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吗?
——俞吾金教授《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一文商榷

2014-12-04 20:19边立新
山东社会科学 2014年5期
关键词:哲学观实证主义唯物主义

边立新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恩格斯不仅和马克思一起创立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而且对马克思的哲学观作出了详尽的阐释。为了把握恩格斯的哲学观和马克思哲学观的异同,必须正确理解恩格斯的哲学观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俞吾金教授在《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江海学刊》2013年第4、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13年第12期转载。以下简称俞文。)一文中,就相关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对恩格斯哲学观和马克思哲学观差异的探索,对“推广论”的批评,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称谓和本质的阐述,对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当然,俞文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粗浅体会,就教于俞吾金教授和哲学界同仁。

一、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哲学观

如何看待恩格斯的哲学观,是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以及恩格斯和马克思哲学观异同的前提。恩格斯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个文本中。当然,需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的重要论断。俞文在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有关论述之后,得出如下结论:“恩格斯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知识是哲学,它的前身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现在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即逻辑和辩证法;第二种知识是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第三种知识是由恩格斯和马克思确立的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它们显然不从属于哲学,因为哲学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也就是说,它们只可能从属于实证科学,成为实证科学中的基础理论层面。”而且断定,“恩格斯的知识论和哲学观充分体现出实证主义思想的痕迹。……他对实证科学是如此崇拜,以至于宁可把他自己和马克思所确立的辩证的自然观、历史观归属到实证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层面上,也不愿让它们归属于哲学。”①俞吾金:《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我认为,这样的结论与恩格斯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吻合的。恩格斯并没有把他和马克思确立的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作为从属于实证科学而不属于哲学的第三种知识。因此,不能把恩格斯的哲学观和实证主义等同起来。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恩格斯在上述三个文本中的相关论述。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是这样说的:“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俞文认为,“恩格斯把现代唯物主义学说中的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作为介于哲学和实证科学之间的第三种知识,并以否定的方式排除了现代唯物主义从属于哲学的可能性。……并暗示我们,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与实证科学之间存在更多的亲和性”。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其实,恩格斯并没有把现代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知识,而是当作一种哲学。恩格斯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现代唯物主义诞生以前,哲学被当作是“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因而哲学被圣神化、神秘化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旧的哲学终结了。旧哲学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被保留下来,并转化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内容。可见,现代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它不具有与实证科学的亲和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科学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俞文的理解是:“既然以往的哲学残渣是在实证科学中消失的,那么新的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也就只能在实证科学中被确立起来。……恩格斯实际上把第三种知识定位在实证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层面上。”透过上下文的语境,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旧形而上学的残渣”和“一切哲学的废物”,是指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旧哲学。这种哲学曾经影响过自然科学,而随着辩证法的确立,旧的哲学必然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旧哲学中关于思维的辩证法,不属“哲学的废物”,它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可见,恩格斯并没有把辩证法作为实证科学的基础,而是作为哲学。辩证法属于什么性质的哲学呢?当然是从旧哲学中保留下来并经过批判改造过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内容。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在俞文看来,恩格斯在这里“从根本上杜绝了使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从属于哲学的任何可能性。……无非是暗示我们,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只能从属于实证科学的基础理论层面。”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并不是要排除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从属于哲学的任何可能性,而是要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革命意义。和以往的哲学不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再是从头脑出发构造事物的联系,而是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在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在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而旧哲学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被保留下来了。恩格斯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并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对旧哲学的“扬弃”。恩格斯说:“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恩格斯强调的是,旧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也就是说,“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而是克服了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了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⑦[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页。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的发展和哲学形态的转换。而以往的哲学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被保留下来。当然,被保留下来的东西,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批判改造,使之转化为新哲学的内容。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作为思维过程本身规律学说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呢?按照俞文的说法,“恩格斯的哲学观也充分体现出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逻辑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因为他把哲学理解并阐释为“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或“逻辑和辩证法”,……于是,按照恩格斯的设想,哲学就理所当然地退回到纯粹思想的领域中,像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满足于以思维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了。在恩格斯那里,哲学与一切现实斗争失去了联系,它完全躲进了象牙塔,把思维规律和概念辩证法作为自娱自乐的对象。”这显然是对恩格斯的误解。实际上,恩格斯并不是把哲学等同于思维的领域。相反,恩格斯恰恰要表明,辩证法并不是纯粹思维的领域,而是以思维的形式把握了的世界的内容,强调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一致性。恩格斯认为:“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辩证法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思维的辩证法源于客观事物的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事物辩证法的认识。因此,辩证法无论是作为思维方法,还是作为客观世界的规律,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所遵循的是同样的规律。但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现实世界的过程完全被归结为思维的过程,它不是用历史解释思维,而是用思维解释历史。“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这显然是对思维和存在真实关系的颠倒。透过被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思维的过程和现实的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思维的过程源于现实的过程。辩证法之所以能够被保留下来,恰恰体现了思维方法的历史继承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表述完全抛弃了。它由于承认了获得性状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取得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唯物主义吸收和借鉴了以往的哲学和实证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对这些内容加以改造,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证实。因此,不能因为恩格斯重视实证科学对哲学发展的影响而断言恩格斯对实证科学的崇拜,也不能得出恩格斯的哲学观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痕迹的结论。

俞文作者也意识到,仅凭恩格斯以上的论述不足以表明恩格斯的哲学观属于实证主义,所以,俞文作者又责怪恩格斯的表述是含混的、羞答答的,恩格斯的哲学观是自相矛盾的。俞文是这样说的:“吊诡的是,按照恩格斯前面提出的哲学观,如果哲学已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从而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那么,无论是马克思所确立的辩证的历史观,还是恩格斯所确立的辩证的自然观,至多只是实证科学中的基础理论,而不可能是哲学思想。但令人费解的是,恩格斯有时又把它们当作哲学思想加以谈论。这表明他的哲学观始终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中。”其实,令人费解的不是恩格斯,而是对恩格斯论述理解上的偏差。事实上,恩格斯并没有把马克思确立的辩证的历史观和他自己确立的辩证的自然观作为实证科学的基础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④[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26页。在恩格斯看来,实证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取代或消灭哲学,而是促进了哲学形态的转换。因此,我们不能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恩格斯的哲学观。

二、究竟应如何看待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

恩格斯不仅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崭新的哲学形态,而且还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了详尽的阐发。可见,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阐发是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基本途径。然而,俞文的作者持怀疑的态度:“恩格斯是否准确地阐发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观?这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问题。”而经过俞文作者的“探索”,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说法,他们各自确立的辩证的历史观和自然观又都不从属于哲学,而从属于实证科学,也就等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哲学思想,而只有实证科学基础理论层面上的一些想法。”进而主张,“恩格斯和其他正统的阐释家们对马克思哲学观所作的这种历史定位,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从根本上遮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上的重大差异,从而抹杀了马克思发动的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之所在”。言外之意,恩格斯并没有准确地阐发马克思的哲学观。我认为,俞文把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理解为“不从属于哲学,而从属于实证科学”倒是一个有待于探索的问题。

毋庸置疑,对于马克思哲学观的正确阐释,除马克思本人以外,非恩格斯莫属。恩格斯既是马克思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马克思哲学观最具权威性的阐释者。对此,俞文的作者也是完全认同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呢?我认为,恩格斯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哲学观阐释为实证主义,而是把马克思的哲学观阐释为“新世界观”,而这个“新世界观”的本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基本定位是“新世界观”。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作是“现代唯物主义”。为了划清“现代唯物主义”与旧哲学的界限,体现出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恩格斯往往不使用哲学而使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来表述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恩格斯赞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并认为这个世界观“是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恩格斯指认“现代唯物主义”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就是要表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旧哲学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划清马克思的哲学和旧哲学的界限。在恩格斯看来,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哲学的诞生,是辩证否定的结果。旧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否定了,唯心主义被“现代唯物主义”否定了。这就是哲学自身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消灭的只是某种旧的哲学形态,而不是哲学本身。总之,在恩格斯看来,“现代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旧哲学,也不同于实证科学。因此,我们不能依据恩格斯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就得出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哲学观阐释为实证主义的结论。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作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恩格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致性。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前提。尽管黑格尔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因此,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当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新世界观”,超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599页。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

其次,恩格斯通过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说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性。恩格斯在1877年应威·白克拉的请求为《人民历书》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第一次概述了马克思的两个“重要发现”。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458页。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尔后,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这就是马克思的第一个重要发现。紧接着,恩格斯又指出:“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最后,恩格斯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整个世界史观”,就是作为马克思“两个重要发现”之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又一次明确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46页。。正是由于这“两大发现”,才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再一次论述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第一个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二个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并认为马克思“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在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中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

再次,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哲学思想产生过程的时候,多次谈到“新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致性。在《德国农民战争》的1870年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这里说的“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在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当谈到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的时候,恩格斯强调指出,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可见,恩格斯希望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提升理论水平,彻底摆脱旧的世界观,牢固树立新的世界观。在《反杜林论》1885年第二个版本的序言中,恩格斯回忆说:“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在谈到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哲学的时候,既使用过“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使用过“我们的这一世界观”,而且“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我们的这一世界观”的含义是一致的。可见,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

总之,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彰显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意义。这才是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准确定位。这种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定位,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观的性质。

三、究竟应如何看待恩格斯哲学观和马克思哲学观的异同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的异同呢?对于这个问题,俞文的基本判断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哲学观上存在重大差异。“第一,恩格斯的哲学观深受黑格尔、孔德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他以为自己确立了新的哲学理论,……实际上他仍然停留在旧哲学的怀抱中。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的哲学观始终把实践视为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第二,恩格斯的哲学观,主张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大部分领地已经让渡给实证科学,因而哲学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显然,在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里耕耘,就等于在象牙塔里沉思。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的哲学观始终强调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第三,按照恩格斯的哲学观,既然哲学已从自然和社会历史中被驱逐出去,那么和马克思各自确立的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就只能归属到实证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层面上去了。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始终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第四,恩格斯哲学观的核心关切是逻辑思维及其规律,而马克思哲学观的核心关切则是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在俞文作者看来,恩格斯的哲学观停留在纯粹思想的领域,因而从属于旧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是对旧哲学的超越。恩格斯的哲学观和马克思的哲学观是截然不同的。透过俞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哲学观上的差异被夸大了。

我们无意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在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马克思是这个哲学的主要创立者或者说是原创者,恩格斯尽管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个哲学的创立,但更多的是对这个哲学的阐发。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创立中分工的不同,问题关注点的不同,思想深刻程度的不同,理论表达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他们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承认他们哲学思想上的差别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合乎实际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具有共同的哲学思想,也不能否认他们在哲学观上的一致性。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研究,需要关注他们在哲学上的同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同样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相同的思想旨趣,为着共同的社会理想,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哲学思想,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个哲学形态的共同创立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许多都是两个人合作而成的。他们在思想上的彼此沟通,在专业上的互相帮助和文字上的相互修改,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因此,我们就不能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上的差异,而否认他们的共同性,更没有必要夸大这种差异,渲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上的根本对立。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差异,即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是动态的,早年的马克思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晚年的马克思。但我们不能就此渲染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对立,制造“两个马克思”。我们应当铭记,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思想必然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具有同质性,求同存异才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的基本态度。

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上的同质性,必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不能离开这个历史条件;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的本质,而不可停留在某些概念的表层。在俞文看来,恩格斯的哲学观和马克思的哲学观之所以存在重大的差异,原因在于恩格斯“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痕迹”以及“对实证主义的如此崇拜”。我们不能认同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同一个时代,实证主义不可能只影响恩格斯而不影响马克思。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吗?当然不是。这种影响只是在概念的使用和语言表达方式上,而不是在思想本质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所研究的内容并非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和语言表达方式上,而必须进入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历史科学”等概念,但我们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绝对理性主义走向衰落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现代实证主义思潮。不可否认,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与之相联系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产生,催生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地位的确立,又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绝对化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的膨胀,导致了理性主义的绝对化。而绝对理性主义的出现,使其对自然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走向了反面。由于理性被神圣化和绝对化,理性主义不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学发展的阻力。所以,冲破绝对理性主义的禁锢,就成为一个历史性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实证主义应运而生。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黑格尔“思辨哲学”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并主张用科学主义取代绝对理性主义。批判绝对理性主义这一时代的课题,当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就批判绝对理性主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和现代实证主义面临的任务是相同的。但是,批判相同的对象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实证主义者不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批判绝对理性主义是必要的,但绝不能走向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绝对理性主义的同时,不仅超越绝对理性主义,而且超越了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实证科学”或“历史科学”是崭新的哲学思想,既不同于绝对理性主义,也不同于实证主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同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就关注经验事实、强调哲学的实证性、反对思辨和抽象而言,“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具有相似之处;就超越事物的表象、深入事物的本质、富于批判精神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和理性主义有相近之处。然而,只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和绝对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尽管绝对理性主义并不拒绝批判,但是,它所说的批判,只是在抽象的精神领域的批判,而不是对现实的批判,这种批判实质上是非批判的。而非批判恰恰是实证主义的特征。尽管就批判抽象理性主义、回到经验事实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有相近之处。但是,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在一切领域中的支配地位,主张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的普遍性和绝对化,甚至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改造社会科学,把社会科学乃至一切科学实证化。比如,孔德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主张“要建立实证哲学的百科全书,必然对以往的社会学进行改造,使社会现象的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也以观察为基础,成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实证科学,从而使科学体系彻底地实证化”①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和实证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经验事实出发,走向了历史的深处,发现了历史的规律。可见,“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批判实证主义,把它称之为“经验哲学”、“粗率的经验主义”和“腐朽的实证主义”。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思辨哲学”终止后产生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既不同于抽象理性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和实证主义具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与此相联系,马克思赞同意大利思想家维科提出的“历史才是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由此可见,“历史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那么,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呢?我们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的形态”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因此“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历史科学”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离开现实世界,用“绝对精神”解释历史的发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离开现实的人,用抽象的人解释历史。他们都停留在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研究现实的人,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曾经批判那种把资本仅仅当作物的属性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资本的表现形式是物,“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虽然资本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但是,隐藏在物的形式背后的是资本的社会性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他强调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只有这样,才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而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可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我们只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历史唯物主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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