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卯清明忆婆婆

阿贝尔

我父亲是入赘，四川人叫抱儿子，所以我们跟外婆一家，叫外婆“婆婆”。（因为不跟我父亲的母亲一家，反倒把婆婆叫“高头婆婆”）

婆婆说过，她生在民国元年。我一直以为民国元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后来看《老屋》的清样，看见责编刘丽娟老师的修改，才知民国元年是1912年。我记得我婆婆的生是正月十四，也即是说她生在1912年的正月十四。照算，已满九十九，吃一百岁的饭。只是我婆婆早就不吃饭了，已经故去二十五年。

婆婆是1986年清明前两天故去，清明那天下葬的。清明时节雨纷飞，送葬的队伍从我们家老屋前面的院子出发，绕道生产队保管室的晒坝和九胜家门前，再经过我们家吊脚楼后面，走大柴林里上到上坪的机耕道。我写的悼词。我念的悼词。毛笔字，几分钱一张的白纸。我清楚地记得，悼词贴在金门上，金门凹槽的门齿使悼词富有立体感。很多年过后，我现在隔壁的孃孃（我婆婆的亲侄女）还跟我提起我念悼词的情境，说我把她念哭了。

在我们四姊妹中，婆婆对我最好。我的小名就是她取的。1987年我从南坝贬到水晶，把名字改成小名，也算是对她的纪念。那时，她刚过世一年半。听大人说，我三岁前身体一直很好，模样也长得好，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娃娃。三岁那年的夏天得了场病，一下子变得面黄肌瘦，到处找人摸食、捡药吃都不见效，父母都死心了，连“反正前头有两个了，只有看他自己的命了”这样的话都说了，是我婆婆不甘心，说“娃娃盘这么大不容易”，坚持把我带进城住在姑婆（她的姐姐）家找医生医好的。多年以后，我已经出来教书了，婆婆对我说：“你是个菜虫，小时候最爱吃菜，你是把豇豆子熬洋芋吃多了。”由此想来，我的那场大病很可能属于一次食物中毒。

我是婆婆救活的，自然最得婆婆的爱。四五岁时，父母要把我交给桂香楼街上的徐福信家，我婆婆坚决不干，才避免了我的另一种人生。（后来徐福信家引了陶家山的小平娃，跟我是小学同学，一个大肚皮，我们叫包海，小学读完就没读了。）十一岁时，父母又要把我交给城里一位姓李的成都知青家，我婆婆依然不干——我们家请何武平开拖拉机去羊肠关拉石板盖圈，回来从城里过时把姓李那家的娃娃碾死了。

婆婆最爱我，最心疼我，她的爱至今都还留在我的身体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触摸到。遇到特别感伤特别绝望的时候，遇到拷问爱的时候，我的婆婆便会站出来，给我依靠。毋庸置疑，我的婆婆是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甚至是世界上唯一爱我的那个人。夜深人静，孤独无助，一个一个推敲你遇到的人，经过的人，只有我的婆婆给我的不是背影。

前不久在大侄子李杰的婚宴上，还跟妹妹提到婆婆，说到婆婆的偏心。婆婆是在李杰生下来的第二天死的，母亲说她还把杰娃抱给婆婆看过。婆婆对妹妹是下得狠手的，刷把脑壳、戴顶针的巴掌、筋竹刷子都舍得用上。不能说婆婆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老屋前面的院坝里，妹妹把棉裤的裤带绑成了死疙瘩，尿胀了解不开，在院坝里围着木马跑圈圈，尿湿了棉裤。婆婆从河坝里淘菜回来，一边给妹妹换棉裤一边打妹妹的屁股，还使劲揪。一会儿，妹妹又把裤带拉成死疙瘩了，又尿裤子了，婆婆又一边给妹妹换裤子一边打妹妹。这次不光打屁股，不光揪，还掐。至今我都还记得婆婆把妹妹按在她的腿上换裤子的情形。

十七八岁爱上文学，一辈子写字，冥冥之中会有怎样一个缘？背后会有怎样的魔力？换句话说，儿时播下了怎样的种子？如果真有缘，真有种子，那也是我的婆婆结的、播下的。很小的时候跟婆婆睡，婆婆点灯、掌灯叫我起夜，有一次把脑壳碰了鸡蛋大一个青包。后来跟二哥睡，婆婆天天在我们床面前砍猪草，天天给我们讲故事。我至今还记得《吃人婆》、《赵巧送灯台》、《夜明珠》。我写过这些故事。我睡在床上，婆婆一边砍一边讲，她以为她只是在哄我们睡觉，她不知道她是在把甘露注入我们的心灵。她不知道她是在培育一个作家。有时婆婆砍着砍着，讲着讲着停下了一一睡着了，或者把手砍到了。我从蚊帐里探起身看婆婆，看见的是她的背影一一驼背的背影，在昏暗的煤油灯的光线里。我与那些夜晚相隔四十年了，我也与我的婆婆相隔两重天，但那些夜晚的很多因子依旧在我的身体里，转化成了基因，决定着我的写作。

在我的记忆里婆婆一直都很能干，父母整天在生产队挣工分，家务事全由她包干，做饭、扫地、掐菜、淘菜、砍猪草、煮猪草、喂猪、推磨、打米，一样不落。甚至挑水。六十几的人，挑一挑水走河坝里上到挑水路不换肩。再上些年纪，就半桶半桶地挑。我在《三处水磨坊》里写到跟婆婆去长石坝推磨的情形，属于我不多的早年记忆之一。推磨的人很多，有时排队要排到半夜甚至天亮。在我的感觉中，等推磨是最难熬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水流的声音，石磨转动的声音，罗面的声音，转动的石磨拉动篾绳的声音，让人很烦。马灯昏暗的光线里混杂着面粉，也让人烦。空气里的生面粉味道，毕竟不同于起锅的馒头的味道。我的瞌睡已经淌起了，全无心思去记婆婆告诉我的谁家过了是准家、谁家之后才轮到我们。我在水磨坊角落的稻草里睡着了，做着吃馒头的梦，婆婆和别人说话的声音不时传到梦里，隐隐约约，给了我一种安全感。

婆婆民国元年出生，整个青年时代也都在民国度过，自然养成了一些民国人的习性，比如吃水烟。婆婆那双到大不小的脚是时代的见证一一它是裹了又放开的。婆婆洗脚的时候，剪脚趾甲的时候，我总爱去打量它们。它们到大不小，成条形，既不像我们自然生长的脚，也不像高头老婆婆缠过的尖尖脚。婆婆吃水烟，把水烟和水烟袋放在灶窑窑里，架火的空隙装一袋，用火钳夹了火子点燃吃几口。一个女人家吃水烟的形象让我十分好奇，我会把她与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吃烟的女特务联系起来。女人吃水烟，也是一道民国风景。

我在《老屋》里较为详尽地写过婆婆的身世。她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在长河湾的枇杷树度过的。她本是王家女，嫁到李家后改名叫李生王。记得她有过一枚叫李生王的私章，当时我只认得一个“王”字。婆婆应该是民国二十四年嫁到胡家坝李家的。或者是民国二十三年冬腊月。“嫁到李家不久，红军就来了。红军把李家两爷子弄去做背夫。做背夫回来，两爷子都打摆子死了。”婆婆不止一次对我讲到民国二十四年——她新婚丧夫的民国二十四年。讲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了，涪江两岸衰草连天，婆婆坐在衰草里做着针线。民国二十四年，婆婆二十三岁，无子，开始在李家守寡。四年之后，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一位袁姓男子上了李家的门，与婆婆成婚，并于次年冬天生下我的母亲。婆婆不曾在我面前提起过她的袁姓男子，看来她对他并无多少好感。袁姓男子叫袁朝彦，家住邻村竹林盖，上门前家里已娶一妻，就是我们的徐氏婆婆。婆婆属于他的二房，但有一点特殊，做二房不进袁家的门。后来听父亲讲，之所以出现如此特殊的婚姻，是因为袁朝彦为了占有我婆婆名下的田产和水碾。袁姓男子总是在傍晚上门，骑着一匹标志性的白马。我母亲讲，她父亲脾气大，经营锅坨漩水碾的时候她母亲每天要煮十几个人的饭，回家要是饭没有熟，她父亲便会打她母亲。或许我的婆婆煮得一手好饭，便是因为怕挨袁姓男子的打。前不久从健在的胡宇林口中得知，我外公的白马是赶了几十头猪从松潘换回的，同时换回的还有一支手枪。

关于我的外公袁朝彦，我在《老屋》里也有记载。他死得早，死在四八年或者四九年。死在绵阳监狱，听母亲说葬在老城北门外。袁姓男子牵涉进了两起命案，先是关在平武监狱里。关在平武监狱里时我婆婆带着我母亲去看过。婆婆上街办事，几次把我年幼的母亲从铁栅栏递进去交给他照看。袁姓男子戴了脚镣。我母亲为我描述过袁姓男子被押往绵阳监狱途径老家桂香楼的情景。十几个犯人被一根麻绳串起，前前后后地走着。袁姓男子给了我母亲（他的次女）一块银元，给了他的长女（我的袁国华孃孃）一搅毛蓝线。那是片刻的生离死别一一其实是死别。而对于未成年的两个女儿，对于人到中年的两个女人，则是漫长的一生。我很想看看那搅毛蓝线，它会是什么样子，会有什么样的质地、质感？它是一种表达，或者仅仅是一个纪念？

婆婆死了，睡在提前二十几年为她准备好的棺材里。她的背驼得厉害，我担心她睡不平，柏木板会把她那把老骨头硌疼。她不能侧卧，她的背底下一定垫了不少软和的东西。我站在棺材边上，透过棺材盖斜出的口子跟婆婆告别。婆婆的脸瘦小、干瘪，但安详。那一刻，我并没有想太多。

婆婆的棺材一直放在老屋厅房的一侧，靠着板壁，里面装着隔年的谷子、麦子，以备荒年救急。偶尔也放一些花生、核桃，以防我们偷吃——一方面棺材是死亡的符号，可以震慑我们；一方面棺材板厚重，小孩子抬不动。棺材的一头搭着架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爬上楼。楼口的柱头上钉着一个红油漆漆过的木箱子广播，我总爱爬到楼口去听广播。1976年清明吴德的广播讲话，1976年9月9日的告全国人民书，我都是爬在楼口听完的。婆婆的棺材在楼梯下面，当时还不曾上漆，还是柏木本身的颜色。

婆婆生病的那段时间我在南坝中学教书，很少回家。记得头一年暑期，婆婆抱了篾席到父母住的吊脚楼来睡午觉的情形。老屋阴浸闷热，吊脚楼干爽。婆婆不睡楼板，而是铺了篾席睡在水泥地上。父亲嫌她挡路，有些小抱怨。那时候吊脚楼的门还不曾改过，婆婆睡的地方正好开着门。修吊脚楼的地方曾经是我们家老屋的后院，是一片筋竹林，筋竹林里有几座颓废的老坟，只剩下半截墓碑，婆婆睡午觉的地方正是老坟的位置。那时大哥二哥都已成家、分家，一人分得一间半老屋。婆婆也睡在老屋里，睡在我们过去的灶房。

婆婆得的什么病我一直不知，只是听父母讲，拉肚子止不住，吃东西不消化。婆婆卧床期间我回去过两次，给她买了白糖和小点心。记得一个午后，我有点疑惑地走进她的睡房，叫了声婆婆，把白糖和点心放在她床边的木柜上。她听见是我，揭了铺盖，坐起来，对着我笑，问我吃了不（啵）。老屋过去的那间灶房后面是土墙，隔壁是高头婆婆家，光线最差，即使外面是大太阳，屋里也看不清人的脸。

对于婆婆的病、婆婆的死，我对父母是有微词的。父母不曾送婆婆去县城的医院看过大夫、做过检查，只是请了长桂医院的医生来把过脉、开过药，婆婆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很多年之后问起父亲，父亲说是肠癌。父亲是为自己开脱。也许婆婆得的不过是痢疾而已，用一些抗生素便能控制住。母亲是婆婆的独生女，母亲也没有想过带婆婆去县城医院检查、治疗。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提起，母亲也没有愧疚感。这让我纳闷甚至怨恨。母亲总是附和着父亲，为他们开脱，说那个时候莫得条件、莫得钱。真实情况并不是那样，那时候大哥二哥都已成家，我也参加了工作，只有妹妹一人还在读书，父亲母亲也都开始淘金。

在我的记忆中，婆婆的语言特别丰富，不管是说话还是骂我们。我会说的很多方言，都是从她嘴里学来的。她的发音也地道，胡豆一定是“hu豆”，而不像我们念成“fu豆”；水壶也一定是“水hu”，而不是“水fu”。骂起我们更是一套一套：短命的（短命鬼）、天杀的、挨炮火的、啃沙的、跌河的、筑岩窠的、挨千刀（也骂猪）、砍脑壳的……但我从没听见婆婆骂那些乡间脏话，尤其是骂女娃娃的话。这一点很是显出她的文明和教养，虽然她一字不识。

婆婆的形象永远是在河边躬着背淘菜、端着筲箕走在挑水路，或者在园子里摘豇豆、摘茄子、割韭菜、扯蒜苗，要不就是坐在门槛外面的板凳上做针线，在我睡的床面前砍猪草。至今我们姊妹聚在一起，都会谈起婆婆，谈起她坐在门槛外面做针线的情形——我们放学回去，揭了锅盖端自己的那一份饭菜，她总是放下针线活，悄悄地跟进厨房监视。我们都有过拿不定主意端哪一份的时候，都有过偷吃别人那一份肉的时候，自然也都有过挨婆婆巴掌的时候——婆婆的手指上戴了顶针，打在脑壳上清疼。记忆中最好吃的是佛手瓜炒腊肉和洋芋熬腊肉。婆婆知道我喜欢吃洋芋，喜欢吃洋芋熬肉，每次回去都给我做。她不让我掌手，要我在一边呆着。我已经出来教书了，她还是那样照顾我。婆婆不在的这二十多年，我不曾在母亲那里得到过那样的爱。我们家的铁锅盖上那包口，便是我揭锅盖时受了婆婆脚步声的惊吓掉在地上摔成的。

婆婆的片兜子在我的记忆里弥散着爱的古朴的气息，它是那个寒冷时代的火子。洗得发白的布片，锥到一半的还别着长针的鞋垫，用笋壳剪的鞋样……尤其是用来夹鞋样的发绒的老书，像个未知世界一样吸引我。一个人面对片兜子，就像面对一个传说，面对一盆炭火。可惜母亲没能保留下这个片兜子。

婆婆的形象，还有就是走在山阳盖和短坑里叫我回去吃早饭。我在龙嘴子河坝或者短坑里放驴，吃了早饭得去上学。她喊我小名的声音，她身上照到的初夏早上八点的阳光，她布鞋上的泥巴和露水……在我的记忆里，与逝去了那些时光有着同样的质量和味道。婆婆不是尖尖脚，但也不是自然生长的脚，她走路的样子很特别，既不像尖尖脚老太婆走路那么战战兢兢，也不如大脚女人走路那么踏实。尤其是跑，加上驼背，很是叫我捏一把汗。

我还能忆起婆婆许多——她吃剩饭的样子，她受了女儿女婿的气一个人走到月亮坝里的样子，她从厨房的壁洞里给生病的高头婆婆递饭递肉的样子……每次要取红苕，婆婆都会叫我——我个儿最小。她拿过去背我们用的布带子拴住我，把我放进竹林边的红苕窖里，等捡了红苕，再用布带子将我拉上去。地窖里除了红苕还有佛手瓜，上面长有鹅黄色的芽口，是开春用来并种的。我对佛手瓜上的芽口很是好奇，它们很像是袖珍小娃娃。

每年除夕我都会去婆婆的坟上。先是跟父亲母亲。父亲病故后.便是跟母亲和两个哥哥。妹妹回来，也陪着妹妹去。

去婆婆坟上，我从没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悲伤，好像是一件喜气的事。我们放上刀头，倒一杯酒，点一支烟，烧纸、挂纸、烧香蜡。我们自己说一些话，和婆婆说一些话，点燃鞭炮便走了。婆婆的坟在坪口上，很亮堂，很干净，有的年份是麦地，有的年份是油菜地。清明时节雨纷飞，油菜花从婆婆坟上一直铺展到桅杆周围。

很多时候，在婆婆坟上，我都没有去念想婆婆，婆婆在这个世界上爱了我、呵护了我二十一年，却依然是一个梦中人。不去想念，脑壳里更多的是空白。这些空白，是婆婆走后留下的，像一卷无法放映的胶片。

我是在忆婆婆，不是在写文章。每当我随了写作的惯性，要虚设或者修饰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停住，删除已经写出的词句，我力求在这篇文字里呈现出百分之百的真实——真实的婆婆、真实的事件与细节，以及我的真实的温度。

本栏目责任编校：蓝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