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禹治水的方式治税

葛长银

税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论是我国历史上陈胜、吴广率领的第一次农民起义，还是美国南北战争打响的第一枪，都是因税而起。

水往低处流，税也往低处流，不论是投资人还是打工仔，他们向往的都是低税国家或地区。香港地区的繁荣发展，就与其低税政策有关，也是“税往低处流”的一个有力证明。

治税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既然税具有水的特性，那我们治税，就不能靠“堵”了，还要靠“疏”。中国历史上鲧和禹父子治水的迥然结果，已作为经典案例，启示一代又一代后人。所以，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税收制度和经验时，不要忘了我们的老祖宗那儿，也有一些管用的治国理念或技能。在税收治理方面，我们也可以借鉴古法，也就是说，可以尝试“用大禹治水的方式治税”。

“用大禹治水的方式治税”之理由

理由一：大禹就是用治水的方式治税

大禹治水彪炳史册，但大禹治税鲜有人知。其实，我国的税收制度就是大禹创立的。《尚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说的就是大禹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并根据各州的地力和产品，规定了不同的贡赋物品和数量。《史记·夏本纪》中“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和《孟子·滕文公》中“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记述都表明，夏朝奴隶制国家建立后，曾经及时采取法律形式确立国有赋税制度。而大禹创建的我国古代赋税力役制度，就是中国税收文化的源头。

至今学界依旧存疑：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不是大禹“治税”之误？其实大禹治水也治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了解并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物产状况，这为他后来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推行“任土作贡”——依据各地特产确定税负，打下坚实的基础。“任土作贡”就是把治水的方法用于治税，是顺应实际情况之举。

当然，“任土作贡”以及按人头、按地亩收税等传统收税方式离我们已经十分久远；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苛捐杂税也已埋入历史的谩骂之中。眼下我们已经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构建了自己的税收体系。但水的性质没变，税的性质也没变，顺应或疏导的治理方法也不应改变。

理由二：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税制的法制基础薄弱

花绣在丝绸上，那是花；花绣在麻袋上，那就是疤。这就是基础的区别。

1799年英国人开征个税，1917年法国人受德国综合交易税的启示开征营业税，1935年美国人开征社保税，1954年法国人又改营业税为增值税。可以说，我国现在的主要税种（我国的社保税现在以社保费用的形式收取）几乎全部借鉴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且是一个吸收世界各国税种的“大拼盘”。但我们好像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资本主义税收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上的，且征纳双方守法意识较强，税款的用途也比较透明，也就是说，这套税收体系的建立基础是法制。但将这套体系嫁接到我国后，由于我们的法制基础薄弱，税款用途不明，民众纳税和守法意识不强，征纳双方在税收的征管过程中甚至出现谈判、说情、折扣、私利等现象，并逐渐成为一种税收常态，势必漏洞百出。这就好比一条水泥砌出的水渠，借鉴到我国后，变成了一条河沟，且堤岸的土质松软，“跑冒滴漏”在所难免。

而我们的治理方法基本是堵，哪儿冒水了，就挖一锹泥土盖住；至于水在其它地方还冒不冒了，那我不管。比如限制纳税人具体行为的一些税收文件，基本都属于治表不治里的条款。我们都知道，水这种东西，如果不理顺渠道，你这儿堵住了，它会在那儿再冒出来。但我们的税收治理理念，是堵住再说，好像没有考虑 “水再冒出来”的问题。

其实问题就出在“借鉴者的法制基础薄弱”，加强税法建设和宣传，增加税款用途的透明度，都是当务之急的疏导方法。

理由三：我国目前税收政策中存在“低纳高抵”的矛盾

税收政策是纳税人的行为准绳。一个纳税人比如企业往往同时缴纳很多税种，但这些税种的政策却是由相应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的各个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问题是，增值税政策的制定者很少会去考虑消费税的问题；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制定者也不会顾及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这种“各自为政”格局，肯定会出现“顾此失彼”或“低纳高抵”（用较低税率的纳税额抵减较高税率的纳税额，或用上一环节的低税负抵减下一个环节的高税负）问题。例如以前那条“交3%的营业税抵扣7%的增值税”的税收条款（2013年8月1日后废除），本想堵住小规模运输企业偷逃营业税的漏洞，结果在全国催生了众多的“开票公司”，专吃你4%的税差，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的税收损失。这就好比营业税这条河堤冒水了，你一锹泥土把它堵住，但你这锹泥土是从增值税河堤挖的，增值税河堤冒水更多了。

这就是我国税收政策中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或存在于各税种之间，或存在于一个税种的不同税率之间，也是需要治理的。

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逃税普遍，富人逃税严重，也证明“堵”的方法效果不佳。既然“堵”的效果不佳，我们就应在“疏”的方面下功夫。“用大禹治水的方式治税”的疏导方法势在必行。

“用大禹治水的方式治税”之方法

方法一：修渠

就是砌一条税收的“水泥渠道”，严防“跑冒滴漏”。也就是加强法制建设。在我国搞税法建设，重点是去除传统皇权意识，树立现代法制观念。要做好的工作主要有三：

一是向纳税人展示税收的去向。我们的税收若用在国防、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相信绝大多数纳税人是乐意纳税的；但我们的税收若用在重复建设、养育冗员或贪污浪费，相信没有一个纳税人乐意纳税。所以，流进国库的“水”，浇了哪些地？饮了哪些人？给民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是理顺征收渠道的头等大事。

二是梳理税收文件，减轻社会运行成本。由于税种的“不兼容”以及对于出现的问题实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致使税收文件汗牛充栋，尤其是还有不少作废的、失效的、无法实施的文件或条款，令专业研究人员都迷糊，何况是一般纳税人？税收法规光制定人明白不行，你得把这“明白”通过文字传递给纳税人，不然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运行成本。建议财政部、国家税总下大功夫对现行文件进行梳理，例如把增值税现行的条款合并在一个或几个文件上，修改各税种之间或一个税种的各个政策之间相互抵触的文件，撤销无法在实践中执行的文件或条款等等。梳理文件，就是新砌水渠，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三是规范“渠道”管理者的行为。目前我国税收征管人员队伍良莠不齐，尤其是基层税务人员，“吃拿卡要”纳税人的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收受或索贿纳税人，跟一些纳税人的“私了”行为，让一些纳税人产生“犯法也能拿钱码平”的心态，助长了逃税甚至骗税的风气，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影响很坏，必须清理这类害群之马；国税、地税争抢税源问题，也会让纳税人无所适从；而一些地方税务机关“暂不执行税总政策”的公告，更令人目瞪口呆。针对这些问题，要拿出中央反腐的决心来予以解决，重塑征纳双方的诚信体系。目前审计署相关部门加大对税务机关的审计力度，可能就是在这个领域反腐的第一步，也是势在必行的一步。

方法二：引流

即把税源引流到修好“渠道”。这个环节要依法区分税款的界限：该交的税，一分都不能少；不该交的税，一分也不能要。但现在一些税务机关迫于征收指标的压力，征收“过头税”或乱征税的现象依然存在，实在是一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必须下大力度纠正、清理；同时应出重拳打击偷税、骗税等违法乱纪活动，严惩假发票的买卖行为。

对于那些税收知识欠缺的纳税人，还要加以指导，帮助他们搞好节税筹划。比如报载某税务局，依据税收政策指导企业签订出口合同，减轻这个企业几十万的税负，这个企业就再没有逃税的念头了，也不好意思逃税了。在纳税方面就是这样：你不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出口减轻税负，他们就会有无数个非法的途径偷逃税款；你若给他们一个合法减轻纳税成本的方法，考虑到税收风险，他们就会少用或不用非法的手段规避纳税。我们的税务机关若做到“主动帮助企业依法减轻税负”，就会取得“信则立”的效果，这也是一个国家征税最重要的操守。

方法三：维护

水流渠道是要维护的，但税收渠道用“维护”两个字是不能完全体现其全部工作的。准确地说，税收渠道的维护就是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上，以“服务纳税人”为核心价值观，在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构建我国的税收文化——这也是一个永恒的工作。税务总局举办的“纳税人服务年”、“纳税人服务月”等活动，就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但不能上边喊口号，下边无动于衷，搞形式主义。你给纳税人来假的，纳税人能给你来真的吗？搞服务纳税人的活动，上边的领导要了解下边执行人的层次，你得让他做他那个层次上能做的事，超越他的心智或能力，事是做不好的，这就不如不做了。服务纳税人要针对纳税人的需求，比如政策疑惑、纳税软件出错、信息安全等，为他们排忧解难，解决现存问题。

当我国的纳税人能像美国人一样，直接冲到市长办公室说“我是纳税人，你要帮我解决家里水管漏水问题”时，中国纳税人的地位就真正提高了，我国的税收文化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纳税人也会从“要我纳税”变为“我要纳税”——而这，才是正常的税收状态。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