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采其谊叙而述之

张九龙

[摘 要]郑鹤声在马端临文献观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提出了结集、翻译、编纂、审订、讲习、印刻六位一体的新文献观，初步构建起了文献学的学科框架，奠定了文献学现代化的基础。郑鹤声是文献学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关键词]郑鹤声；文献观；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要》

郑鹤声兄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被誉为是“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1]，郑鹤声的文献观集中反映在这一著作之中。然而，对于郑鹤声文献观学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例如有学者主张“由于没有廓清中国文献的结构内涵，有人认为实质上是中国文献的流布史，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之后的50年该书遭遇学术界长期的冷落。”[2]

关于郑鹤声文献观与马端临的传承关系，学界也众说纷纭。郑鹤声指出，书中所称的“文献学”是在元代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文献”阐述的基础上，“亦采其谊”[3]1提出来的。对此，有学者认为“作者虽称其书‘亦采其说，但看得出来，《概要》只是沿用文献二字。完全脱离了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之文献含义”[4]；有学者则评论说“这个‘文献定义初看似与马端临所说有异，实际与马氏定义并无二致”[5]。鉴于学界对郑鹤声文献观认识分歧颇大，有必要对郑鹤声文献观进行再探讨，厘清郑鹤声文献观及理论体系的内涵。

一、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

马端临认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6]可见，马端临所说的“文”，是原始叙事的典籍，其范围主要包括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一手文献资料，以及以此为基础，编纂的“信而有征”的文献资料，强调了其原始性、真实性、可信性的价值。郑鹤声则进一步提出了“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3]1的概念。

从“结集”一章的内容来看，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献的著述与分类。这大体上是目录学的范畴，然而深读起来，则可发现作者另有旨趣。郑鹤声在书中进一步阐明了该章的内涵：“至于我国书籍著录之次数，以公私计，不下十百，然重沓繁复，不可究诘。兹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四书为据而统计之……自夏初至乾隆四十七年（西元1782年），可谓中国典籍之四大结集。”[3]13在介绍汉隋宋清四大结集的过程中，郑鹤声主要运用图表的形式，对中国历代典籍的数量和种类进行统计。郑鹤声撰写“结集”一章的目的，是借用四种经典目录来统计历代典籍数量，摸清中国典籍的家底。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典籍大体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分类，“结集”所涉文献也大体是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文献。

“翻译”一章涉及两部分内容：“佛典翻译”和“科学翻译”。郑鹤声认为，“我国对于他国知识之要求，盖有两度，一为隋、唐以前之印度文化，二为明、清之欧西文化”[3]102。在谈论“佛典翻译”时，郑鹤声首先回顾了佛学典籍的流传史，随后将佛典翻译划分为三期。谈及“科学翻译”，郑鹤声认为，“自佛典翻译之风衰，而科学翻译之业渐兴。关于科学翻译之视野，盖始于明季，至今日而前进未已”[3]110，并将科学翻译进程也划分为三期，介绍了中国人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发展史。将域外传来汉化文献作为中国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郑鹤声的一大创举，不仅拓展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而且顺应了社会转型时期中西贯通的学术思潮。

“编纂”一章，郑鹤声开篇名义：“自印刷之术行，而书籍之纂辑者众。兼收四部，汇为巨帙，或为类书，或为丛书，极盛于明清之代，而复兴于今，诚文献学上之大功业也”[3]126，先后对《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巨著进行了论述。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类书、丛书这类文献，类书与丛书虽然只是对传统经史子集文献的整理和汇编，但对文献有保存和发掘之功，郑鹤声将其予以阐发，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校雠学家的思想藩篱。

二、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马端临认为“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6]可见，马端临所说的“献”，即以奏疏、儒者评论、名人言谈、稗官记录等为代表的后世言语和论断，其作用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这一概念强调了后世文献具有补充性、考证性和科学性的价值。郑鹤声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3]1的观点。

“审订”取审查订正之意，即古代的校雠、今日的校勘，“审订”一章主要涉及校勘学的内容。全章分取先秦、两汉、明清三次有代表性的校勘活动进行介绍，理清了校勘学发展的脉络。郑鹤声还概括了三次校勘活动的特点，“孔子之删定‘六经，为存周公之旧典，刘向之校理旧文，为尊孔子之六经，至乾隆时代之修理《四库》书，则含有政治作用，性质既殊，其采取之手段方法亦大异”[3]47。校勘审订是文献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来被视为文献学的范畴。

“讲习”一章是全书最大的特色，回顾了中国古代学术史。实际上，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是以历代文献的流传与传授为基础开展的，因此学术史也是文献的研究发展史。“讲习”，意为研讨学习，《易经》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之语，孔颖达注疏曰“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於此也”[7]。郑鹤声所言文献的“讲习”，本质上是指历代学者对于文献的研究和传播。在讲习过程中，学者既是旧文献的整理者、传播者，也是新文献的产生者、传授者。研究文献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文献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正是传播学的雏形。文献“讲习”概念的提出，彰显了文献的媒介价值，符合文献传播流转规律。

“刻印”一章，主要涉及传统的版本学范畴。郑鹤声高度评价了印刷术的发明对文献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印刷术之发达与否，其关系于文化学术者甚巨，文化学术之昌兴，端赖印刷以流传……自唐至五代，雕版印行，大省传录之劳，时间物力，两有裨益，诚不可谓非吾国文化学术界上之福音焉。”[3]150郑鹤声将刻印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刊石，第二期为镂版，至于活字行用，为第三期……自此以外，则有石印影印之法，较之前者，益为便利矣。”[3]152在回顾中国刻印渊源时，郑鹤声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印刷术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版本学作为文献学的分支，历史悠久，郑鹤声将刻印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去分析，强调了中国发明印刷术对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有一定的创新性。

三、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

综上所述，郑鹤声的文献观中，“文”指结集、翻译、编纂，即经史子集基本文献、域外传来汉化文献、类书丛书文献；“献”指审订、讲习、印刻，即文献校勘、文献研讨传播、文献刻印版本。“文”体现了原始文献的原始性、真实性、可信性价值，“献”体现了后世文献具有补充性、考证性和科学性的价值。郑鹤声的文献观确实是在对马端临的文献观“亦采其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郑鹤声所主张的文献学，是以经史子集基本文献、域外传来汉化文献、类书丛书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校勘、文献研讨传播、文献刻印版本为研究方法，研究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这一观点基本涵盖了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及文献与文献学发展历史等内容，包含了文献学最主要的知识。这一文献观的提出不仅是郑鹤声个人对文献学现代化的有益尝试，而且其中的内容也大多为后世所继承，基本奠定了今天文献学体系的主体框架。

文献观提出之后，在《中国文献学概要》的行文中，郑鹤声并没有严格按照“文”、“献”的顺序展开阐述，而是另辟蹊径，对结集、翻译、编纂、审订、讲习、印刻六部分按照其内在逻辑顺序进行了全新的体系建构。作者在例言中作出了解释：“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自外学输入，而后有翻译之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皆吾国文献学上之伟大纪念物焉，并此而论之。”[3]1

经史子集基本文献是中国传统文献的基础和主体，因此摆在了第一位。对经史子集基本文献校勘考证，加工整理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因此将“审订”摆在了第二位。文献整理之后，不仅是为了保存，更是为了加以利用，故而“讲习”放在了第三位。这三者互为表里，构成了郑鹤声文献学体系的第一条主线。随着中西交流的不断深入，古典佛教与近代科学等外来思想先后传入中国，出现了域外传来汉化文献。印刷术的发明，为类书丛书文献的问世创造了条件。翻译、编纂、刻印是中国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文献学体系的第二条主线。这种行文方式综合考虑了文献学内部的逻辑顺序，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8]。

郑鹤声在文献学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献观。正如有学者评价认为“就文献学的研究体系而言，二郑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把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放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大潮流中来考察。”[9]由于受学术发展水平所限，郑氏关于文献的阐述大多简明扼要，但的确起到了文献研究“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3]3的作用。当今，古文献学研究方兴未艾，前人的经验与启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10]郑鹤声无愧是文献学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马林.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读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5）：113.

[2]张昳.我国文献学研究的流变与境遇[J].情报资料工作，2010（2）：38.

[3]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谢灼华.中国近现代学者之文献观发展[J].图书情报知识，1994（4）：5.

[5]董恩林.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J].史学理论研究，2008（3）：45.

[6]马瑞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7]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325.

[8]陈尚胜.全球化与民族性：郑鹤声史学精神探析[J].文史哲，2011（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