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社会的“灾异观”

刘爽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东汉时灾异理论的一些变化产生的过程和内容实质，探究其对东汉社会产生影响。

[关键词]灾异观；东汉社会东汉时期灾异频发，故而，灾异思想在东汉时期成为一种人们在认识事物处理事情中的基本态度，成为一种传统。它对东汉的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自身颇有特色的灾异理论。

一、早期的灾异理论

中国古代的灾异观念起源很早，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汉儒言灾异》中说：“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1），可见灾异的思想在文明起源的上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这与那时的人的敬天思想密不可分。

那么，何谓“灾异”？其实“灾”与“异”本来有不同的含义。根据以往研究，《公羊传》记《春秋》之“灾”的传文有16则，所涉及灾的类别有螟、大水、大零、轰、火灾、无麦苗和大旱等几种；“异”的传文有33则，其范围涉及天文异常（如日食、月食、星变等）、时令异常（如雨雪、大雨震电、无冰、不雨、陨霜等）、地变（如地震、山崩等）和物异（如蜚、获麟等）之类。（2）从中人们总结出：“灾”是那些造成了明显后果的灾难，如水灾、火灾、蝗虫等；而如日食、星变等一类没有造成明显后果的称谓“异”，但同时还有如地震、山崩等不但造成了后果，而且其危害远比起“灾”更严重的一类灾难也称为“异”。但《公羊传》始终都没有能对“灾”和“异”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一缺憾就为西汉的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他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3）同时在他上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说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4）这里他在诠释了“灾异”的含义之后，重点阐述了“天人感应”的思想。这一思想很快为汉武帝所接受，随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这时的“儒术”已非纯儒，参入了诸子思想，特别是阴阳五行思想。武帝之后，“儒术”在汉代逐步占据统治性地位，影响巨大，直到东汉仍然用天象解释人事，或用人事政治解说自然灾害。例如：阳嘉三年五月.顺帝因灾自责，“联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

与此同时，两汉之际，谶纬盛行。特别是光武帝，“他对于谶纬有极强的信仰，不，说他信仰，不如说他依赖了吧！”（5）这种对谶纬的推崇和西汉末年的政治思想危机不无关系。汉末王莽复古改革就是利用儒学思想解决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思想危机，把汉代的以儒治国推向一个高潮，但是随着改革的失败，危机加剧。所以，谶纬大量出现本身就是政治思想危机的一个力证。只是谶纬之说在东汉中后期也失去了它的效果，特别是在越来越频发的灾异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二、东汉的灾异理论一些变化

东汉之后，灾异理论出现了新的变化。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统计：西汉从公元前206至公元24的230年间，各种灾异共216次，平均1.1年一次，而东汉从公元25至公元219年的195年间，各种灾异共发生392次，平均0.5年一次，比起西汉发生率增加了一倍多。但是东汉政府的应对之策基本上没有什么长进，先是皇帝下诏罪己，因灾异而下的罪己诏数量统计如下：西汉28：文2、宣4、元10、成9、哀2、莽1；东汉30：光武4、明3、章、3和4、荡l、安5、顺4、质1、桓5。（6）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东汉灾异比西汉要多出近一倍，而两汉的罪己诏数量基本相当；西汉罪己诏集中于元、成两朝，而东汉平均于孝灵前的各朝，由此不难看出，那套在汉儒“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影响下的“罪己诏”模式已被东汉的皇帝们逐步轻视，并在灵献时遭到弃用。所以，在东汉时，“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7）“策免三公”模式开始盛行。从和帝诏中的“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8）之语看，其明显有推卸责任之意。到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9）至献帝兴平元年，因日食策免太尉朱儶，凡88年，因灾异策免三公62人次，平均每10年策免7人次，其中安帝4次，顺帝12次，桓帝13次，灵帝24次，献帝9次。因灾异策免三公明显呈递增趋势上升。这种“策免三公”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上承过去的“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同时又有东汉的时代特色。当时社会思想中的那种子学影响下的“理性主义”和“天道”报应的道德伦理都已遭到了普遍的怀疑。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指出人的“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征不在祸福”，“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思潮逐步走向信仰化和宗教化的轨道。

三、“太平经”中的灾异观

道家思想的形成大约是在东汉中后期，但具体时间很难考证，今天我们能够掌握的资料主要就是《太平经》，《后汉书》里有关于《太平经》的最早记载是在东汉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10）这条记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其实早在西汉末年，“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11）这两部书应该是原始道教思想最早的体现，只是它们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可以从其信奉者贺良等人后来向哀帝陈说中窥其思想之一二，其曰：“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从这里不难发现其灾异思想体系离“天人感应”说还不远，但已经出现自己的特点。首先，在汉初就已经人格化的“天帝”在这时有更加具体形象；其次，面对灾异时，献“天书”予朝廷以“息灾异”，已经成为了这些“天帝使者”的责任，他们有着很强的危机感和使命感。

除此之外，“承负说”还有基于政治层面上更加重要的含义：《太平经》是对东汉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这一系统在当时明显是针对频发的灾异的。可是，《太平经》只承认对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行善或行恶均可以传承给后代，而并不认为国家之“灾异”就必定是时君失道的结果。例如：《太平经·试文书大信法》中说：“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不究乎哉？故此书直为是出也。”（12）《五事解承负法》中说：“故灾变万种兴起，不可胜纪，此所由来者积久复久。愚人无知，反以过时君，以责时人，曾不重被冤结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虽有万人之德，独能如是何”，“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虽然，非下古人过也，由承负之厄会也。”（13）由此可见，“承负说”作为一种完整而系统的思想，它是针对汉代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一套原创性理论。

四、灾异理论下的实践——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可是，还没有等到东汉政府依据这一思想进行改革时，民间就先行一步了。不过，民间的不是改革，而是革命。面对东汉末年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越发频繁的灾异，“鉅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又据《后汉书·孝灵帝纪》曰：“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着黄巾，同日反叛。”黄巾起义由张角组织的“太平道”发动，张角接受了《太平经》，并使之成为了“太平道”之纲领。同时，东汉末年灾异频繁也是起义发生的重要原因。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光和元年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鸡化为雄。司空陈耽免，太常来艳为司空”，“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三月，京兆地震。司空袁逢罢”，“三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四年，六月庚辰，雨雹。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五年，二月，大疫”，“六年夏，大旱。”（14）光和六年的下一年就是起义爆发的中平元年，所以，从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到，在起义之前的六年，每一年都有灾异的发生。灾异荼毒百姓，使得天下有倒悬之灾。但又在客观上使得张角可以实践《太平经》中的“灾异观”：“夫人能深自养，乃能养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年的灾异中有两次“大疫”，这可能是“太平道”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因为据记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15）同时，“角弟良，弟宝自称太医，事善道，疾病者辄跪拜首过，病者颇愈，转相诳耀。”（16）可见张角弟兄正是运用自己的医术解救百姓于死亡的边缘，真正实践了使民“自养”的原始道教“灾异观”。与此同时，又宣传了《太平经》，发展了“太平道”。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得以广泛传播，正是得益于他们践行了原始道教思想中的灾异理论，在灾异频发的年代，解民于倒悬。同时，他们的广泛传播又是原始道教的灾异理论对当时社会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王明编：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董仲舒著，阎丽译注：董子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6]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J].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8]韩吉绍：“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J].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

注释：

（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中华书局，1982年版，25页。

（2）参见黄肇基：《汉代公羊学灾异理论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版，，82一88页。

（3）董仲舒著，阎丽译注：《董子春秋繁露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53页

（4）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2498页。

（5）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37页。

（6）吴青：《灾异与汉代社会》，西北大学学报，1995，（3），40-41页。

（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中华书局，1982年版，33页。

（8）范晔：《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178页。

（9）范晔：《后汉书》卷44《徐防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1502页。

（10）范晔：《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1084页。

（11）班固：《汉书》卷75《李寻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3192页。

（12）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54，55页。

（13）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59-61页。

（14）范晔：《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341-347页。

（15）范晔：《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2299页。

（16）袁宏：《后汉纪》卷24《孝灵帝纪中》，中华书局，2002年版，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