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亲爱的

2014-11-18 09:15徐一菲
时代报告 2014年11期
关键词:寻子剑锋高峰

徐一菲

因为电影《亲爱的》热播,他们又一次受到关注,可他们的孩子仍然杳无音讯。因为丢了孩子,这群原本的陌生人有了交集。命运的偶然,逼迫他们回答同一个问题:“丢子之后,如何继续生活?”

四年里,孙海洋搬了二十余趟家。2013年3月,他还能记起自己搬家十三次,眼下已数不清楚。在一个地方住久了,邻里间就会响起闲言碎语,落点大都是“孩子丢了这么多年,肯定找不回来了”。孙海洋受不了这一句。

2007年10月9日,孙海洋三岁的儿子孙卓在自家包子铺前被陌生人带走,从此杳无音讯。他打着“悬赏20万寻子店”的招牌,在包子铺坚持了三年。“孩子说不定会被送回来”的念想,终究敌不过支付不起的店铺租金、以及寻子希望的一次次落空。

孙海洋是深圳寻子家长的领头人之一,也是近期热播电影《亲爱的》里韩德忠的原型。他听过无数心碎的故事。因为丢失了孩子,这群原本的陌生人有了交集。命运的偶然,逼迫他们回答同一个问题:“丢子之后,如何继续生活?”

这令人痛苦。一些人因无法忍受而自杀、疯癫、意外死亡;一些人的家庭被彻底扯碎,离婚后各自背负;一些人在寻子无果后又要了一个孩子,给绝望生活添加少许希望。

选择各不相同,但这问题绕不过去。那个丢失的孩子,是父母心头的死结。“心一直是揪着的,怎么揉也揉不开。”孙海洋说。这个结的残酷在于,因为抱着找回来的渺茫希望,父母亲永远放不下过往,无法重新开始正常生活。他们只能一直寻找下去。这希望,既是痛苦里的一丝甜头,又牵绊着他们,留在这化不开的痛苦里。

苦涩的希望

孙海洋现住在深圳“关外”,远离市区的北部城郊。电影里,他是个有钱人。现实中,他家进门是张木床,裸露的床头没有刷漆。房间家什寥寥无几,余下的是一座风扇、一张桌子和几个塑料椅。因为不时外出寻子,他无法应付定时定点的工作。于是有了那辆老旧的银灰色轿车,他开着车在城里兜客,支应生活。

电影上映之后,孙海洋的手机短信、微博收到了数不清的消息,有一部分鼓励,剩余多是疑似孙卓的孩子照片和信息。七年的寻找后,他攒了好些经验,辨别哪些是误认,哪些是刻意欺骗。“那些路边乞讨的孩子,肯定不是孙卓。”他想,人贩子把自己孩子拐走,会直接高价卖给要男孩的家庭,何苦将隐忧留在身边。手机不时响起又挂断,打来的都是陌生号码。孙海洋并不回复,说那是看到寻子信息的人在确认他的电话是否畅通。

当年的他远不如今日淡定。孙卓的寻人启事漫天散发时,这位悲痛慌张的父亲也接到了无数电话信息。他被骗过,被威胁过,被一些看上去跟儿子略微相像的照片牵着,走了很多地方。一次,孙海洋循着线索去了宁夏,坐完火车换汽车,路上还把手机丢了。念子心切,在当地一家幼儿园里,他看着那个和孙卓一般大的小孩,竟说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儿子。他搂过孩子,往头顶一看,就颓然坐在一旁哇哇大哭起来。那孩子头顶只有一个涡,而孙卓有两个。

孙卓刚在深圳白石洲走丢那一阵,这位父亲半夜在附近的街巷里兜圈子,搜寻孩子的踪影。他找过白石洲一带二十多个算命先生,都说孩子一定能回来。找回孩子的信念起初强大,后来被总是落空的线索侵蚀。家中老人犯病住院,妻子患上抑郁症。但一个线索落空,不久又有另一个补进来,支撑着孙海洋一家。

不曾断绝的线索,有赖于各地寻子家长自发结成的联盟,联盟以QQ群和线下活动的方式建起家长间的联系。他们会分享各地丢失孩子的信息、防拐知识,共同组织街头寻子活动,或到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孙海洋说这群人不是朋友,是亲人。这深深的情谊,仰赖于一些共通的东西,包括无人可诉的悲伤、寻子过程中对一些职能部门的不满和完善打拐相关法规的诉求。

在QQ群里,孙海洋结识了彭高峰。彭高峰是电影里田文军的原型。两人都是从湖北来深圳打工,儿子被拐时都是三岁半,相似的境遇让两个人在现实寻子过程里建立起关联和陪伴。寻子过程中,彭高峰在天涯网站和博客中用日记记录寻找点滴。他的寻子日记感动了大批网友。2011年,通过邓飞等大V的微博转发,彭高峰寻子事件在网络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通过网友提供的线索,他在江苏邳州市找回了丢失三年的儿子乐乐。整个过程,孙海洋一直陪同在侧。

孩子失而复得后,彭高峰第一次帮孩子洗澡,他边往下搓孩子身上的泥垢边掉眼泪。头几天,彭高峰不敢让乐乐离开视线,半夜起身上厕所,都要抱着他。

2012年,《亲爱的》编剧张冀听到了彭高峰的故事,随后介绍给导演陈可辛。在深圳,陈可辛和电影两位原型彭高峰、孙海洋见过几次,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孙海洋陪着彭高峰接回儿子并送回老家。在彭子的生日宴上,孙海洋忍不住痛哭起来。“大家都在庆贺,在欢呼,我一个人在旁,内心很复杂,很痛苦。”孙海洋当时想,“我也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回来的不是我的孩子?”

彭高峰寻回的儿子既昭示着希望,也让其他家长觉得羡慕,乃至失落。现在,彭高峰跟群里的家长联系少了,参加活动也不似从前积极。彭高峰觉得自己身份尴尬,不晓得要用何种姿态。他现在做得最多的,是在微博上转发其他人的寻子信息。孙海洋觉得理解:“他也要开始自己的生活。”

在石岩镇罗租村的一家网吧楼上,彭高峰说起寻子家长结成联盟的意义所在。“我们这种人心都快腐烂了。把孩子丢了,总感觉低人一等,好像上辈子做了多大缺德的事情。”和电影中不同,彭高峰并没有和妻子离婚。没找回孩子前,彭高峰和妻子不能听旁人的安慰和任何关于孩子的话题。“一听就走,他们哪会懂得我们的痛苦。”可他们又需要倾诉,因为心里太苦。直到加入寻子家长的群体,彭高峰和妻子才发现,全国竟有如此多的父母有着相同的遭遇,自己并不孤立无援。本是陌生人,但他们能真切理解彼此的悲伤,有着共同的目标,因而相互产生依赖,彼此鼓励,彼此支持。

寻子的希望是渺茫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失踪儿童有20万人左右,找回的约占0.1%。在全国最大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上,登记在册的家寻孩子和孩子寻家的人数共有26759人,寻到亲人的有888人,占3.2%。endprint

在当年的寻子日记里,彭高峰曾记录了这希望对自己的折磨:“有时候我还有更可怕的想法。如果我的孩子真的是在汶川地震死亡了。我只是痛苦过后。还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但现在我是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孙海洋偶尔会梦见自己的小孩。孙卓还是丢失时候的样子,没有长大。“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三岁的小孩子,我担心他过得好不好,到七十岁还是会想他的。”

没有尽头

杨素慧的左眼是浑浊的,两眼都没有光芒。她递来自己制作的寻子卡片,双手的指甲缝都是黑黢黢的污垢。随身的水杯泡着对肺有益的药茶。2014年儿童节,这个固定的家长要出门搞寻子活动的日子,杨素慧病倒了。她因肺气管堵塞,一个人住进医院,没有人来看她。

那只浑浊的眼睛,归咎于常年的失眠。现在她每晚能睡两小时左右。醒时,她翻翻养生书,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每天在“宝贝寻家”的信息列表里来回翻找几遍,试图发现和自己儿子剑锋相似的寻亲孩子。

这名单身母亲的希望是,长大成人的剑锋发现自己并非养父母所生,到网上发布信息寻找亲生父母。目前,“宝贝回家”网站上有10858人在寻找自己的父母亲。寄托于此,她开始吃中药、保养身体。另一项重要的每日任务是,她用QQ、手机跟疑似剑锋的年轻人聊天,了解他们,鼓励他们去做DNA检测。有各种原因阻挡着这些年轻人做DNA检测,比如顾念养父母的感受。

杨素慧丝毫不怀疑这寄托的真实性。她已经帮助一名叫梁东升的年轻人找回父母亲。她曾怀疑梁东升是自己的孩子,在网上断断续续联络三年,才成功说服梁东升做DNA检测。检测结果跟杨素慧并不匹配,但在公安部门搭建的DNA查询系统里,梁东升找到了四川的父母。

这是杨素慧寻子的第二十四年。1991年6月5日,四岁的徐剑锋在广州南方大厦二楼被一对男女拐走。那名男子是杨素慧夫妻档口的常客。当时看护孩子的父亲告诉警方,自己抽了根该男子递上的香烟,随即陷入昏迷。

不幸降临的最初,大部分父母的反应步骤相似:报案,发动朋友到附近、车站寻找,张贴寻人启事(那时还没有微博),在报纸电视台发布寻人信息,寻求媒体帮助……之后,是无尽的追寻。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命很苦,后来才知道,比自己更苦的大有人在。”2009年,杨素慧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登记了剑锋的寻人信息,并加入到孙海洋等人的寻子家长群体。她热心于群体组织的各种活动,手机里存了大量活动照片。她跟很多寻子家长建立了密切的个人交际,但杨素慧对依靠网站找到儿子并不抱太大希望。“梁东升的信息在网站上挂了三年都没有结果。更多还是要靠自己。”

剑锋还有个姐姐。丢子第二年,杨素慧把女儿送回了浙江老家。她和丈夫相互埋怨,吵得厉害,丈夫开始很少回家。随后,二人于2000年协议离婚。

杨素慧说当时自己疯疯癫癫找了两三年,撑不下去了。她变卖家里值钱的首饰,向老家的亲人要钱,支付寻子的费用。一路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有什么感受,她都清楚地记下来。“当时我想,如果小孩找到了,就给他看,让他知道妈妈找他找得多辛苦。”但孩子始终没有消息。某次情绪崩溃的时候,杨素慧把那本厚厚的笔记烧掉了。剑锋丢的第三年,杨素慧一度窘迫到无家可归,夜晚只能躲在老乡家外面,靠着凳子睡一会儿。

有两次,她觉得自己要把剑锋找到了。一次是1992年,杨素慧在南方大厦附近抓到了拐走剑锋的男子的朋友。据杨素慧说,她把那名潭姓男子交给了公安局。第二天她找公安局要结果的时候,被告知该男子已被送往拘留所。这条线索无疾而终。一次是2013年,她辗转联系上在深圳打工的名叫王兴的年轻人,说服他去做DNA检测。从2000年开始,她怀疑这个来自浙江三项乡上灯头村的男孩是自己的孩子。王兴所在的家庭在当地很有势力,杨素慧好多次到上灯头村,都没能见到孩子的正脸。结果,DNA的检测结果并不匹配,十多年的念想化为泡影。

“我们的要求很低很低的。”杨素慧总结自己和其他寻子家长的心愿,只是想知道孩子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在这条寻子之路上,杨素慧还看不到尽头,又无路可退。她已经六七年没有回过浙江的老家了,孤身漂泊在外。因自小疏于关爱,她跟女儿的关系也很生疏。“她过她自己的生活,也不找弟弟。”女儿最近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这一切,杨素慧只是被告知了结果,没有任何参与。

“女儿现在对你怎么样?”面对这个略显残忍的问题,杨素慧想了想,“还可以。说不上来。”

她现在租住在广州海珠区,做点保健品销售的工作。她跟剑锋的父亲已经多年不联系。她认为前夫应该已经放弃寻找,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2013年前后,画家李月领曾画了一组失踪儿童的画像。他找到了61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花了一年时间,拍下了寻子家长的采访视频。这里面,就有徐剑锋的父亲。在当时的视频描述里,他已经寻子22年。

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起这样的寻找。孙海洋接触过各种各样半途夭折的故事。有苦苦寻儿十五年,筋疲力尽,从楼上一跃而下的抑郁症父亲;有为寻子到异乡卖菜,一大清早被车双双撞死的寻子夫妻;有外出寻子再也没回来的丈夫。夫妻离婚、一夜白头、被心理疾病困扰的情况,更是难以数清。有的家长寻求信仰的支撑。比如,罗超凡的母亲开始信神,她热衷于参加各种义工活动,包括扫街,期望通过做好事积德,保佑儿子早日回家。

在看不到尽头的寻找里,寻子联盟的存在给家长们提供了极大的慰藉。孙海洋说,一到儿童节、中秋节等节日,寻子家长们在家是坐不住的。这些是寻子联盟固定的活动日。家长们上街派发防拐传单,组织寻亲活动,以排遣或逃避内心的凄苦。在丢子的寒流里,这个联盟提供了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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