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参与创办香港《华商报》

陈雷刚

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其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抗战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初，中共南方局便对刚满30岁的廖承志委以重任：令其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在担任“八办”主任期间，廖承志致力于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营救驻港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的事迹为人们昕钦佩。在此期间，他还与香港抗战报人共同奋斗，开辟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其中，他参与创办《华商报》是抗战时期香港文化统战工作的杰出成就之一。

《华商报》是中共在抗战的历史关键时期于香港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纸，是我党在香港的主要文化阵地。抗战时期，《华商报》在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

为来港民主进步人士排忧解难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等相继失陷，国内外形势日益严竣。英国和美国不顾中国抗战形势，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继续采取纵容让步的“绥靖政策”，力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让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前苏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影响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对日本侵略进攻则采取了消极的态度。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妄图消灭共产党，并进一步迫害民主党派和民主进步人士。民主进步报刊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诸多阻挠和破坏，先后被禁止出版、停刊。至1941年4月底，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在这种环境下。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将重庆、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1941年2月和3月间，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下，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百余人被有计划地转移至香港。夏衍、邹韬奋、范长江和梁漱溟等文化人士从内地赴港后，继续办报办刊，为抗战宣传积极努力。大批内地杰出报人、文化人的加盟使得香港报业人才济济，香港抗战报业达到了鼎盛。但是。由于众多报人聚居香港，住房、工作、安全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报人打入香港新闻界，使香港各界报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为团结更多的报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承志作了大量工作。他带领“八办”工作人员，积极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竭力解决好报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安全问题。

廖承志的表姐夫邓文钊是香港英国华比银行的副经理，潘汉年的岳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和“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他们在上层社会和港府中有许多熟人和朋友。而老地下党员连贯等人则在华侨及下层民众中有许多关系网。通过这些上、下层的关系，廖承志领导下的“八办”较好地解决了报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困难。如胡风来港后，廖承志曾亲自上门探访。廖承志详细地向胡风介绍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内地文化界人士抵达香港后的近况。他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亦无辜地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这块特殊的阵地，团结并争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胡先生的抵港无疑又强化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力量，希望胡先生继续拿起您那如椽巨笔，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再写华章。”廖承志还抱歉地对胡风说：“其实，在胡先生来港之前，周副主席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我了，实在因事务缠身，未能亲自迎接，请先生见谅。来港后，有关你们全家的生活，我已经安排有关同志负责照料，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胡先生，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胡风夫人赶忙接过话头说：“真是太感谢了！我们十分满意。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给的150元港币，这不，先生这一身西装就是用你们送来的港币在旧衣店选购的。穿上它，还蛮精神的，真像个教授了！”廖承志的此次造访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风仍旧记忆犹新地说。胡风的事情只是廖承志为来港民主人士排忧解难的一个缩影，许多进步人士都曾经得到过廖承志的帮助。

运筹帷幄筹办《华商报》

为了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和揭露西方列强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廖承志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以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让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外国友好人士能有机会了解中共抗日政策。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打电报请示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2月中旬，廖承志在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回复同意后，即开始筹划办报事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邀约了新近到达和早已抵港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恽逸群等人一起开会，研究办报的具体事项。按照香港政府当时的规定，要在香港办报或者出周刊需要先向港英政府注册，一定要有一个有威望的香港人做“法人”，同时还要先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这些规定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共产党人实在是不容易办到。廖承志于是找到自己的表姐夫邓文钊帮忙。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早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邓文钊接受了委托，把他任职的华比银行和个人经营的崇德堂提供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为了尽快获得港英政府的许可，邓文钊还请求哥哥邓文田担任报馆的“法人”。邓文田是香港华比银行的买办，具有一定的声望，“按金”也由他垫付。办报的具体事务则由邓文钊负责。

至于报名，则定为“华商报”。为什么不起个“先锋”、“前进”或“救国”之类的名字，而称“华商”呢？当时确定这个报名让廖承志颇费了一番心思：香港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经济，因而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香港这样的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实质上也就失去了繁华的基础，如果报名直接可以看出是张党报，不但会招致各种反对势力的围剿，不利于以第三者的身份为共产党说话，而且发行—定会受到限制，不容易在香港立足。同时，邓文田是商人，报刊名称最好不要有政治色彩。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张报纸以《华商报》冠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确定报名之后，廖承志还特意吩咐负责同志收集了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写的“华”、“商”、“报”三个字的墨迹，拼起来做了报头。用孙中山的墨宝拼成的报头：较易得到广大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

处变不惊应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忙碌的筹备工作，中共在香港的第一张中文报纸《华商报》终于在1941年4月8日创刊了。报纸是对开四版一大张的晚报。其创刊号头版正中位置还刊载了香港大资本家何东爵士的题词：“唤醒侨胞”，以增加华侨商人的味道。报纸由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其弟邓文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任副总经理。廖承志邀请范长江任社长，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陆浮、张惠通分别担任采访部、营业部主任。并确定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执笔撰写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在此基础上成立社务委员会，政治上由廖承志统一领导。廖承志在灯下拟出这样的发刊词：

“我们在这重要的时候，处身在远东大局的神经中枢香港，深深关切着祖国的使命。祖国正在艰危的奋斗中，向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前进。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这是有赖于中华民国每一儿女，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致继续不懈的努力的。……因此，我们原本上述的信念，在抗战的过程中，就海外舆论界的岗位，担当起号召，推动的任务……”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除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外，香港的《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并公开发行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华商报》实质上担负着中共在香港进行对外宣传抗日的重要使命。因此，从创刊起，《华商报》就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倒行逆施，并以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报纸在海外侨胞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华商报》的要闻版刊登国内政治形势的真实情况，以每天一篇社论的形式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声音，同时及时反映海外侨胞的意愿，刊登反映国内外真实情况的通讯，以及有关华北、华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此外，报纸在形式上还设有各种言论、杂文版块，与社论形成呼应的宣传效果。报纸每周都会刊登一篇乔冠华的《国际一周》和张铁生的《酬州闲话》文章，对国际形势进行最新的分析，让读者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时局、战况。除此之外，报纸还刊登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如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茅盾的长篇连载《如是我见我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文章，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华商报》除了在香港和内地发行外，还销往新加坡、槟城、越南等地，销售量达一两万份。

《华商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情揭露，让国民党顽固派及其特务机关如临大敌。他们经常捣乱、破坏报社，阻挠报纸正常出版。为此，廖承志曾在5月18日致电周恩来并书记处，作出这样报告：“自该报出版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方捣乱，如破坏承印及收买报纸，不许买《华商报》，因此，发行数量由一万份降到二千余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压，廖承志处变不惊，体现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丰富的斗争艺术。他经常深入报社传达党的指示，继续亲自约请知名文化人士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为《华商报》撰稿，呼吁团结抗日。同时请文化名人在香港《光明报》、《笔谈》、《抗战文学》等左翼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国民党的丑恶行径，以努力扩大影响，广泛争取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将国民党的破坏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廖承志还积极奔走，争取华侨对《华商报》提供工作上的支持。著名华侨陈嘉庚得知《华商报》的困语言。香港的出版环境、言论相对自由以及华侨、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这些是《华商报》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没有港人和华侨的支持，就没有报纸的存活。廖承志平易近人和“乐天派”的性格使得他与许多港九报人建立深厚的友情。在抗战时期，如火如荼的香港报业之所以能在中国抗战新闻出版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是与廖承志和香港报人之间荣辱与共、共同境后，特意派人从南洋赶赴香港，在当地开办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慑于陈嘉庚的威望和影响力，国民党特务再也不敢随意对《华商报》进行破坏。《华商报》由此得以生存下来。

廖承志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成功创办《华商报》，是与同香港报人建立团结合作、共赴国难的关系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其丰富的办报经历相关。1936年底，廖承志曾主编《斗争》杂志，1937年4月又担任中共理沦刊物《解放》周刊的总编辑。因此，他对办报事务很熟悉，与报人有共同奋斗分不开的。《华商报》等抗日报纸成为抗日时期中共驻港机构与港九进步报人联系的阵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日军占领了九龙，香港沦陷。香港众多文化民主人士以及报人在廖承志的策划下，开始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华商报》于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主动停刊。1946年1月4日，在饶彰风的领导下，《华商报》在香港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