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五记

颜炼军

“放牛班”的春天

几年前，文艺青年中间流行一部法国电影，叫《放牛班的春天》。我很爱这个电影的名字。在我的老家，应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家，农民养牛是在野外放养，不像现在关在圈里饲养。那时在南方的许多农村，还是有野外可言的，而现在，处处封山育林，或者为耕地、林地、建房用地，景象完全不同。因为有野外，早晨太阳刚出来，就有老人小孩把成群的牛赶出村外的山坡上、野地里吃一天草，傍晚又饱饱地赶回来。我的外婆眼睛很早就患病，当时也没有钟表，因此每到傍晚，就常常打发我在家门口眺望：“放牛班回来没有？”我一看大群黑压压的牛群进村，就大喊“回来了！”外婆总把放牛的人们与牛加在一起，称为“放牛班”。这“放牛班”回来的钟点，差不多就是烧晚饭的时间。

后来到北京读书，读到《诗经》中“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常常产生回到童年老家的错觉。这样的错觉实在根深蒂固，影响了我对这部片子的理解。看电影前，我一直猜想这是一部讲述农村孩子放牛经历的回忆性电影，看完电影才知道不是。据网上介绍，“放牛班”指的是“问题中学生”，这是台湾人的说法。知道了“放牛班的春天”的“真意”，我顿时觉得它索然无味。

在我的成长经验中，牛带来太多的幸福了。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寒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一头很乖的水牛共度，因为我假期的任务就是放家里用来耕地的水牛。每天吃完早饭，我就从圈里牵出水牛，带上蓑衣，把牛牵到家门口的一块大石头旁，先抓抓它的脖子，再用稻草擦它的背，然后把蓑衣铺到它的背上，再借着石头的高度爬上它的背去。不等母亲递来一些干粮，我就慢悠悠地驾着牛踱到山坡上。这一天里，我就彻底自由了。早晨，牛在北坡吃草，到傍晚，它已啃到了南坡。而我，有时听老人们讲故事，有时跟伙伴们一起到山下的果园里偷水果吃，或到山上去挑马蜂窝……当时之乐，岂可言哉！

后来越读书，离家就越远，回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了越来越大的城市，见到牛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即使回家一次，也难得见到水牛。农村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运输和耕地都很少再用牛。我许多年没有见过水牛了！

好在老家还有不少亲戚养奶牛，看到它们，颇有亲切之感。这几年，牛奶时常成为舆论关注的话题，人们对牛奶也愈加惧怕和防范。我对此常有莫名的伤感。想当年，老家的奶牛都是放养的，吃天生的草，喝天生的水，挤出来的奶，光是脂肪就漂在表面厚厚一层。如果头天晚上挤出来的奶放到第二天早晨，这厚厚的一层捞上来拌饭或单吃，都美味极了。我上小学期间，常常就是伴着这样的美味出门到学校的。

后来说要保护环境，保护长江上游的植被，老家所有的牛都改为圈养，品种、饲料的改进，都在冲淡牛奶的味道。而圈养的牛，在观念上慢慢成了人们经济收入的工具，人与牛之间的那种亲密感，多少就丧失了。听老家的兽医说，牛长期不活动，也变得不好配种，容易患脚趾软化等基本功能退化的病症。

去年，在青海玉树的草原上，我看见至今难忘的一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伴着一群牦牛在四望无际的半山坡。除了我们这些外来的闯入者，天地之间，只有他和他的牛群。牛在吃草或休息，他披着羊皮，在默念一本翻得很旧的佛经，吐纳天地，唯我独尊。我突然想，要是时间退后几十年，或许我也不会上学，不会进城，而是像他一样，在某座山上放牛。

现在，我的生活世界里，“放牛班”已经与牛无关，它沉沦为一个关于人的比喻：后进生或问题少年的代称。我们的牛，真正的牛，却不在了。它们单一地被工具化、食物化，成为现代化机器上的一部分。在只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妻子的词汇里，吃牛，已经成为吃牛肉的代称。城里长大的孩子，想到的，就是超市冷柜货架上包装精致的一盒鲜红的肉，或者名牌牛皮衣皮鞋，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过吃露水草的牛，可以骑的牛。

我那些温暖的经验，以及更多的关于牛的温暖经验，已经彻底进入了这个世界的忘川。当年骑牛取乐的一代，如今彻底失去了他们曾拥有的野外，转而流徙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旷野上，除了白云依旧，风雨依旧，天崩地摧的大地上，只剩下渺小而脆弱的人影。

红鸾天喜

前年回家探亲，参加了一场婚礼。婚礼上，遇见了赵爷爷，他已八十多，是村里最后一个受过系统私塾教育的人。解放前，他在私塾里读了四书五经，也学了点新学，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立大理师范学校，后因家贫且母亲病卧不起，只能弃学，在家尽孝。回乡后，他仍读书不辍，成为我们村有名的文化人。

赵爷爷的毛笔书法很漂亮，而且文思敏捷，为人善良，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村里婚丧嫁娶仪式上写对联和执掌礼仪的人，这可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角色，非一般人能胜任。

老家地处白族和汉族杂居的边陲之地，许多习俗和内地不同，当然，许多老的习俗也因此得以延续下来。我一直记得多年前赵爷爷主持的一次“弹祭”仪式，那是在我爷爷的葬礼上。所谓“弹祭”，是家乡丧葬仪式中最让人动情的一个环节。发丧下葬前一晚，在唢呐、铙钹、锣鼓的交响中，弹祭主持人把事先写好的一篇死者的生平传记，其中自然包括生命中值得圈点褒贬的细节，以一种特殊的唱腔唱出来。死者的亲友围坐四周，往事和遗憾在唱词中抖落，化为此起彼伏的唏嘘和眼泪。所有在场的人，都默想着死者的一生，默想着死亡这一永恒的主题，人世间的一切悲喜得失，此刻都化为吟唱和倾听。

从祖父刚去世那天起，赵爷爷就先后与我奶奶、爸爸以及祖父的同辈人聊天，搜集素材，了解爷爷生平各阶段的经历。在做好足够的口头采访后，他用蝇头小楷为爷爷写了一篇浓缩其一生的祭文。举行弹祭那晚上，爷爷在人间走过的足迹，在赵爷爷浑厚壮美的唱腔中再现，在我们筛子般的心上滚动、流淌，最后失落在浓郁的夜色中。

据我所知，赵爷爷是村里最后一个能够以文言和毛笔小楷为死者写祭文，并以古老的唱腔吟诵的人。现在，因为他年事已高，没有年轻人能顶上，因此许多葬礼不得不取消这个重要仪式。只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去世，他才撑着衰弱的身躯出面主持。

这次见到的赵爷爷，又老了许多。他驼着背，跟我说起自己对婚礼仪式的一个细节的改进，颇有些得意。

按照老家的习俗，婚礼上，新郎家中堂的祖先灵位前，要用大红色的纸书写“红鸾天喜”四个字。赵爷爷告诉我，这个习俗从封神榜时代就传下来了。红鸾和天喜分别代表属阴属阳两个星相，寓意着缘分、喜庆和生育。商纣王自焚于摘星楼后，被姜子牙封为天喜星，主持人间婚嫁事宜。《窦娥冤》里还有过这样的说白：“孩儿，你可曾算过我两个的八字，红鸾天喜几时到命哩？”

老先生跟我说，如今已是新时代，男女婚姻已经不再由天上的星相决定，而是由婚姻法保障，于是，他决定革除旧习，将这四个字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万岁”。

至此，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古旧符号就这样彻底消失了。

上海或者日本

假期回乡，完全陶醉在老家的好山、好水、好吃中，这是大城市的拥堵、喧闹和寂寞带给我的报复性结果。只是老家的位置太偏僻，互联网还没普及，有些不方便。因为要收取邮件，表弟就带我到他的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叫小张，住在同村，刚结婚一年多。他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因为风调雨顺，他头脑又灵活，家里颇为殷实，是我们村第一家买电脑和装互联网的。

收假回城不久，弟弟来电话说妈妈身体欠安，我赶紧打电话回家问候。她这一代生在物质贫乏、政治热情压倒一切的时代，辛苦一辈子，唯一的成果，就是把儿女拉扯大，老来常常头晕眼花，腿脚不好，却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她往往不肯上医院，而坚持自己采草药来治疗正在衰朽的身体。

谈话间，她无意地跟我说，小张失踪了，说是在QQ上与邻乡的某少妇相恋，然后就私奔了。妈妈口中努力而费劲地说出的“扣扣”，让我很不习惯。

不久前，小张的妻子刚生下一个女儿。她此前已经知道丈夫在网上与人相恋。事发前几天，丈夫对她和孩子非常体贴入微，临走那天，还跟她保证，是去跟邻乡的少妇说清楚自己家有妻儿，以后就不要来往了。但在事实面前，语言的豆腐渣工程很快垮塌了。

小张与情人私奔，让我想起十九世纪法国外省乡下的包法利夫人。不过，那时还没有网络，我们可怜的爱玛女士，因为迷恋当时流行的罗曼司小说，而生发出种种对情爱生活的幻想。最后，她被自己的幻想毁灭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刚刚出现，许多人开始迷恋电影带来的世界图景，想象生活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纳博科夫的著名小说《黑暗中的笑声》，就写了一位女士因模仿电影中的浪漫爱情故事，而陷入了一段缠人的三角恋。许多读者都为这个故事倾倒，纷纷议论纳博科夫小说中“新”的爱情观。而纳博科夫在某处郑重地说，这部小说不是为了贡献什么新的爱情观，而是想告诉读者，电影的诞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到二十一世纪初叶，老家的这对私奔者，在网络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的虚构世界的诱惑和指引下，再次演绎了这个古老的故事。

据妈妈说，被丢下的妻子伤痛欲绝，她的妈妈完全不知如何应对这个变故，加之另一个女儿也刚刚离婚，两件天大的事接踵而至，让老太太脸面丧尽，陷入绝望，上吊了。

事发后，小张的私奔变成村子里最热的话题，大家争相传布消息，连整日在村口晒太阳的老太太，也学会了网恋这样的名词。对他们私奔往何处，大家有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各种横冲直撞的小道消息，最后凝聚为两个比较被认可的结果：他们去上海打工了，也有人说，他们去的是日本。上海，或者日本，为这个未完的故事暂时收了尾。

未来，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家，乡间有很多职业算命先生，他们大多都是盲人。与今天守株待兔式的经营方式不同，那个年代的卜算者更有波希米亚风格。靠着一支拐杖，盲人算命先生就能摸索在乡间小道上，奇迹般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看不见常人眼中的一切，却能用隐秘的方式探知常人看不见的世界，并以揣测别人的命运和未来为生。

相比工作的复杂性，他们的道具很简单，一根竹笛而已。一旦走进某个村庄，算命先生就掏出挎兜里的笛子，吹奏起一只算命先生才会吹的曲子，大家一听笛声袅袅，就知道算命先生进村了。于是，媳妇、婆婆们便把心中纠结已久的关于未来的困境在心里打磨一番，挨个去找算命先生解答。

李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妈妈心里着急，就会赶来问一卦：我家姑娘的喜门在哪个方向？如果得知喜门在北方，便托北边的亲朋好友打听有没有认识的男青年，帮着挑个好女婿。如果张家的儿子先后相了几家闺女，但每次上门说亲都遗憾地以失败告终的话，就被认为是家里喜门没开。算命先生就会传授给他们破解招数。比如，到东山大庙喜神面前杀一只大公鸡，上四色祭品作为谢礼；或者，出钱出力把出张家大门西南方向五百米左右的一条小河上的桥修葺好，如此，一个月后，喜门就开了。也有父母来解决他们对儿女喜事的担心：某一对青年男女自己好上了，但他们能不能顺利地结婚在一起呢？这就得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就是将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核对，看有没有犯冲的地方，如果没有，父母就可以促成他们的好事。算命先生看不见来算命的人们长什么模样，但他总能从容地掐算，选择合适的比喻或修辞方式解答各种问题。

八十多岁的外公是参加过解放大西南的老战士，已经卧病一段时间了。对于乡下人来说，这样的年纪卧病在床，打针吃药，只是维持生命而已，只愿他能够热热闹闹地，不累赘地走。快到春节了，舅舅有些担心，老爷子什么时候会走呢？得做一些准备啊。他就去问算命先生：“老父亲大概什么时候会走？春节前可不能走啊。否则葬礼不好办呢。”算命先生细细盘问了各种信息，满有把握地告诉舅舅：“放心吧，无论如何都能到正月十五。他还想和大家过个热闹年呢。”舅舅放心了。剩下的日子里，外公想抽烟给他尽兴地抽，想吃什么就让他尽兴地吃。果然，过了正月十五没几天，外公去世了。

小时候，我右腿常常有些疼，医院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情况。妈妈很担心有什么大问题，就去问一个到村里来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妈妈至今还常常在电话里叨念：“你的儿子，十五岁前不能到西南方向，将来也不要到西南方向工作，不要娶西南方向的女孩子，要离家远点儿，这个腿痛就慢慢好了。”我十九岁离开家乡，进京读书，后来在北京、杭州生活。看看地图就知道，我们家已在中国的西南部，我们家的西南方向，是当年滇缅远征军去打过仗的保山、缅甸……我至今也没有机会去的地方。当然，我的腿痛记不得在何时也痊愈了。

现在，老家走家串巷的职业算命先生已经很少见了，操持这个职业的人，也从“游牧”变为“定居”，其中的盲人也减少了。每次回老家，常因某些细节而想起这些永不再来的情景，不免为失去的一种通往未来的生活方式而伤感。它们很可能全是错的，可对于同样的困惑，现在的我们并没有变得更正确。一种相信替代了另一种相信，新的说法取代旧的说法而已。然而，无论何种修辞，都无法成为它们所针对的事物本身。同样，我们改变的只是关于未来的修辞，而不是未来本身。

死亡何其多

那年初夏，我的叔叔家境殷实，勤劳如故。他整日修葺那间用来烘烤烟叶的土墙房子，像碉堡一样的房子，已经一个礼拜了。只剩几根横梁没结好，还需要削几片楔子，他开始感到劳动圆满的释然。

不幸的是，那天黄昏，一根横梁没结稳，掉下来，正好砸到他的手背上，他骨折了。接下来一个星期，他去医院，并敷上了恢复筋骨的草药。伤得不算重，一切都在好转。虽然孩子们都叮嘱他休息，但他心里还在筹划着秋收，计算着家里的收支，女儿和儿子高考完毕，都考上大学，得有些准备。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蝙蝠在四下出没，略通中医的他翻出家里的一大包草药，为自己即将痊愈的手臂寻找几味内服的辅助中药。他心里着急啊，毕竟，更多的农事在等着这位一家之主去承担。就在十几分钟前，他还挺着伤口骑着自行车，从家里悠悠地到各块庄稼地里视察一遍。一路上，许多人擦肩而过，也会偶尔相互打招呼：“下地回来了！”

叔叔把药煎熬好，趁着饭后在院子里纳凉，咕噜咕噜就喝下去了。没过几分钟，他感到腹部不适，就跟妻子说有点不舒服，要去睡一会。婶婶不放心，一分钟后进去房间一看，叔叔面部表情十分痛苦，眼睛通红……当天夜里，虽然赶到镇上的医院抢救，但死亡最终完全占据了四十八岁的他。细微的原因被死亡放到最大：他煎熬的中药里，一味药放错了。一味剧毒的外用药。

一个心地善良、勤劳致富的壮年人的突然死亡，让死亡更长时间地盘踞在村里，散发出哀伤的气息。一切关于他的往事都被唤醒：比如，有人回忆起他在人间最后的傍晚在路上的笑容，他们试图从中寻觅死亡即将来临的蛛丝马迹。那些欠了他钱的人，心里盘算着如何把当时借钱的场景和证人描绘清楚，以便使他的家属相信，他们欠他的债，并没有因他的离世而减少。好在，他去世前几天，还认真整理过一遍账本，一切记录在案。

好心的人们不相信这是他的命运，好人该有好报啊，否者生活怎能继续？他们继续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在主管这一片的庙里，他们家曾经许下的愿没有及时还；比如，他的妻子这一姓的女性，都有克夫命……一切疑惑、不安和惋惜，化为葬礼上空前拥挤的送葬队伍。全村所有能走动的人，都因死亡的这回奇异的、悲剧性的呈现而走到了队伍中，除了他八十多岁的母亲因伤心过度而卧床不起。

我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暑假回家才知道叔叔的死讯。因爸妈担心我一个人在远方伤心，而对我封锁消息。奇怪的是，我那段时间每次打电话回家，都问起叔叔，并特别想跟他说话，而他们，总能编出各种谎言推迟着我对死亡的接近。

因错过了这次最亲密的死亡，我内心的某个角落至今还深藏着一场恸哭，就像果核藏在果肉的甜蜜里。永不再有一场令我悲恸的葬礼，让我大声为最为不幸的死亡哭泣，让我对我身上死去的那一部分叔叔致以足够的哀悼。

但后来的死亡何其多！村里有年轻的丈夫一睡不起，在晨曦的照耀下命赴黄泉；有耄耋老人吃饭时听周围年轻人讲幽默故事，过于激动而升天；有壮年男子喂牛草时，上楼梯取干稻草摔下而暴亡；有年轻貌美的媳妇为逃脱婚姻不如意而偷情，被丈夫杀死；有新婚不久出去打工永不归来的小伙子；有喝农药而弃命的妻子和母亲；有因污染而食物中毒的癌症患者……

在我生长和离开那个多情而贫乏的小村这几十年间，弥漫在此间的欢笑、希望和哀伤固然不断，但最顽强的是死亡。它千姿百态、历久弥新地伺机生长在每一条与我相关的生命缝隙中，让他们千变万化的面容，最终大道归一，小村因此而坚强地成为世界之具体而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