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信用合作社借贷活动的特征分析

李晓光++张瑞雪

[摘 要]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信用合作社的建立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时间较晚，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由于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得信用合作社作社的借贷活动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姿态。

[关键词]民国时期；信用合作社；借贷；特征

西北地区信用合作社作为合作运动开展的主要形式，其借贷活动有着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用合作社建立时间晚发展速度快

与其他省份相比，西北地区信用合作社建立的时间稍晚，但发展速度很快。1923年，华洋义赈总会在河北香河县建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合作社，此后，在义赈会的推动下，河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发展迅速，进入到30年代，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不再是河北省的专利，其他身份都相继建立起来信用合作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东部各省相继沦陷，其合作事业的发展逐渐回落。而此时，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背景下，西北地区的合作事业随之发展起来。在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由于地理位置及历史因素的影响，成为西北地区发展的窗口，早在1931年，陕西就出现了类似信用社的组织。在陕西合作事业发展起来后，是信用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时期，截止到1936年，全省共组建了2003个信用合作社。甘肃省到1941年底，全省共有信用合作社数6321个，社员数为341843人。宁夏和青海的合作事业发展较晚，据1943年统计，宁夏全省共有专营信用合作社225个。青海的合作事业是从1944年开始的，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主要以消费合作社为主，后来增社信用部，以流通农村金融。

二、农民借贷的比重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北地区的信用合作社虽发展较快，但其推行的程度很浅，农民们多不知信用合作社是为何物。陕西省和甘肃省是西北合作事业发展较快的地区，根据1934年的调查，二省借贷来源仍以地主、富农、商家为主，即高利贷借贷。而信用合作社的借贷，陕西省只占到了2.0%，甘肃省为1.3%，低于全国平均2.6%的水平。宁夏和青海此时没有开展合作事业，故没有数据可查。这一时期，全国其他省份的借贷来源也以富农借贷为主，但信用合作社借贷的比例有所提高，在信用合作社发展较快的河北省，其合作社借贷的比例占到了11.9%，山东省占8.4%，安徽省占8.6%，江苏省占5.6%。均高于陕、甘两省。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点，一是陕、甘两省合作事业发展晚于其他各省，虽然合作社的数量在增加，但它的发展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二是，由于西北地理位置的偏僻，农民对新事物的出现，反应迟缓，适应较慢。三是因为西北地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高利贷资本的强大生命力。众所周知，西北地区的农民尤其是佃农生活异常困难，还要受自然灾害、兵匪的璀璨，而农村的凋敝，农村金融的枯竭，致使农民告贷无门，只能以举借高利贷为生，高利贷借机抬高利息，据统计，西北地区高利贷的利息之高，为全国之最，西北四省高利贷借款利率在4分以上的占到50%-70%。

三、社员成分多以富农为主

信用合作社的借贷对象是农民及其他阶层，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加入合作社之后，才能享有借款的资格，在加入合作社之前，不但要缴纳一定数额的股金，在借款时，还需要保人、证人等。然而贫农们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极低，根本没有有资格和士绅等往来，更哪能希望这些人能给他们作保。这就将多数濒临破产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在西北地区，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多为地主、富农、自耕农。根据1945年统计，甘肃省西固县信用合作社社员成分以地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主，占社员比例的97.91%，佃农只占1.53%。而在江苏省的吴县，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吴县的信用合作社中，其社员的主体是佃农，占到社员总数的58.7%，半自耕农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占到了社员总数的27%，而自耕农、地主及其他成分的社员只占6%，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合作社管理有关。江苏省位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组建信用合作社较为容易，农民也较容易接受。社员主体多为忠实的农民，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来维持这一组织。他们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会形成一股凝聚力，他们会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使社内氛围趋于健康。如江苏吴县南村信用合作社，会组织定期考核以淘汰对合作事业意志不坚定的人。又如姜家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培养社员的储蓄习惯，以壮大社内资金。这样最缺资金的佃农、半自耕农把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从发展中得到实惠，可以刺激其入社的积极性，保持其社员成分中的主体地位。

而反观西北地区的信用合作社，社员多为富农，他们也就成了主要的借贷对象，如1937年甘肃崇信县成立农贷办事处，而借贷对象主要是商户及有权势的人家。这样，他们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合作社的直接操纵者，正如骆耕漠所说：“有许多地方更因银行贷款给合作社，或者合作社贷款给农民所取利息较低于乡间的高利，就发生一般豪绅包办转借的黑幕”，“放款利息也因经过豪绅的手而间接提高。”（1）据《申报月刊》载：“乡之强豪，常假名组织合作社，乃向农民银行借得低利之借款，用之转借于乡民，条件之酷，实罕其见。此种合作社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2）如甘肃省银行在山丹的实物（麦子）放款，月息为2分7厘，但经过合作社转到农民的手里，就变成“加五”或“对斗子”了。

四、借贷用途的不同

社员主体成分不同，就会影响到借款用途的不同，在江苏省吴县，信用合作社的借贷用途主要用于生产经营上，这就保障了农村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1936年春，江苏省农民银行拨款600万元，用于农民的春耕，办理青苗借贷，放款于信用合作社，再由合作社转贷给农民，月息为1分，秋收后归还。此外，信用合作社还组织农户运输，销售农产品，使农户减少中间商人的盘剥。因此，最需要资金救济的农民得到了实惠，有助于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而在西北，信用合作社主要借给地主、富商们，他们在借到钱之后，并不是用于农业生产，而是进行转贷工作，即以信用合作社借贷之名行高利贷之实，广大需要救济的农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从中借到款的一小部分佃农，主要的用途是用于农业生产，以购买籽种和牲畜居多，购买农具和肥料的比例很小，在宁夏，购买籽种的占到44.71%，农具和肥料占到10.18%，用于租地的比例是5.68%，这种租地贷款中包括典田，所以，佃农依然生活在富农的剥削之下。在甘肃西和县，购买牲畜的比例占到了59.3%，农具和肥料只占5.3%，用于还债的比例是2.6%。由此可见，农户的借贷只能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根本无力进行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此外，由于借贷期限很短，农户在农作物没有成熟和无现金偿还时，不得以低价卖粮，出卖耕牛、农具，用来还款，辛苦一年，仍一无所得，情况比过去更遭。

综上所述，西北地区的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主要是在抗战以后，但在国民政府、银行机构以及各省合作管理机构的共同推动下，信用合作社得到了快速有效的发展，并成为推动西北合作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至于合作社社员主体成分的不同，合作社就会成为不同利益的代表者，在西北，信用合作社成为富农剥削农民的新型工具，致使信用合作社的借贷活动的成效大大折扣。

参考文献：

[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2]桑润生.中国农业经济史.北京：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3]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上海：三联出版社，1957.

[5]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7]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山东：齐鲁书社，2005.

[8]陈庚雅.西北视察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注释：

（1）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

（2）《申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