点。当时没有公交车，近靠步行远骑单车，带上行李用具在土路上一骑就是一百多公里，连屁股都磨出了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白天下地了解病虫害情况，向农民学习，也向他们推广防治技术；晚上在油灯下带着问题查书找答案，边干边学。在田间地头、村院农舍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生活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得到农民的认可和信任，郭予元初战告捷。冬季回到推广站，他在小平房做实验，研究病虫害是怎样发生、该怎样防治，写报告，写总结，办培训班，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还附带着学外文……这个上海小伙子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从不叫苦叫累，站里领导和同事对他都很满意。

最让郭予元难忘的是对稻瘟病的防治。宁夏作为引黄灌区，水稻是主要农作物之一，稻瘟病连年发生。为了研究这种病的防治方法，1955 年推广站调他到农业试验场单枪匹马挑大梁，负责这个项目。郭予元常常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四五个小时，稻田里施的羊粪在烈日下发酵，使他的腿上长满了脓包，当地人叫羊粪疙瘩，远看像是穿了一双黄靴子，刺痒难熬。可他“穿着一双黄靴子”愣是每天走十多块田观察病情，并定时更换病菌孢子捕捉器上的载玻片；搞盆栽，查文献，到气象站查资料分析天气与病情变化的关系，自学统计分析。最终用辛苦换来了出色的成果：他能通过7 月的雨量与雨日较准确地预测8 月份稻瘟病发生的程度，做出了用前期叶瘟病情较准确预测后期穗瘟病情的预测模型，提出了高效控制稻瘟病的药剂防治技术规范。因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被省里推荐参加了稻瘟病考察团去全国主要稻区考察。

郭予元另一项出色的成果是麦种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防治。1958 年，他选中了宁夏成立自治区时新划入的西海固地区进行相关研究。在这个宁夏最穷的地方，他一扎就是几年，终于搞清了这种虫害的发生规律并找到了控制其危害的方法——用辛硫磷拌种，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将大面积小麦腥黑穗病病穗率大幅压低、消灭豌豆象虫、控制杨树上的腐烂病等，都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

郭予元是勤奋的，也是聪明的。苦活难活他抢着干，很多岗位他边学边干都能够胜任，且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宁夏近30 年里，他当过农技推广员、技术员、农校教师、农学院教师、植保所所长；他关注过几乎所有宁夏农林作物的重要病虫害，教过中专植保范畴所有的专业课，多数都是自编教材。由于郭予元总是被调来调去，岗位常变，有人惋惜地说：“领导把你当万金油了，哪儿需要往哪儿抹，怎么能出大成绩？”对此，他只是淡淡一笑：“生产上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事儿都得有人干，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阵地。”就是靠着这种甘当“万金油”的精神，郭予元在宁夏的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对宁夏农业昆虫调查和有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好射手赢得美名是由于目标明确

1982年，阔别北京已近30 年的郭予元被调到了急需人才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在有的人看来，从宁夏小科研所一下调到国家的权威大机构是一步登天，可在郭予元看来，却是重任在肩。他还是抱着甘当“万金油”的想法，哪里需要往哪抹。基调室、麦虫室、棉虫室……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恰似排球场上的自由人，什么位置需要，就立即上场。从1983 年起至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他几乎每年都有三四个月下农村基层，并且总是能结合实际提出科研思路。棉铃虫是我国棉花的最主要害虫，每次大爆发都会使全国棉花减产二三成，经济损失在百亿元左右。由于宁夏基本上不种棉，郭予元50多岁才开始研究棉铃虫，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多年基层科研工作的经验，他带领着一个课题组，几年内解决了棉铃虫防治中的重大难题，一举拿下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们的科研成果“新乡示范区控制棉铃虫猖獗危害配套关键技术”，在1992 年棉铃虫特大爆发期大显神威，不但使重灾区新乡县示范区内3 000 多公顷棉田免受棉铃虫的危害，达到平均亩产皮棉70 公斤以上，成为全国在棉铃虫爆发年份成功控制其危害的防治典型，而且直接推广应用到冀、鲁、豫、陕等棉花主产区47 万公顷棉田后成效显著。为推广这项技术，他和同事们还培训了数千名农技骨干，出版了多本有关棉铃虫防治的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制作了多套科普幻灯片录像，使广大棉农从中受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郭予元和他的课题组还配合农业部农作物病虫害测报处制定出《全国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技术规范》，从此使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有章可循，改变了过去只靠打药的传统防治思路，使棉铃虫防治由单一的药防变成了综合防治。

正是在这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阵地”的信念支撑下，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后，郭予元主持研究“河南南阳小麦吸浆虫综合防治示范”，再次获得了199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的团队承担的“我国棉铃虫地理型组成及兼性迁飞规律”获得了1999 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农田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课题，获得了突出贡献荣誉证书和1999 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他还把分子生物学、蛋白组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先进理论技术应用于农业防虫研究，追踪国际先进科技前沿，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

在郭予元身上，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品格。各种科研成果报奖，作为主要贡献者，他往往会提出各种理由把自己往后排，凡有合作人的奖项，他多数不是第一完成人。他说：“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心协力取得成绩又推出新人，比给我几个第一都值。”

郭予元最爱说的一句格言是“好射手赢得美名并非由于他的弓箭，而是由于他的目标”。他不为名利地位所动，面对压力愈挫愈强，都得益于50 多年前给自己定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面貌而奋斗的目标。

这就是郭予元，一个中国农业科学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