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视角下探寻近代中国形象

郑凌霄

[摘 要]本文以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使华期间所写的日记为个案，运用话语分析法探寻公使夫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尝试运用中德之间跨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解释成因，从而反思当今我们应如何运用跨文化理论对待中西文化差异性。

[关键词]话语分析；中国形象；海靖夫人；跨文化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前叶，随着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西方人的中国观也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赏心悦目。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外交官等，从他们的视角出发，记录下了他们的中国印象。虽然这些人笔下的中国观不乏偏见，但这些记录就如同一面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

德国驻华公使埃德蒙多·冯·海靖的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用日记记录下了夫妻俩的使华岁月。她在日记里记载着夫妻两的所闻、所见和所感，通过研究该日记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中国和德国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来探寻海靖夫人在日记中构筑的中国形象，并尝试用跨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解释该形象的成因。

一、话语分析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话语这一明显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概念逐渐被中国史学界接受并广泛使用。话语内涵的多面向与复杂性，导致了话语分析成了一个难以界定的领域，但其发展却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与早期的话语分析，作为目前流行的话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福柯主张话语走出语言学本身，去发现话语所使用的社会规则和产生话语的社会情境。针对日记中的话语，我们不仅要用当时的眼观来解读，也要结合当时德国和中国的环境。

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产生的现实意义出发，重视文本研究，探索话语是如何构建现实，和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话语具有沟通的功能和支配的作用。它的目的是将文本中所构建的布景，通过它的产物的实践、传播、接受这一过程将构建目的带入现实。日记中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中国文化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支配作用主要体现在话语所产生的权力问题。分析重点不在于话语本身，是形成话语特定的社会历史性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出生于贵族家庭同时又是作为德国的公使夫人，海靖夫人受传统的话语习惯的影响大，所以日记中虽有真实的成分，也表露她的文化优越感和对话语的支配能力。

近年来，跨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蓬勃兴起，在一批德国学者的努力下，“跨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论逐渐成熟，并被运用到实践中。它指的是当本我文化和他我文化发生作用后，“人们总是带着本我文化视角去感知、理解和评论异同文化和其载体的文化行为，由此产生跨文化问题，如跨文化误解、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我们可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去探究海靖夫人中国形象建构的原因。

二、海靖夫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一）劣等的中华民族

海靖夫妇使华的国际背景颇为复杂。德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发生变化，为与英、俄等老牌帝国一样享有在华特权，以“三国还辽”为借口向清政府索要租界和军港等。取得租界地后，德皇让海靖任驻华公使，实现其建军事基地的目的。

在日记中，海靖夫人表达“种族”类话语，主要是通过对中德种族差异的叙述和把这个差异视为高低等级关系的解说，从叙述和解说中建构出了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的形象。

在中德种族差异的叙述方面，海靖夫人表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前者是极度的鄙夷，以一种主子对奴才的姿态俯视着中国人民；而对后者则表现出了无比的热爱，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的自豪。这种不同的态度表现也正符合海靖夫妇来华实现殖民扩张与统治之目的。

在海靖夫人眼里，无论历史上中国是个怎样的民族，而今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群脏兮兮的野蛮人”，她花大量的篇幅来描绘这群“野蛮人”“臭气熏天”的居住地。她同样是直接表达和转述形式相结合的方法，“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糟糕了”、“即便是见过东方最丑陋最肮脏的村庄的人也无法想象得出北京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而她甚至感慨农村的田野景象“才是真正的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处于落后文明却“盲目自大地认为自己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民族，仇视一切外国人改革”的民族，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约办法，即“时不时地像中国人挥挥拳头。”

与劣等的中华民族相比较的，是“出身于优秀种族”的德国人，甚至是所有的欧洲人。从居住地来看，虽然使馆区与中国人肮脏简陋的居住地仅一墙之隔，“不啻为人间天堂”，但海靖夫人仍不经感慨到“来自上层社会的欧洲人究竟是如何忍受这样的环境”。这显然论证了海靖夫人鲜明的种族观，中国人居住在恶劣的环境是理所应当，而对于这些“上层”的欧洲人来说就是无法容忍。她在日记中收录了海靖公使在总理衙门的一篇关于德国要求在胶州湾建港口的演说。这篇演说中存在夸大成分，但却直接告诉世人德国是如何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它的所有行动就是要实现“优秀种族”对劣质种族的征服。日记中也记载了中国官员同德方讨价还价的话语，但还是为突出中国迫于德国强硬态度的威胁，答应德方全部要求。

（二）充满“陋习”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将日记中所描绘的中国人分为普通人和中国政治精英代表。前者在她看来是行为“滑稽”、“鼻涕邋遢”或“脏兮兮的野蛮人”，这些都是她所认为中国人的“陋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同胞们是那么地自信而又富有生气，在他们身上我们终于看到了德国美好的未来”等。从语言层面上看，任何一种话语都会涉及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往往是与话语中的态度词有关。

此外，海靖夫人还描绘了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清政府要员的交往经历。虽然政府官员不能直接代替中国整体形象，但当时外国使节们主要接触的是这批上层官员，他们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可是日记中这些官员确是一出出闹剧的主角。

以李鸿章为例，海靖夫人主要通过直抒胸臆和转述形式来刻画其形象。她认为李“举止粗鄙”，非常令人“讨厌”，因为他总习惯用手扣鼻屎并将其丢人随从专门提着的银色小杯里。同时他也是缺乏教养的老人，他会在舞会上直接质问外国公使夫人“为什么穿这么少的衣服”等。在话语建构中，为了更加客观、真实记述人或事，作者往往会在文章中使用转述形式。转述形式包括直接引用和见解引用。前者忠实转述别人的原话语，后者只是对原命题的转述。海靖夫人在日记中记载了因仰慕李鸿章而辞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职务的美国人毕德格的看法：“他认识中国人的时间越久，也就越讨厌中国人；他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的觉醒，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固执和自负，他们‘只能接受被不同的强国瓜分的名义。”也许这段话中的色彩没有直接影射出李鸿章的具体形象，但确实是海靖夫人借他的幕僚的话来讽刺包括李鸿章在内所以中国人的无能。

而19世纪末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士卫礼贤却在他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他在个人日记中记述了一战期间自己在青岛的经历，其中他因伤员转移“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表示“幸运”、亲自“操办”伤员的葬礼……他虽没有过多表达个人情感，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他对中国人的同情。这是因为卫礼贤“彻底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思想”，通过“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认识到了西方文化的本质和缺点，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恰恰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欠缺”。

通过分析日记中限定中国的形容词和日记中的转述形式，也将这些话语同卫礼贤的进行比较，可看出海靖夫人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多为负面、消极的，甚至在她眼里这些“陋习”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所以她运用自认为具有“中国化”的词来记述她眼中的中国人。

三、从跨文化研究理论探寻这一形象的成因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人很大程度受文化三个认知层面的制约，人们对他我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跨文化理解很大程度上受认知能力的影响。而海靖夫人在与不同阶层的中国人接触过程中，常常带着本我文化的视角去感知、理解和评论中国文化，这就容易产生跨文化问题。

从客观角度上看，在跨文化接触中存在“文化不对称性”问题，即当本我和他我文化在理念和行为上不对称时，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会自觉运用本我文化价值体系标准去衡量他我文化现象，由此来确定不同文化的正常与否。这就要求我们要具备有跨文化的能力，从多维度来认识文化的不同性，坚持从平等的视角审视不同的文化，加强本我文化和他我文化的互动。

从主观原因上分析，海靖夫人具有重本我文化的文化优越感或是强制文化心态。海靖夫人构造的“劣质的中华民族”这一形象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恶意曲解上，她不仅不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所展现的生命力，也不客观看待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只是将其归咎于种族优劣问题。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忽视对他我文化的认识后，人们通常容易将他我文化纳入本我文化的背景，难以认识文化背后的深层涵义，减低对他我文化的客观理解程度，导致了对他我文化的误解。所以，提升对他我文化的认知意识是认识他我文化行为的必要前提之一。

通过对日记的话语分析，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公使夫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感悟到了如果不正确认识本我和他我文化会导致严重的文化误会。尤其是“欧洲中心论”、“文化霸权主义”等固有模式长期禁锢人们思想，我们应当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团体掌握话语主导权，呼吁从平等的角度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用罗梅君教授的话来概括，即“作为科学工作者，历史学家有责任与文化霸权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如有可能，要彻底摧毁它们。”

参考文献：

[1][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7.

[2][德]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9，13，15，30，33，34，35，41，42，43，94.

[3][德]卫礼贤：《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记》，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92，93.

[4]刘立华：《<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话语分析视角》，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68.

[5]孙立新：《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一期.

[6]王志强：《文化认知与跨文化理解——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例》，《德国研究》，2005：3期.

[7]孙立新、崔文龙：《“跨文化相互作用”理论与近代中德关系史研究》，《理论学刊》，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