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商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以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为例

张 跃，董烈刚，陈红兵

（1.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200433；2.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上海，200433）

一、引 言

对外贸易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深层次上讲，对外贸易把中国传统经济纳入世界经济范围内，开启了向现代经济转型之路。在近代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茶叶是最主要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后，在上海、福州等地开埠的刺激下，茶叶出口贸易快速增长。1867年，西方世界茶叶消费量的90%是由中国提供的。①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1868年海关贸易报告表明，中国生丝与茶叶两项共占出口总值的94%。然而，其后生丝和茶叶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则呈逐年递减的趋势，1880年为84%，1890年为64%，到了1913年更是降至34%。②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其中，茶叶下降更为显著。华茶的对外贸易历程表明：茶业作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没有随着世界茶叶消费市场的兴盛而繁荣，却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衰落。

学界对华茶贸易衰落的原因给予了长期考察，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外国茶冲击论（Harler，1956；汪敬虞，1987；陈慈玉，2013）。该论点强调了华茶衰落的外部因素，却没有对中国为什么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给出有力的解答。二是中国小农生产无法与印度、锡兰等国的大农场相竞争（陶德臣，1999；仲伟民，2007）。该观点认为小农生产不能取得大农场般的“规模收益”。然而，关键的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要素均衡问题（舒尔茨，2006）。“近来茶业竟然有一部分回到了小规模耕作方式上，这些小茶农能够低成本种植茶叶，并比茶园工人更加负责和尽心”。①Nick Hall：《茶》，王恩冕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茶叶生产的发展趋势表明，大生产并不是贸易取胜的根本。三是中国政府的反作为，尤其是重税导致华茶的最终衰落（贺琤，2003；仲伟民，2010）。该观点认为近代中国政府只征收重税而不作为，笔者认为这没有历史材料的支撑。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华茶捐税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然而，“茶商于免税之后，一切如常，腐败犹肯，作伪舞弊，层见叠出，刷新之举，毫无所闻”。②子明：《论救济丝厂与续免茶税》，《银行周报》，1928年第12卷第5期。政府也对华茶采取了各种挽救措施，但并没有阻止华茶的进一步衰落。四是华茶生产和贸易制度失衡是导致茶叶贸易衰落的根本原因（袁欣，2005；仲伟民，2007；姜修宪，2008）。这种观点考虑了中国传统的贸易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格局变动的因素，但学者在论证其观点时，却对中国传统贸易体制的内涵以及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的原因考察不足。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华茶的最终衰落？基于史料，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考察了近代华茶衰落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尤其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在规范各种交易规则方面缺乏权威，在华茶对外贸易过程中，拥有市场主导地位的中间商——洋行、茶栈及其同业公会共同主导构建了近代华茶贸易制度。在茶叶贸易市场制度中，洋行把持茶叶出口权与定价权，茶栈垄断货源，两者通过业务捆绑、垄断茶业金融等手段把持了近代华茶贸易，从而实现垄断利润。该制度推高了华茶交易成本，致使业茶者漠视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导致华茶的衰落。本文还运用计量实证的方法检验了这一结论，结果获得史料和经验证据的支撑。

二、华茶贸易制度的构建

在研究华茶对外贸易，尤其是华茶对外贸易衰落时，学界大多认为，在华洋行制定了近代中外茶叶贸易规则，并以此为一系列研究的前提。随着史料的丰富和理论认识的深化，我们不禁有这样的反思：中国人在构建近代中外茶叶贸易制度方面，总是无能为力吗？基于史料，笔者认为并非完全如此。1870年以后，伴随着世界茶叶市场结构的转变，把持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洋行与茶栈围绕利益的分配进行了持续的博弈，形成了各种贸易规则，成为制度的内涵。

1870年前，中国垄断世界市场的茶叶供给。但是，随着“轮运—电报”时代的到来，国际贸易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世界茶叶市场结构发生了转变，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外茶叶贸易。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华商的优势不复存在。凭借市场、金融等优势，洋行在贸易中开始居于有利地位。19世纪70年代初，为转嫁风险和获取稳定利润，洋行开始“正视以往所忽略的茶之瑕疵”。③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但他们对质量的重视不是实行合理、公平的手段引导中国茶商、茶农改进质量，而是常常借口华茶质量低劣，凭借市场强势地位，采取“压价”、“磅亏”、“延期付款”等短视行为，谋求对其有利的茶叶收购。正如美国学者罗威廉指出的，“总的说来，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的西方人都是一些目光短浅之辈。他们对贸易的稳定毫不在意，不讲商业道德，也不遵守商业信誉，不顾及市场价格稳定，只求急功近利”。④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洋行频繁而多样地占有“好处”，必然损伤中国业茶者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最主要的交易对手及合作伙伴——茶栈的既得利益。

为维护既有利益，茶栈开始利用组织的力量以增强与洋行在贸易中的谈判能力。早在19世纪60年代，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茶栈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在上海、福州、汉口等茶叶出口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势力。茶商发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集体组织，以维护同业间的利益。从下面上海茶业公会董事的说辞中，可以看出他们建立集体组织的这种意图，“在与外国人的商业交往中，需要诚实和正直；在与国内茶叶种植者、加工者以及茶叶出售者的交往中，亦应公平”；但“因为后来人们的交易活动日趋堕落，因而生意越来越难做。显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贸易所积累的弊端便不可能被清除殆尽，而正确的规章亦不可能拟定，也不可能产生必要的改革”。①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页。此乃该茶业公会为其存在而申述的理由。综观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地茶业公会的活动，普遍呈现出美国学者罗威廉总结的两个总体特征：（1）规章法令化，即希望将互相认同的贸易行为规范编纂成文。（2）理性主义的适应态度。②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174页。这些特征体现出茶栈希望借助集体组织的力量参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以维护他们既有的利益和实现新的利益。

为维护既有利益和实现新利益，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茶业公会与洋行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博弈的焦点集中在过磅付银、样茶与大帮（批量出售的大宗货物——作者注）是否相符、强收样茶等问题上。1872年，公立洋行首开磅茶不及时付银之事，上海丝茶两业决定共同执行“过磅须即行结账付银”的条规。③《论丝茶公立新规宜从事》，《申报》，1873年5月17日。洋行如有违此条规，将会遭到公会发起的“联合抵制”。面对新规，洋行进行了反抵制，“其事（过磅即付银）亦万不能允行，虽华商群起力争，吾西商亦必群起力拒矣”。④《辨丝茶两行改旧制书》，《申报》，1873年5月26日。经过一番抵制与反抵制，以茶业公会为核心的茶栈，凭借集体力量，最终迫使洋行接受“过磅即付银”的条规。茶业公会对洋行也作出了妥协，例如，1876年茶业公会（或公所）规定：“如果过磅后（洋行）即付款，照九九五扣息”。⑤《湖北汉黄德道李照会》，《申报》，1876年11月16日。

19世纪80年代，茶业公会与洋行越来越多地寻求“妥协”来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1883年汉口茶业公会发起的联合拒售事件，“标志着汉口茶叶公所作为集体反对西方人行动的组织而登上了历史舞台”。⑥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169页。该年茶业公会强推三项主要规则，即公正人监督制度、统一称量标准和破坏新章程的惩罚制度。⑦《茶业章程》，《申报》，1883年5月9日。面对新规，洋行决定停止购茶，茶业公会则加以反击，禁止所有茶商与外国商人交易。“联合抵制”最终迫使洋行接受了新章程，因为争端持续下去，只能伤害到有关各方的利益。汉口茶业公会之所以能迫使洋行接受新章程，除运用“联合抵制”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与洋行形成“共识”和“妥协”，即满足了洋行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强收样茶”、“扣磅”等，“以至于西方商人已形成惯例，在根据样品议定单价之后，过磅时又习惯性地要求打折，而对大宗货物的品质则不再过问”。⑧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175页。作为交换条件，洋行需要对茶业公会的一些要求作出必要的妥协，并被逐渐要求遵守茶业公会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综观这一时期（19世纪60年代末至19世纪80年代）洋行与茶业公会博弈的内容与过程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博弈始终围绕利益再分配而展开，同时也是近代华茶对外贸易制度形成的关健阶段。在1870年以前，由于华茶垄断国际茶叶市场的供给以及国际市场对茶叶需求旺盛，洋行、买办与茶栈等市场中间商从华茶贸易中获取了较高利润，根据不同的市场地位，这些利润在他们之间被分配。1870年之后，中国茶价下跌，华茶贸易的获利空间变得狭窄，造成了原有利益分配关系的再调整。在维护既有利益时，洋行与代表茶栈的茶业公会之间展开了激烈博弈，华茶对外贸易制度由此步入改变原有市场规则的阶段。茶业公会与洋行之间的博弈，恰是这种贸易制度形成过程的体现。1883年汉口茶业公所发起的“联合抵制”行动，经常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行业公会成功运用集体行动获取胜利的经典事例之一。我们在肯定行业公会维护成员利益时，也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即对洋行的联合抵制只是茶业公会应对争执的最后一种手段，其目的“总以调妥为主”，希望“仍复交易”。①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各地茶业公会“调妥”的实质是茶业公会维护其成员利益的理性选择。对茶栈而言，他们无意于直接攻击西方商人，因为“他们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受益人，非常满意自己的角色”。②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茶栈之所以满足于自己的角色，是因为他们与洋行共同成为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他们更是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合作”构建了稳固的利益共存关系。他们在“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共获“好处”。然而，他们构建的制度提供了一种反向激励机制，具有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制度恶性，即“其中的大部分机会都对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活动有利，而不是对生产性活动有利；它们导致垄断，而不是扩大机会”。③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该制度于19世纪80年代初已基本成型。需要说明的是，伴随着洋行与茶栈利益的进一步固化，他们主导的贸易规则逐步法令化和制度化，并因此构成了近代中国茶业发展始终无法打破的制度障碍。

三、华茶贸易制度的内涵、市场逻辑及影响

洋行与代表茶栈利益的茶业公会共同主导了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制度的构建。基于史料，我们进一步考察他们主导构建的制度内涵、市场逻辑及影响。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制度结构中，洋行垄断茶叶出口权和定价权，茶栈垄断货源，通过业务捆绑等手段实现双方的利益共赢。洋行和茶业公会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相互制约与妥协的机制。近代华茶贸易制度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制度的内涵

洋行与茶业公会在主导构建近代华茶贸易制度的过程中，围绕各自既有利益的维护和新利益的实现进行博弈。博弈的过程体现出制度的内涵。

1.双边垄断与利益共赢

首先，双边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茶叶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一方面，由于中国茶商没有国外直销茶叶的能力，洋行便凭借航运和金融等优势，主导了华茶市场定价，垄断了华茶出口权；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收购茶叶具有种种不便，在中国市场上洋行主要依靠中国茶栈采购茶叶。为了增强与洋行的谈判能力，更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茶栈凭借茶业公会集体组织、政府、放款等力量，控制茶叶货源。同时，茶业公会垄断茶叶出口专售权，即绝不允许非会员茶栈与洋行直接交易，阻止茶叶不经茶栈之手直接流入出口市场，实现了对茶叶货源的垄断。

其次，利益共赢。一是通过业务绑定，实现利益共赢。据一些学者研究，有相当比例的茶栈，他们的股东、经理是由洋行买办担任的。①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233页。这种现象在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中非常普遍，“汉皋本年茶栈除旧有七家及收歇者不计外，闻已议妥新添大茶栈两家，一系鸿遇顺，该东即汉镇初通商时在宝顺洋行为买办王君恒山是也；一系厚生祥，其东唐君瑞枝是也。王唐两君均熟谙茶务，久与西人诚信相伴。俄商阜昌行主招致唐君经营该行一切”。②《汉皋茶务》，《申报》，1889年3月13日。由于一些洋行买办的双重身份，在采购茶叶时会优先考虑自己所属茶栈的茶叶，这样往往会形成某些洋行与某些茶栈发生固定的业务关系。二是通过资金融通，实现利益共赢。进入19世纪70年代，茶栈资金越来越依赖钱庄周转，而钱庄资金又多向外国银行和洋行周转。洋行与茶栈资金链条的关系，反映了他们除业务绑定外，还通过资金实现“合作”。当外在因素危及一方利益时，他们会彼此“照应”。这样，业务绑定和资金融通成为洋行与茶栈实现利益共赢的方式。

2.互相制约与妥协

首先，互相制约。为了实现和维护共同利益，洋行与茶业公会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制约机制。一方面，洋行常常凭借其与外国银行的特殊关系，借助外国银行对茶业的贷款来制约茶栈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以操纵市场。有时洋行故意延期付款，以此来胁迫茶业公会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另一方面，茶栈为维护茶叶专售权，常常要求洋行作出不得收买非会员茶栈经手之茶的承诺。在1875年、1891年和1915年，洋行与茶业公会签订的交易章程里，洋行都承诺了不收买非会员茶栈之茶，“只从上海茶业公会会员茶栈处购买茶叶”。③《光绪九至三十四年、宣统元年茶叶会馆的清单，光绪十四年、十七年和1915年各洋行签名“保险”“过磅收银”等章程珍藏等文书》，《上海茶业会馆会议记录一》，1883-1915年，上档：S198－1-2。如果洋行私下与非会员茶栈交易，茶业公会则会要求所有会员停止与违反会章的洋行进行交易。如果违反会章的洋行想恢复与茶业公会会员的交易，必须要终止违规交易，同时，要向茶业公会道歉和接受罚款。

其次，相互妥协。洋行与茶业公会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了各种“共识”与妥协。19世纪80年代，过磅付银、九九五扣息、样茶与大帮一致、扣磅、保险、运输和资金融通等各项交易规则在洋行与茶业公会之间基本达成“共识”，而且这些“共识”是通过规则化、法令化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交易各方遵守的规则。例如，对于样茶与大帮是否一致的问题，洋行要求茶业公会保证大帮与样茶一致，茶业公会则在其内部建立“保证金制度”，即要求会员茶栈向公会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保证其自营的或代售的茶叶样品与大帮质量一致，否则没收所缴纳的保证金，而洋行承认了茶栈获取的各种“好处”。

通过对近代华茶贸易制度的考察不难发现，洋行、茶栈等市场中间商是通过垄断茶叶贸易、业务绑定和资金融通等手段实现各自利益的。在主导构建华茶对外贸易过程中，他们之间进行了重复博弈，各项“共识”与“妥协”是他们博弈的结果。在利益共赢和相互制约的机制下，他们结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二）洋行与茶业公会博弈的市场逻辑

近代华茶贸易制度的形成体现了洋行与茶业公会博弈的结果。他们之间利益共赢的实现和相互制约机制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市场逻辑。为了很好地说明这个内在的市场逻辑，笔者建立一个尽可能符合历史史实的假设模型：（1）即使茶业公会的会员相信与其交易的洋行是诚实的，也会参与集体惩罚行动；（2）茶业公会内部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以保证集体惩罚的可行性；（3）由于集体惩罚把洋行在未来的预期收益与其遵守不和非会员茶栈交易的承诺联系在一起，所以是一种自我实施的机制；（4）假设每个洋行和茶栈可以永久存在，需要重复博弈；（5）洋行注重长期的预期收益。假设某洋行面临收取私茶的机会，则该洋行有如下四种策略组合，而会员茶栈只存在卖或不卖两种策略，具体的博弈矩阵为：

在一期博弈中，当茶栈不抵制，即卖茶，如果洋行采取的策略是同时购买私茶和茶栈的茶，洋行的收益为l1，会员茶栈的收益为k1；如果洋行采取的策略是仅购买私茶，其得益为l2，会员茶栈的收益为0；如果洋行采取的策略是仅购买茶栈的茶，其得益为l3，会员茶栈的收益为k2；如果洋行不购茶，其得益为0，会员茶栈收益为0。显然l1＞l3＞l2，k1＜k2，原因是私茶价格低廉，但量少且不稳定，如果只购买私茶，洋行收益为l2，且最低；与洋行只购买茶栈的茶相比较，洋行同时购买私茶和茶栈的茶，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取更多的茶，显然l1＞l3。当洋行同时买会员茶和私茶时，茶栈并无竞争优势，致使茶栈卖茶量小但价廉，而洋行只买会员茶时，茶栈凭借垄断优势，卖茶量大而价高，显然，k1＜k2。在一期博弈中，洋行与茶栈之间的纳什均衡结果为（l1，k1）。但是，在无穷期博弈中，会员茶栈有动机对洋行购买私茶的行为作出抵制（集体停止与其交易）。假设洋行对未来预期的折现因子ζ足够大，同时茶栈的策略为：只要发现洋行购买私茶，便会联合其他会员茶栈集体停止与其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洋行如果在购买会员茶栈的茶同时还购买私茶，其平均收益为：（1-ζ）l1＋ζl2；当洋行仅购买会员茶栈的茶时，其得益为l3；如果l3≥ （1-ζ）l1＋ζl2，即只要ζ≥ （l1-l3）／（l1-l2），洋行便会一直购买会员茶栈的茶。由于k1＜k2，会员茶栈有激励对购买私茶的洋行进行抵制。因此，洋行每期均会只收买会员茶栈的茶，否则会引起会员茶栈的集体惩罚，停止与其交易。所以，在关注长期收益时，洋行与会员茶栈之间的纳什均衡结果为（l3，k2）。

该模型揭示了各茶业公会实施集体惩罚机制的内在机理。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指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这样的制度就是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产生出来”。①青木昌颜：《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各茶业公会对洋行实施的集体抵制机制，正是这种理论的体现。

（三）茶叶对外贸易制度对茶叶出口的影响

主导近代华茶贸易制度构建的洋行、买办与茶栈，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中实现了利益共赢。然而，他们的共赢却是以牺牲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和茶业发展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具体表现如下：（1）他们操纵价格和金融，使茶叶产制者漠视茶叶质量。（2）在此制度下，茶商、茶农很难获利，亏损成为常态。为弥补损失，茶商、茶农等常掺假作伪、投机。这些行为进一步恶化了茶叶质量，使华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3）茶栈通过帮别（按照经营不同地区的茶叶，茶栈被分为不同的帮——作者注）、业务绑定等手段，分割了市场，并制约了市场扩张。（4）为维护既得利益，中间商极力反对有损于他们而有利于茶业发展的制度革新。例如，加强华茶质量检验是现代茶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茶叶检验局时，就立即遭到洋行和上海、汉口茶业公会的抵制。由此可见，洋行与茶业公会共同主导构建的茶叶贸易制度将近代中国整个茶业纳入了一个非良性竞争的制度下，华茶对外贸易就在此制度下衰落了。

四、贸易制度与华茶衰落的实证检验

究竟是何种因素对华茶衰落起着最为显著的作用，一直是研究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衰落原因的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在目前学界对近代华茶衰落的研究中，定性研究比较多，定量研究比较少。定量研究比较少的原因在于，一是尽管以往茶叶贸易数据的收集、整理、统计和研究工作做得很多，但由于侧重于定性研究，所统计的数据多为不连续数据，这给定量研究带来了困难；二是侧重于史实分析，运用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的比较少。所以，本文尝试通过计量实证方法来检验研究的结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中，红茶在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严格说来主要是指红茶的衰落。我们从图2中的红茶和绿茶出口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到，绿茶的出口下降并不像红茶表现得那么明显。为此，笔者主要针对红茶用计量模型检验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的情况。

图2 近代中国红茶、绿茶出口指数变化趋势

（一）变量选取和说明

影响红茶出口的因素很多，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对影响红茶出口的主要因素进行考察。其中以下六个因素最为重要：

（1）其他国家红茶出口量（wht）。外国茶竞争是否意味着华茶的必然衰落，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选取其他国家红茶出口量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中国红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印度和锡兰的红茶，本文用两者之和替代其他国家红茶。（2）汇率（ex）。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购茶洋行常常利用汇率进行投机，汇率的变动对洋行的盈亏起重要作用。如果汇率对他们有利，他们就增加对华茶的购买；反之，就减少购买。因此，汇率对华茶出口具有重要影响。茶叶贸易具有季节性，如果用年平均汇率进行回归，有可能会抹平其对茶叶交易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出口的茶叶中，头道茶和二道茶最多，它们绝大部分在5-8月份完成出口，所以，笔者用5-8月的平均汇率代表年平均汇率。（3）中国红茶出口价格（chp）。从一般意义上讲，价格在市场上具有导向作用。因此，价格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变量之一。红茶出口价格是指海关统计价格。红茶出口价应为市场价格加上出口关税及相关费用（相关费用主要包括力钱与报关手续费，但这两项费用在售价中所占比例较低）。1904年前，海关以市场价格作为出口价格，1904年后关税和相关费用被计入出口价格。为统一数据，1904年后的出口价格减去每年对应的茶叶关税，即大致可视为与此前数据一致。（4）税厘（cht）。税厘是茶叶出口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部分学者认为其是造成华茶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税厘包括出口正税和厘金两部分。每担茶叶出口税1902年之前为2.5海关两，1902-1913年为1.25海关两，1913-1918年为1海关两。由于国内厘金每个地方征收口径不一致，很难统计出厘金在茶叶贸易成本中所占的具体比例。从总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主要产茶省份的茶商所缴纳的厘金多在1.25-1.4海关两／担，①《华茶公所节略》，《申报》，1887年11月26日。与1902年前征收的子口半税（洋行在购买华茶时享有的一种内地优惠税，为出口税的一半）相差不大，故笔者用1902年前征收的子口半税替代厘金。（5）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enav）。在影响华茶出口的因素中，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是学界较为关心的。英国是红茶最大消费国。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世界的红茶每年仍约有半数运往英国。英国市场的红茶消费变化，基本可以反映世界红茶消费的变化情况。（6）制度变量（v）。贸易制度无疑对华茶出口起着更为基础性作用，因此，我们选取制度作为解释影响红茶出口的一个变量。但制度成熟需要一个过程。在复杂的制度结构中，很难用某一个制度对应的具体数据去刻画整个制度结构。对制度影响的考察，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检验制度的实施或成型前后所产生的影响。由于1883年发生了诸如汉口茶业公会“联合抵制”等深刻影响近代华茶贸易的历史事件，因此，笔者将其视为茶叶贸易制度的成型节点，考察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制度的构建。

（二）数据来源

（1）中国红茶出口量（chte）：1859-1862年数据摘自陈慈玉（2013）《中国近代茶业之发展》一书的第278页和第241页；②其中，1859-1862年的红茶出口量为中国茶叶出口量减去同期输往美国绿茶的出口量。1863-1918年数据摘自该书第322页和第323页的附表一。（2）其他国家红茶出口量（wht）：1859-1918年数据摘自上述陈慈玉（2013）一书的第278-280页。（3）汇率（ex）：1859-1861年和1867-1918年数据为该时段《北华捷报》报道的每一周汇率的平均数；1862-1866年数据摘自上述陈慈玉（2013）一书的第311页。（4）红茶出口价格（chp）：1859-1862年数据摘自上述陈慈玉（2013）一书的第83页和第84页；③按同期汇率折算而成。1863-1918年数据也摘自该书第322页和第323页的附表一。（5）税厘（cht）：1859-1918年出口税数据摘自托马斯·莱昂斯《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一书的第31页。④托马斯·莱昂斯：《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6）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enav）：1859-1918年数据摘自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一书的第350页。⑤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茶叶与咖啡贸易杂志公司1935年版。根据每4年的增长量折算成年平均增长量，再依次计算出每年的人均消费量。（7）制度变量（v）：依据前文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制度构建过程的考察，将1883年作为制度的变节点。1883年之前v值为0，1883年以后（包括本年）v值为1。

（三）模型设定

我们根据样本特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上述变量对近代中国红茶出口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chtert为第t年的中国红茶出口量年增长率；解释变量vt为第t年的制度变量；whtrt为第t年其他国家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exrt为第t年中国茶季汇率的增长率；chprt为第t年中国红茶出口价格的增长率；chtt为第t年的税厘；enavrt为第t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的增长率。每个变量当年的增长率，由该变量相对于上一年的增量除以该变量上一年的值计算得到，所有增长率数据从1860年开始计算。

模型之所以如此设定，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用相关变量的增长率对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进行回归，能够反映哪些因素的变化影响中国红茶出口量的变化；（2）由于原始的历史数据有很强的长记忆性（有单位根），直接在原始数据间进行回归可能出现伪回归的情形。相关变量的增长率数据共有59组，它们的基本统计量见表1。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的情形，在回归之前，对相关变量年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值见表2。由于单位根检验的1%临界值和5%临界值分别是-3.55和-2.91，表中ADF值都小于临界值，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所有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制度变量v和税率cht仅在某些年份发生变化，可看作虚拟变量，故没有对它们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 年增长率数据的基本统计量

表2 年增长率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值

表3给出了变量的相关系数，从中可以发现解释变量间都没有很强的相关性，基本可以表明解释变量间没有较强的多重共线性。

表3 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4报告了1859-1918年中国红茶出口增长率与影响因素的增长率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其他国家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wht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其他国家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对中国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影响不显著。汇率增长率（ex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汇率增长率上升时，中国红茶出口量增长率也上升。国内红茶出口价格的增长率（chpr）系数不显著，说明红茶出口价格的增长率对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红茶出口税厘（cht）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税厘的变化对红茶出口量的增长率影响不显著，从动态角度看，中国茶税并非在长期时间内对华茶衰落有重要影响，而只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红茶出口起负向作用，而且是短期因素。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的增长率（enav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市场需求的增长对中国红茶出口量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制度变量（v）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洋行与茶栈建立的贸易制度导致了红茶出口量增长率的减少，该制度的构建的确妨碍了红茶对外贸易。

表4 1859－1918年中国红茶出口增长率与影响因素的增长率实证结果

五、回归结果的历史分析

由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在影响华茶出口衰落的主要因素中，洋行与代表茶栈利益的茶业公会主导构建的茶叶对外贸易制度是导致华茶衰落的主要原因。其他如中国茶叶税厘、外茶冲击等因素与华茶对外贸易制度相比，则处于从属地位。笔者基于史实，予以逐项分析。

（一）其他国家红茶出口与华茶贸易

研究近代华茶的学者几乎都认为外国茶的兴盛对华茶衰落应有显著的“贡献”。从回归结果看，外国茶的增长率变化对华茶的增长率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笔者以为，虽然外国茶供给量在世界市场上不断增长，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世界茶叶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正是需求旺盛，成就了外国茶出口欣欣向荣的局面。例如，锡兰茶叶的繁荣正是这种局面的体现。锡兰茶发展较晚，但发展较快，1875年种茶面积1 080英亩，1895年种茶面积305 000英亩。锡兰茶除销往英美等国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埃及、伊拉克及小亚细亚等新兴市场。世界茶叶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正是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衰落的时期。如果中国茶叶贸易制度是有效的，完全可以像外国茶一样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从而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出口量。因此，外国茶竞争并不意味着华茶的必然衰落，其对华茶的衰落并不负“主要责任”。

（二）汇率与华茶贸易

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盈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贸易结算基本上采取金本位制度，而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基本上采取用银结算。外商在西方买进货物时以黄金为核算单位，在中国卖出货物以银两为核算单位。以茶为例，如果中国茶价不变，而银价折合金价下跌，茶价折合金价也下跌，那么从事华茶贸易的洋行就能从汇率变化中获利；反之，则亏损。为此，经营中国丝茶的洋行十分注意利用金银比率变动的机会创造利益。如“1878年的茶季在开始时曾给人以有利可图的指望，但事实证明它是多年来中国遭受损失最重的一年。主要原因是英国金价的上升和福州茶叶出口量的意外增长”。①李 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金贵银贱在近代中国汇率变化过程中是基本趋势，银价下跌，外国商人可在中国市场以较低的费用购买茶叶，使华茶输出量有增长的可能性。但是，“银价下落虽对中国茶贸易有利，不过促使中国茶贸易衰微的力量太大，前者之利显然不能抵消后者之弊”。②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计量结果也支撑了这一观点。

（三）税厘与华茶出口

抱怨茶税沉重的言论，自华茶对外出口衰落伊始就不胜枚举。无论是华商还是洋商都是一样的语气。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厘税沉重是华茶出口衰落以及影响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来算一笔账。据1887年汉口的领事报告，外商经营每担华茶的成本见表5。①笔 者计算依据为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China Maritime Custom：Tea，1888，第21页，1889，上海徐家汇藏书楼：009／T22。

表5 外商经营每担茶的成本组成

由表5可见，外商购买华茶总成本A＋B为：19.36-28.18汉口两／担，按1担＝133.3磅，1汉口两＝4先令6便士计算，从汉口市场采办每磅华茶至伦敦的成本为7.84-11.42便士。如果与从印度采购阿萨姆茶每磅8便士，从锡兰采办锡兰茶每磅5便士相比，采购中国茶的确成本高昂。但从华茶售卖均价每磅9.0便士看，基本上是合理的。虽然采办印度茶成本比华茶便宜，但是印度茶在英国市场的售卖均价却比华茶高，从1859-1887年，印度茶价格普遍比华茶高出每磅约2-4便士。②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印度茶之所以能卖好价，主要因为它的质量与口味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茶商可因采购成本低，售价高而获利丰厚。

由上可见，19世纪下半期世界茶叶的竞争并非价格竞争，例如质量与口味的竞争更为重要。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衰败，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洋行和茶栈主导的对外贸易制度导致的质量低劣。“从我们的角度，阻止华茶进一步衰落最好的措施就是生产更多优质的茶，降低劣质茶的产量”。③China Maritime Custom：Tea，1888，第21页，1889，上海徐家汇藏书楼：009／T22。尽管中国茶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华茶竞争，但并不能说明其是华茶衰落的显著因素，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的结果支撑了笔者的观点。苛捐杂税的繁重固然不利于华茶的出口，但华茶捐税最重的时期——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出口最繁荣的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茶税不断下降，却并没有阻止华茶出口的衰落。④林齐模：《近代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四）茶叶出口价格与华茶出口

当市场失灵时，价格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1870年以后，中国不再是世界茶叶市场供给的唯一货源地。同时，经营外国茶的洋行为了打开外国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常常宣扬华茶不洁，有损消费者身体健康，以此诋毁华茶声誉，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华茶在国际市场上不得善价，致使经营华茶的外商亏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及降低风险，凭借信息、金融、航运等优势，洋行在中国境内收买茶叶时，压价成为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华茶出口，至少要经过茶农→茶号→茶栈→洋行等环节，这决定了价格的传导机制——层层压价。在此传导机制下，茶商、茶农得到的茶叶价格常常低于产制成本，致使他们经常性亏本。为挽救已有损失，茶商、茶农往往选择以次充好。这是近代华茶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外国银行、洋行操纵着近代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外国茶商、洋行往往利用汇率的波动，进行投机，严重扰乱了茶叶市场价格。“外国商人，亦抱着投机心理来从事茶贸易，例如他们在各茶港所展开的鲁莽而具有毁灭性的购茶竞争，更深化茶贸易的不稳定性”。①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外商投机也引发了中国茶商的投机。普遍盛行的投机，常常使茶叶价格偏离合理的价位。因此，茶价不能反映市场真正的供求关系，而失去市场导向作用。因此，茶叶市场价格的变化对华茶出口量的变化无显著影响。

（五）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与华茶出口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英国人均红茶消费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中国红茶出口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与需求增加会导致供给增加的市场基本规律不一致。只能说明中国红茶的质量或者口味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近代华茶贸易制度导致了掺假作伪、低劣产制的盛行，使华茶在国际市场上不受欢迎。

六、结 论

本文结合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过程，考察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构建过程、内涵、逻辑和影响。研究表明，当政府、社会缺乏对市场必要的干预能力时，具有信息、定价、金融等优势的市场中间商，会凭借优势建立起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对行业发展并不一定有利。在这种制度框架下，中间商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稳固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有的利益结构，中间商会反对任何有损于它们的利益改革。本文尝试用计量检验的方法，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识别华茶衰落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洋行、茶栈及茶业公会主导构建的贸易制度是华茶对外贸易衰落的最主要因素。

通过对近代华茶贸易制度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当政府或社会无力或不对行业运行进行必要的监管时，具有市场决定权的行业参与者会构建有利于自身利益而不一定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市场制度。这种历史经验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改革提供了借鉴：要谋求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打破既得利益者所主导构建的市场制度，需要对其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制约与监管。应该构建有利于行业整体参与者利益分配，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少数参与者利益分配的正向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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