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赵 林 张理义

高原是指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 米以上，面积广大，地形开阔，周边以明显的陡坡为界，比较完整的大面积隆起地区。与平原相比较高原主要存在以下特点［1］: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氧气含量少、接受太阳辐射多、降雪多等。并且存在较多干旱、洪涝、雪灾、冰雹、大风、雷电等自然灾害。高原空军是驻扎在高原地区的、担任我国高原领空安全防卫的部队。对于高原空军而言，这些独特的气候特点和多发的自然灾害均会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2］:高原多扰动气流和空中颠簸频繁、地面风场较复杂、高原山地云系特殊、太阳辐射强、变化大并且存在较多雷暴和冰雹等。同时，高原机场也存在设备落后、实时气象数据少、短期天气预报困难等缺点。这些对高原空军造成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高原空军官兵的心身健康。美国、印度、法国、英国等军方成立了专门的高原医学研究机构，对于如何改善军人在高原环境下的心身功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3］。本研究以高原空军官兵这一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心身健康状况与平原地区空军官兵进行对比，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高原空军官兵的心身保健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驻高原某部空军官兵487人作为研究组，其中干部54人(11.1%)，战士433人(88.9%);城镇126人(25.9%)，农村361人(74.1%);年龄17～35岁，平均(23.3±3.6)岁;军龄1～17年，平均(4.9±3.7)年;独生子女168人(34.5%)，非独生子女319人(65.4%);高中及以下362人(74.3%)，大专及以上125人(25.7%)。抽取平原地区某部空军553人作为对照组，其中干部46人(8.3%)，战士507人(91.7%);城镇242人(43.8%)，农村311人(56.2%);年龄17～47岁，平均(23.1±4.1)岁;军龄1～28年，平均(4.5±4.1)年;独生子女190人(34.4%)，非独生子女363人(65.6%);高中以下371人(67.1%)，大专及以上182人(32.9%)。经检验两组官兵在年龄、军龄均无明显差异。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中国军人心身健康量表［4］:由张理义等研制的中国军人心身健康量表由11个因子构成:呼吸系、心血管系、消化系、骨骼肌肉、皮肤系、生殖内分泌系、神经系、焦虑、抑郁、精神病和家族史。本量表采用二级计分:“是”记1分、“否”记0 分，得分越高说明心身健康状况越差。其中由呼吸系、心血管系、消化系、骨骼肌肉、皮肤系、生殖内分泌系和神经系组成躯体化症状，由焦虑、抑郁和精神病等构成心理症状。总量表及各因子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427～0.901(P＜0.01);Cronbach＇α 系数为:0.618～0.935(P＜0.01);②军人职业倦怠量表［5］:包括成就感、躯体化、自我评价、人际关系、消极怠工5个因子。每个条目分4 级计分，“从不”计0分，“偶尔”计1 分，“经常”计2 分，“总是”计3 分，除自我评价因子6个条目反向计分外，其它各条目均正向计分，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得分越高说明职业倦怠越严重。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598～0.728(P＜0.01);Cronbach＇s α系数为0.762～0.919;③军人社会支持量表［6］:共有18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因子。采用3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差。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62～0.80;Cronbach＇α 系数为0.62～0.87。

1.2.2 质量控制 为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以连续随意作答、回答项目不完整和掩饰分过高为删除标准。研究组删除问卷20份，获得有效问卷487份(96.05%)，对照组删除问卷25份，获得有效问卷553份(95.67%)。本研究采用团体测评方式进行，测评前，由受过心理学专业培训的医师向受试者详细讲解答题方法，统一测试方法。不要求受试者填写姓名。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对研究组和对照组心身健康状况进行比较，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对研究组军人心身健康的影响因素作相关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军人心身健康水平的比较 研究组在骨骼肌、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躯体症状，睡眠状态、情绪状态、情感状态、语言状态、行为状态和焦虑等心理症状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1。

表1 研究组和对照组军人心身健康水平的比较(±s)

表1 研究组和对照组军人心身健康水平的比较(±s)

注:＊＊P＜0.01，下同

2.2 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总分及各因子分与职业倦怠(r=0.288～0.311，P＜0.01)、社会支持(r=0.226～0.335，P＜0.01)均呈正相关，见表2。

表2 影响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因素相关(r)

2.3 影响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总分为因变量，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年龄、军龄、文化程度、职务及城乡等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进入回归方程，见表3。

表3 影响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3 讨论

高原地区空军官兵与平原地区空军官兵心身健康状况的比较发现，高原地区空军官兵骨骼肌、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躯体症状，睡眠状态、情绪状态、情感状态、语言状态、行为状态和焦虑等心理症状等因子分均高于平原地区空军官兵，说明高原地区空军官兵存在较多的躯体化症状和心理症状，心身健康状况较平原地区空军官兵差。归纳起来，影响高原军人身心健康的因素可概括为高原低氧环境、应激因素、心理社会因素三方面。高原缺氧是人们进行高原作业或执行任务时不得不面临的自然因素，研究证实［7-8］:缺氧会导致高原移居者的睡眠质量下降，高海拔引起的缺氧(主要是肺泡内氧压和动脉内氧分压的降低)是高原睡眠和认知障碍的决定因素，损害驻高原军人的心身健康。同时在高原缺氧状态下，机体不但需要代偿，还要长期超负荷地完成工作任务，使得他们的心身常处于疲劳状态。疲劳是中枢神经系统工作能力下降的指标，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多，使机体体液PH 下降，肌肉或血液中的酸性疲劳素(指乳酸、丙酮酸、二氧化碳等)随疲劳程度的加重而加深，并引起一系列的生化改变，造成抵抗力差，免疫力低下等，也影响高原军人的健康［9-10］。然而高原地区特殊的气候状况及相对落后的保障措施也使驻高原空军官兵面临特殊的应激［1-2］，而且驻高原地区空军官兵在语言交流、生活习惯与入伍前截然不同等差异，高原地区人员稀少，交通不便，封闭感较强，更损害其心身健康［11］。这种影响与海拔高度的差异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12］。

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均是军人心身健康的影响因素，缺乏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会导致其军人心身健康水平的下降。一般认为社会支持具体是指［13］: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包括家庭、亲属、朋友、同事、伙伴、党团、工会等组织所给予个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支援，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Taylor 认为［14］:社会支持是保护自身免受压力对心身健康影响的最有效的因素。相关研究显示: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减弱压力应激反应［15］、改善体内5-羟色胺和多巴胺活性［16-17］、缓解急性炎症［18］、延缓脑衰老［19］、促进免疫力［20］等多条途径促进个体的心身健康。职业倦怠是指［21-22］: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是一种最容易在助人行业中出现的情绪性耗竭的症状。研究表明［23］:职业倦怠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炎症、代谢、凝血及纤溶等多个方面，可以严重损害个体的心身健康。说明社会支持可以通过多条途径促进个体的心身健康，而职业倦怠则可以通过多条途径损害个体的心身健康。

综上所述，驻高原空军官兵心身健康状况较差，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是军人心身健康的影响因素，应该有针对性的对驻高原空军进行心理干预和指导，同时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促进其心身健康水平的提高。

［1］王晓军，程绍敏.西藏主要气候特征分析［J］.高原山地气象研究，2009，29(4):81-83

［2］许培贞.高原机场的复杂天气与飞行气象服务［J］.空中交通管理，2004，10(5):164-170

［3］高钰琪.高原军事医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238-239

［4］张理义，过伟，姚高峰，等.中国军人心身健康量表的研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1，20(6):560-563

［5］张金美，丁卫星，陈方斌，等.军人职业倦怠量表的信效度检验［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0，19(11):1034-1036

［6］唐开宏，张理义.军人社会支持量表的研制［J］.解放军医学杂志，2013，38(10):69-72

［7］Wickramasinghe H，Anholm J D.Sleep and breathing at high altitude［J］.Sleep Breath，1999，3:89-102

［8］Virues O J，Buela G，Garrido E，et a1.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ssociated with high-altitude exposure［J］.Neuropsychol Rev，2004，4(14):197-224

［9］王俊芳，李梅玲，贺建玲，等.高原作业后军人临潼矿泉疗养前后部分生化指标变化的观察［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12，l4(2):152-153

［10］Wilson M H，Newman S，Imray C H.The cerebral effects of ascent to high altitudes［J］.Lancet Neurol，2009，8(2):175-191

［11］张俐，刘波.环境因素对高原驻防军人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2):144-146

［12］袁延年，马全福，常开齐.不同海拔地区部队官兵心理卫生状况分析［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2009，4(12):964-964

［13］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32

［14］Taylor S E.Foundations of health psycholog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45-171

［15］Giesbrecht G F，Poole J C，Letourneau N，et al.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function during pregnancy［J］.Psychosom Med，2013，75(9):856-862

［16］Huang H Y，Lee I H，Chen K C，et al.Serotonin transporter linked polymorphic availability in the midbrai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healthy volunteers［J］.J Psychosom Res，2013，75(6):577-581

［17］Lin S H，Chen P S，Yeh T L，et al.The dopamine hypothesis of social support［J］.Med Hypotheses，2011，77(5):753-755

［18］Runsten S，Korkeila K，Koskenvuo M，et al.Can social support alleviate inflammation associated with childhood adversities［J］.Nord J Psychiatry，2014，68(2):137-144

［19］Che X，Wei D，Li W，et al.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ray matter volum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J］.Soc Neurosci，2014，9(2):152-159

［20］Lutgendorf S K，Sood A K，Anderson B，et al.Social support，psychological distress，and natural killer cell activity in ovarian cancer［J］.J Clin Oncol，2005，23(28):7105-7113

［21］贺定翠，张新风，涂哲明，等.荆楚地区精神科护理人员职业倦怠的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3):404-406

［22］王晓一，李薇，王蕊，等.通讯施工人员自我和谐、职业倦怠与自我效能感［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2):238-239

［23］赫中华，骆宏.职业倦怠生理生化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0，19(2):28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