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与楚辞的作者身份看创作的讽谏目的

潘 娇

（中南民族大学）

一、《诗经》编撰者身份的考订

《诗经》创作者和编撰者在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它是一部诗歌总集，不是由一人所作，所以只有极少的篇目有明确的作者。《诗经》的编辑在先秦古籍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献诗”“采诗”“删诗”之说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献诗”和“采诗”在先秦有文献可以佐证，孔子原无删诗之事[1]这里不再细谈。如“献诗”：

《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2]4

《国语·晋语六》范文子云：“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2]147

有关“采诗“制度的文献资料：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太师陈诗以观民风。[3]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献诗的目的是补察时政，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由此可知，不论是公卿列士向君王献诗，还是采诗官从民间采集而来的诗歌，通过“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的方式最终还是献于朝廷之上以达到劝谏天子的目的。[4]《诗经》中还有一类诗是周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这些诗歌保留在大雅和颂中，主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

通过上述论述可看出，无论是献诗还是采诗或者是乐官保存下来的诗，都是经过朝廷官员创作或筛选、整理和改编过的，也都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二、《楚辞》创作者身份的考订

楚辞是在继《诗经》之后，在战国南方产生的一种新的诗词，本义为楚地的歌词由屈原首创，继之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到了汉代文人相继模仿成为一种题材，刘向辑录题名楚辞，东汉王逸做《楚辞章句》，遂成一部诗歌总集，楚辞的各个篇目作者基本明确，代表人物是屈原和宋玉。

（一）屈原的身份和职掌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最早记录了屈原的生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应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一，屈原是楚王的宗族，身份地位比较尊贵；二，屈原曽任左徒；三，屈原知识丰富，有较强的外交能力和政治能力。

在《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由此可知屈原曽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两种职务。“左徒”在司马迁看来要具备“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能力，要熟悉文献典籍，了解楚国的文化和历史，才能入则与楚王议国事，出则接待宾客。今有学者认为“左徒”大约相当于《周礼》中的“宗伯”或者是《楚语》观射父所谓“祝、宗”。在《周礼》中宗伯主要传习本民族历史，辨别昭穆，指导各种宗教礼俗，从事外交应对。至于三闾大夫一职，王逸有云：“三闾之职，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掌王族三姓”分明言其为楚王族宗族长官，“序其谱序”就是传习、修撰宗族的历史和族谱，后两句是说还对宗族子弟负有教育的责任。由此可见，“左徒”和“三闾大夫”职掌相似，可能是同一种职称不同的人对它的称呼不同而已。[5]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屈原对内负责宗族子弟教育，对外还要从事外交应对，可见他在楚国当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出自宗族情感，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上，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施行美政，他对他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怨恨和愤激。在《离骚》中就有对楚王不满和劝谏楚王的诗句，如“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屈原通过唐尧虞舜、夏桀商纣等历史人物向楚王进谏，要正直耿介，亲贤远佞，遵循正道才能踏上坦途。

（二）宋玉的身份和职掌

宋玉的身世，史书上并没有完整的记载，只有些零星的材料。《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晋习凿齿《襄阳耆老传》：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有景差……[6]146-148

关于宋玉任何职，他是文学侍从之类，奉命为楚襄王作辞吟赋，是个帮闲文人。其实从他的赋中可看出他并不是一个闲人。[6]3-5《登徒子好色赋》“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 ”，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的坏话，可以猜测他俩职位同列。汤炳正先生已经论证“左徒”与“登徒”是一种官职两种不同的简称。[7]因此，宋玉也居大夫一职。从宋玉的《九辩》中所写的内容看，他在做官时，曽劝谏楚襄王改革弊政，举任贤士。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由此可见,宋玉并不是表面上所谓的闲人，他也在其位谋其政，忧虑楚国的现状。在《九辩》中他也表达了改革时弊的愿望，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却骐骥而又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表明自己的决心，同时也希望君王能够惩恶扬善。

三、由此可知，诗经与楚辞创作的讽谏目的

由上可知，《诗经》与《楚辞》的编撰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都是有官职的官员，他们的创作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君王通过采诗官采集而来的诗歌以及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来了解天下之事和政治得失，官员也可以通过向君王进献诗歌的方式来委婉表达自己的讽谏之意。《诗经》讽谏的政治目的在先秦文献中从对“六义”的解释就可看出，在郑玄《周礼注》中：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毛诗序》首次提出诗有“六义”，诗经的美刺目的显然可见——“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风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从诗的功能的角度阐释 “风”雅“颂”，其实在《毛诗序》中很明确地提出了《诗经》的创作目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楚辞》的创作时期主要集中在楚国的衰败之际，它创作年限的跨度比《诗经》所跨年限小得多，所以楚辞中的篇章多是忧愁忧思忧恨而作的，个人哀怨，激愤、不满的情绪多有流露。屈宋等人作诗作赋，表面上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绪，但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君王能看到他们的文章，重用他们，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谊列传》有：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已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在司马迁看来，屈原作《离骚》等篇章都有直谏的意思，宋玉、唐勒、景差等人虽学屈原作赋，但却没有继承其直谏的精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除屈原的楚辞作品外，其他人的作品就没有讽谏的意图。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李善注《文选》也曾点明其主题：“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其实，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风赋》都有讽谏的意义，只是明显程度不同而已。陈第对宋玉总的评价是“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由此可见，宋玉作赋的讽谏目的，与屈原不同的是措辞与情感都没有过分激烈，这可能源于他们出身和身份地位不同。

讽谏是《诗经》与《楚辞》的创作目的，但是诗歌创作的情感因素不可否认。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就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说屈原的《离骚》也是忧愁幽思而作。在《毛诗序》中有：“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这就是国风的创作目的。诗人作诗，皆是心中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因此，讽谏之辞中带有自己的性情与情感必是不朽之作。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1-52.

[2]韦召.国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3]吕友仁.礼记全译·孝经全译(上)[M].贵阳:贵州出版社,2009:193.

[4]马银琴.两周诗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14.

[5]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19-24.

[6]朱碧莲.宋玉辞赋译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7]汤炳正.汤炳正论楚辞[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