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乡村小学的变迁史

孙虎原

晋陕蒙接壤的黄土高原深处，曾有个60多户人家的山窝窝，那便是我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人们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几户稍富一点的人家联合，断断续续办过冬塾。先生教着六七个孩子，每个孩子的费用相当于牛倌放一头牛一年的工钱（二斗粮食）。教学内容以《百家姓》《三字经》为主。就是上这样的学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因一是孩子要给自家拦牛放羊，二是拿不出二斗粮食。

1952年，世袭的庄稼人经过土地改革后的休养生息，觉得娃儿们不识字不行，想办一所学校。晚上大家拖着劳累了一天后疲惫的身子围坐在土炕的油灯四周，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商量，最后决定找县里的文教科。几天后派出去的人回来说，公家给调老师，别的事暂时都得自己张罗。

群众正在兴头上，不几天就腾出前村郭家一间堂屋，白天是书房，夜晚就是先生的宿舍。派来的老师姓王，20多岁，高高的个子，面孔白瘦。教学形式是“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农民爱土地，工人爱机器，学生更爱纸和笔……”书桌是家长自制的，一律坐在炕上。学生七大八小，最大的叫高贵仁，已16岁，最小的才七八岁。从此这个大院里，有了山里娃稚嫩的读书声，有了笨拙小手拨打算盘的脆响声，有了在砚台上沙沙的研墨声，有了老师顿挫的讲解声，有了学生的追逐和嬉闹声……不管书房里是否有自家的孩子，人们从附近经过时总免不了抬头张望或侧耳倾听。因为这是破天荒的，乡亲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听到了未来。这样的教学形式持续了两年多，那一茬孩子有约30%的人达到读信、记账的文化程度，有的当然更高。

1955年，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原来的几任老师调走了，接替他们工作的叫冯茂德，托县河口人，原绥远师范毕业，有点口吃，无论和小孩、妇女、老人哪种人说话都自称“老师”。学校搬到村西山梁龙王庙的大会房，约3丈深的石窑洞，基本没有泥皮，采光很差。公家配置了双人课桌和木质黑板。学生增加到30多人，还有邻村的走读生。冯老师是当时十里八乡有名的好老师，他讲授算术善于从问题入手寻找解题的条件，且用箭头勾勒得一目了然。时值“分数第一”的年代，也不知他周六离校到哪里去了，每逢周一总能当着学生的面撕开密封的信袋，抽出蓝色复写纸复制的试题，进行严格的考试。也常常有远方的老师背着行李来向他请教。——村上老农不懂，总是说：“啊呀呀，又有外地先生来看冯老师啦！”也就是冯老师执教的那几年，村里有成批的孩子考上高小和初中，继而成长为当地的小文化人。

1966年，我终于挎上母亲用蓝粗布缝制的书包，走进了课堂。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学校搬到位于村中央叫“园子地坡”的两间窑洞里，紧挨着的是粮库和供销社。有两名老师，其中一名正是我的三哥，县中学毕业，比我长18岁，心灵手巧。院边用石头砌了高高的主席台。不难想象，这院子是当时集会、斗地主、唱革命样板戏的地方。我们小学生的帽子上别的不是“忠”字就是红五星，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标志。校园里歌声嘹亮，列队的号令此起彼伏。一段时间《毛主席语录》是唯一的课本。大一些的学生白天念会的内容，夜晚正好读给社员听。什么运动一有学生参与，似乎更有生命力。

1969年，教学秩序恢复以后，学生基本是本村的30多名孩子。这时的老师姓高，个子却矮了点，走路慢腾腾的，好像先天就有哮喘的毛病，对我们很少发脾气。学生每学期要交1.5元的学费，加起来就是学校的办公费了。作业本是一张3分钱的白纸，裁成32开大小，用棉线或纸绳订成，写了正面写反面。冬天教室里烧一只铁火炉，炭是社员用毛驴从百里远的煤窑驮回来的。生火炉用秸秆，学生们没有生火的技巧，炭块打得很大，一束束秸秆在下面烧呀烧，翻过铁簸箕煽呀煽，满屋的烟气呛得又流鼻涕又流泪……因为那个时代的儿童集体劳动配不上用场，就是这样的教育条件，除了一部分女孩儿看弟弟妹妹，其余基本都入学了。

1972年，经大队申请，县文教局拨款2000元，在黄金地段碹了6间“八海”大石窑，锤錾打面，松木门窗刷着草绿色油漆，大眼儿玻璃。这在当时农村是最漂亮的房子。新到的侯老师精明强干，手脚特勤快，颇晓人情世故，和家长们称兄道弟，关系很是融洽，因此他的办公室不论白天黑夜，仿佛是村里人的俱乐部。

1980年，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于生活需要，在外当了五年代课教师的我和妻子双双回到这所有着5个年级的学校。我们风华正茂，一心扑在事业上。发动家长围起了校墙，周边栽植了北京杨，配备了一些体育设施。我深知：让学生学会做人、掌握学习方法，是终身受用的。我们按照复式教学的规律，在同一节课中发挥有“动”有“静”的优势组织教学，备课及批改作业只能夜晚在家里做。辛勤耕耘下的乡村复式教学成绩，一点也不比其他规模化单式班逊色。学校开辟了两亩多校田，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积肥，体验着劳动的艰辛与乐趣。还有一个显著的办学特点就是我们从农村实际出发，开展了五光十色的少先队活动。在“争创全国红旗大队”“全国勤巧小队友谊赛”、自治区“小骏马在腾飞”一系列活动中榜上有名。火红的队旗让学生们的情操得到极好的陶冶。学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山里娃的心，邻近村子的学生纷纷投亲靠友，来这里就读，学生增加到60多人。

1990年，我调到乡政府所在地学校，这所在全县小有名气的小学由我的学生小武接管。小武温文尔雅，眼神里透着睿智，写得一手好字，工作很认真，学校平稳发展。

到上世纪末，随着农民物质条件的富裕，加之英语课的开设以及城乡教育发展上的不均衡，家长渐渐有了到县城择校的举动，而且势头越来越明显。2002年，这所学校终于走到历史的尽头——教育部门宣布撤并。

2007年，本是国家投资建成的公办学校房产，却被村民强行卖掉，8000元的非法所得按人口分光吃尽。

这个村庄的历史是悠久的，但堂堂正正办起的学校，只持续了50年，其间四易校址，前后经历了20多位老师。这所乡村小学曾为当地人才培养立下汗马功劳，是理所当然的文化高地，为这个村庄的历史添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我们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于是先前近300口人的故乡，现在只有留守的50多位村民了，多为老弱病残。随处可见的是残垣断壁和用泥石封死了的门户，遗弃的院落内杂草丛生。流动出去的人大致分三种情况：一是有头脑的创业者，他们进城有了稳定的职业或产业，过上富裕的生活；二是打工族，这群人自身没多大闯荡江湖的技能，只能靠打点儿零工养家糊口；三是陪读群，他们为了孩子上学不得不背井离乡，一家人分成几伙儿，留在村里的种地养畜，进城的租房为孩子做饭洗衣，家庭教育支出特别大。

我家乡的情况并非孤例，是目前农村极为普遍的现象。尽管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给予了种种优惠政策，可农村日渐萧条与冷落，除了能看一会儿电视，几乎再找不到一点儿文化生活的踪迹。农村教育更是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琅琅的读书声彻底消失了……

农村不得不让人思考与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