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密东北乡”看莫言的乡土情怀
——以《檀香刑》为例

杨元腾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从“高密东北乡”看莫言的乡土情怀
——以《檀香刑》为例

杨元腾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莫言的小说建构了一个充满生命意识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通过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原的意义。本文以长篇小说《檀香刑》为例，从“猫腔”的戏剧化叙事结构展开，结合“高密东北乡”的特殊背景，从人物形象分析和独特的审美体验，勾勒出莫言独有的乡土创作框架，反映莫言对家乡的真切感情与深刻怀念，使我们对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情怀进行重新审视、构建与拓展。

莫言 乡土情怀 猫腔 民间戏剧 人物特质审美体验

《檀香刑》是莫言继《红高粱》和《丰乳肥臀》之后的又一部广受热捧和关注的作品，是莫言五年精心创作的一部具有乡土独创性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以1900年特殊的历史节点：德国侵略者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出逃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叙述高密东北乡猫腔戏班班主孙丙联合义和团反抗德国总督修筑胶济铁路失败后，被大清刽子手“状元”同时又是他亲家的赵甲施檀香刑而死的故事，通过讲述泼辣又深情的女性眉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等男人之间的复杂恩怨，通过对刽子手赵甲混迹于刑场之中经历的描写，深入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民间戏文资源，用“土里土气”的笔触、鲜明的人物特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那个可歌可泣的清末民族反殖民抗争。这部作品在封底的介绍中被冠以“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的小说”的称号，迎合了当下关于民族意识、民间立场的讨论。作者采用“凤头——猪肚——豹尾”的民间戏剧叙述结构，融入地方说唱艺术“猫腔”元素，结合平民化的叙事语言，堪称乡土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

一、“猫腔”——莫言乡土情怀的悲歌

所谓“猫腔”，就是青岛人熟悉的茂腔。《檀香刑》全篇自始至终贯穿着悲怆凄厉的猫腔小调。这种流传在山东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作为民间话语的一种形式，为莫言的历史书写提供载体。《莫言对话新录》有一篇访谈，记者问道：“《檀香刑》用猫腔来写,在语言上怎么能做到和猫腔统一?”而莫言则答道：“猫腔是渗透在我血液里的一种声音，假如故乡有声音，那就是猫腔。”他把《檀香刑》想象成一部民间戏，猫腔作为这部民间戏的主体，实现了乡土感情的内容与语言的统一。《檀香刑》第十六章《孙丙说戏》中说起猫腔的由来，提到了高密东北乡有一个叫常茂的怪才，养了只灵猫，就像关公座下的赤兔马。《孙丙说戏》的第三节关于常茂的唱腔这样写道:“常茂发自内心的歌唱和诉说，比起女人们呼天抢地的哭诉和男人们没有眼泪的瞎咧咧，分明高出一个竹竿。”猫腔能给予悲痛者以安慰，给予“无关痛痒者”以享受。后来在常茂这个猫腔鼻祖的传承下，猫腔就诞生了。猫腔成为高密东北乡历史的叙述载体，代表了高密东北乡。不知道猫腔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心灵。猫死后，常茂的演唱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悲凉的调子自始至终。在悲凉的葬礼上，不时插入一声或婉转或忧伤或凄凉总之是变化多端的猫叫，就像 “曲调的过门”，这个变化作为固定的形式传承至今，成为猫腔这一说唱艺术的鲜明特征。

小说中，眉娘为了救出亲爹孙丙，四处奔走求助，得到了众乞丐的慨然相助。乞丐头儿朱八爷买通了内应，准备偷梁换柱，用与孙丙非常相像的乞丐小山子替换孙丙，小山子为了更像孙丙，甚至敲掉了自己的三颗门牙。八月十五午时三刻，在刽子手“状元”赵甲的指导下，赵小甲给岳父孙丙上了檀香刑。这时孙丙在台上唱起了猫腔的大悲调，这个悲调是孙丙抗争德国势力和袁世凯政府势力的悲哀写照。莫言曾说：“地方戏就是农民的狂欢，就是中国式的狂欢节。”而《檀香刑》中猫腔戏的声势浩大的出演——不论是叫花子节中乞丐们身着奇装异服，涂脂抹粉地在县衙门前大唱有悖常情的“颠倒调”，还是在孙丙领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漫长酷刑的升天台前，猫腔戏班率众上演的万猫合唱、万众若狂的刑场大戏，无疑都是中国民间底层社会一种颠覆和破除一切等级秩序的、狂欢式的宣泄。在孙丙刑后的第四天，高密东北乡的猫腔戏班来到孙丙行刑的升天台，演唱了一出《孙丙抗德》，但后来德国侵略者将枪口对准戏台，高密东北乡的最后一个猫腔戏班全军覆没。这些生动富有特色的语言都是建立在猫腔的基础上，无论是文字的押韵，还是叙事的铺排，都是一种经民间提炼的语言。其中对酷刑的真切描绘则是莫言小说走向狂欢叙述的最后铺垫，而猫腔的声音使其最终走向高潮，为其奏响最壮烈的一曲。猫腔曲目《孙丙抗德》正是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人民在面对德国侵略势力发出的最后吼声，猫腔的声音凝聚着中国的民间艺术精华和民族精神，是号召群众反抗的力量。真切地感受到这部作品犹如一曲多声部的合唱，猫腔是其主旋律，使猫腔这种民间悲调成为作品的主唱，正如莫言自己所说的，“《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的撤退”，莫言这样解释“撤退”：“所谓‘撤退’，其实就是向民间回归。”这种“民间回归”结合抗争德国势力，使猫腔成为了莫言乡土情怀的悲歌，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挽歌和生命绝唱。

二、民间戏剧结构——莫言乡土叙事的独创性

凤头指的是戏曲剧本开头，介绍人物、交代情节的时候，为了吸引观众，要设置悬念，造成观众的期待视野和想象空间；猪肚是指戏的中段和高潮，高潮迭起，使人物和故事都展现得丰满圆润；豹尾是指戏的结尾，交代人物的命运结局，要像“豹尾”一样，简洁有力，响亮而有余味，能引起人的深思。莫言在《檀香刑》中糅合了中国古典戏曲结构，建构小说整体框架，同时借鉴了民间话本和民间戏曲猫腔的戏文，丰富小说的表现手法，形成近乎语言狂欢的杂语写作，使小说呈现浓郁的乡土特色，显示出莫言在叙事结构上的创作企图，贴近读者，贴近乡土，把握听觉元素，让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声音同样铿锵有力。小说吸取了民间戏曲的表现形式，让各种人物上场叙述故事，模拟其身段、口吻及其在不同时段的情感传达方式。在《檀香刑》中，莫言不再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在“艺术家神话”中自我娇宠的“天才”，莫言与唐宋时期在勾栏瓦舍中向民众讲述演义传奇故事的人一样，成为了说书人。这部以作家企图以声音为主导叙述体的小说中，尝试性引入俗文学的说唱艺术——“猫腔”作为叙述语言，尤其在“凤头”和“豹尾”部分，作家以刽子手赵甲代表了庙堂叙事，县官钱丁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叙事，以及孙丙、孙眉娘和赵小甲所代表的民间叙事，共同承担起叙述义和团时代山东农民反洋人势力的抗争故事。这种多种角度呈现的叙述方式正是来自作家创作的民间立场。

“凤头”开头“眉娘浪语”是主人公的独白，埋下伏笔引出下文。四章共用了四个主人公不同的视角，交代了孙丙从犯罪到被施檀香刑的过程和缘由。作家让人物依次出场，各成一章，分别命题为“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每章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通过出场人物的自我言说来讲述故事情节。

从戏剧发展到高潮，是“猪肚”。这部分小说剧情非常错综复杂又丰富多彩。剧情发展起伏不定，总是在超出合乎逻辑的情况下发展，让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升华。在《檀香刑》中，猪肚部以孙丙案为中心，围绕案件引出其他人物，并交代孙丙案前前后后。“斗须”章节中，孙丙对钱丁胡须的大不敬，惹出了与县太爷斗须的好戏，眉娘也因此获得了难得一见钱丁的机会。钱丁顾盼生情的双眼让眉娘情迷意乱以至当众宣布父亲落败。“比脚”中，在目睹钱夫人秀美的三寸金莲之后，羞愧的眉娘于慌乱中跌倒，暴露了自己的大脚。之后，孙丙被人薅去了胡须后认定为钱丁所为，眉娘决定为父报仇。当她站在钱丁面前时已恨意全无，拜钱丁为干爹，自由出入县衙，纵情欢爱。多线交织，人物事件众多，高潮迭起，把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清楚。清明节孙丙袭击了铁路窝棚，抓住了三个德国人，导致后来德国总督和袁世凯准备武力解决孙丙。这部分的叙述中，整体都采用第三人称，在局部中又间或变换叙述的角度，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复线叙事线索。这样的写作设置，让“猪肚部”的行文虽然缓慢，但高潮迭现。同时，由于第三人称视角的转换，充分展示了人物的鲜明个性，使得故事在情节上也更具有完整性。

“豹尾”则陈述了事件和人物的结局，结尾不仅仅是交代事件人物的最终结局，小说的内涵得以深化，使之呈现出小说的闪光点。《檀香刑》以五位主要人物的独白方式进行写作，条理清晰，照应开头，并引起人的思索。故事在结尾部分制造了两个有关联的高潮，檀香刑行刑过程和众猫合唱，并通过不同的第一人称叙述将故事全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孙丙最后的遗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为了让孙丙支撑五天时间，赵甲准备了参汤延续孙丙性命。在孙丙行刑后第四天，猫腔戏班又来到升天台，轰轰烈烈地演唱了一出《孙丙抗德》，最后被德国侵略者的炮轰而全军覆没。作者借孙丙刻意点出小说这一出戏，不仅暗含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思想观点，同时也是莫言在作品创作意图上的一个含蓄性表达。

总之，《檀香刑》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戏剧的结构来建构小说，加上对非常多的民间传说和迷信的杂糅，另外借用了地方戏猫腔的戏文作为表现手段，最终使小说呈现出了强烈的民间特色和乡土气息。“凤头”、“猪肚”、“豹尾”的戏剧结构形象地呈现了喜剧化的小说结构，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人物的设置、矛盾的设置也是戏剧化的。一开始就处在激烈的冲突当中，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整体围绕着一个残酷的行刑事件展开叙述。如果把每个人都赋予戏剧行当里的角色，孙眉娘就是一个泼辣的花旦，孙丙就是一个大花脸，而刽子手“状元”赵甲应该是一个白面的二花脸，赵小甲则为小丑，县官钱丁则是老生。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以农民话语为主的杂糅体风格，使莫言印象中的故乡形象更加广阔舒展，在精确地表达出内心世界的同时，让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打破时间、空间的阻碍，更加真切地出现在小说中。

三、鲜明人物特质——“高密乡”人的奋起与抗争

《檀香刑》中的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其中以孙丙和眉娘最为典型，彰显了顽强的民族意识和“高密乡”人的抗争精神。

在小说里，孙丙是作为“猫腔”民间戏剧形式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出现的，其强烈的表演欲决定了他的反抗也充斥着民间色彩。他的个性是集体无意识的表露，是整个民间生命意识的精华所在。在孙丙的坎坷一生中，歌声已经成为他表达感情的载体，他的每个不同阶段都是伴随着歌唱来完成的，是一个真正的“歌唱的英雄”：乡亲们被杀时唱的是一曲曲“悲歌”；号召农民揭竿而起奋而反抗时唱的是蛊惑人心的“神坛咒语”；接受檀香刑时唱的则是猫腔调悲凉凄伤的“常猫哭灵”。在面对封建强权文化统治，作为普通的民间百姓，“猫腔”作为一种释放和宣泄的方式抒发了各种难以表达的民间情绪，带给穷苦的“高密乡”人无以替代的心灵上的慰藉。事实上，孙丙也是《檀香刑》中代表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碰撞的典型人物。在人们的传统思想与延续中，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无不彰显“施虐”与“受虐”的关系，也就还原了传统禁锢上的弊端。在《檀香刑》中，袁世凯手握重兵不去反抗八国联军，却镇压起义的民众，在洋人面前以离奇的刑罚束缚民众讨好德国的胶澳总督，从而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小说中，孙丙袭击铁路窝棚，抓住了三个德国人，上演了一出反抗斗争戏。虽然孙丙为维护民族利益抗争德国侵略势力是正义的抗争，但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注定是失败的。孙丙形象是一个悲剧的典型，大胆、抗争、国恨家仇必报、视死如归，是那个时代觉醒的“高密乡”农民代表，虽然他的觉醒是在妻儿被德国人杀死后，中国农民最伟大但也最卑劣的特性就是忍耐性，只要不伤害到自己的权利，便能够忍辱负重，就像臧克家在《老马》诗中的那句：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沉重的头垂下。

孙眉娘是孙丙的女儿，小说中自 “眉娘浪语”开篇，立刻展示了以眉娘为中心的荒诞人物关系：“三个爹”，一个亲爹，一个公爹，一个干爹。孙眉娘被称为“半个西施”，是因为她虽然美貌，但却有一双大脚，很明显“大脚”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性，表现出眉娘不畏荒诞社会的世俗，体现一种生长在民间无拘无束、自由活泼的生命状态，是人类原始生命的展现。眉娘的形象和那个时代的传统女性截然不同，泼辣开放，内心矛盾，但感情炽烈，敢言敢作敢当。当别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不顾地位相隔，勇敢追求爱情。当德国人为杀鸡儆猴，清政府迫使钱丁囚禁阻拦铺铁路的父亲孙丙直到铁路铺成，眉娘最终未能救出父亲，毅然决定为破碎德国鬼的阴谋杀死父亲。漂亮活泼、欲求强烈的眉娘偏偏嫁给了“白天迷迷糊糊，夜晚木头疙瘩”的赵小甲，显然赵小甲不能满足眉娘正常的生理与精神需求。大胆泼辣的眉娘没有受制于“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束缚，她爱上了英俊威武的县太爷钱丁，最后得以如愿和钱丁相好之后她更是不顾他人流言蜚语为其煮狗肉，送美酒。大胆热烈的行为，是为了她心中升腾的爱欲，是人性最自然的释放与流露。此外，眉娘人性的自然流露还体现在她的亲情态度。眉娘的父亲孙丙，风流成性，气死眉娘亲娘，也缺乏对眉娘的爱护，使眉娘耿耿于怀，然而眉娘却又信奉“纵有千愁万恨，爹还是爹”，所以她一直牵挂着爹的命运。在她爹被清政府抓捕后她四处奔走设法营救，甚至毅然放弃苦苦追寻的爱情以示抗争决心。“干爹啊，眉娘肚子里扑腾腾，孕育着咱家后代小宝童。他是您的虎狼种，长大后把钱家的香火来继承。不看僧面您看佛面，救孩的姥爷一条命吧。”用猫腔的倾诉,形象地刻画出这样一位热情泼辣、乐观善良、敢爱敢恨然而又完全被感情所支配,对复杂黑暗的现实社会缺乏深刻认识的农村妇女的生动形象。

四、审美体验——对乡土的反叛与回归

《檀香刑》可以说是莫言小说中迄今为止最具艺术性的作品，之所以说它最具艺术性，是因为《檀香刑》是莫言创作风格有极大变化的小说，也是最注重叙事技巧与审美体验的作品。

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在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突出对朴实的乡土创作反叛，把刑罚变成了大戏，变成了艺术和狂欢的文化。比起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充斥着其对时代的思考，试图揭示民族主义，演绎民族悲剧是所呈现的坚忍与愚昧。同时借“猫腔”与强大的“火车”鸣笛声鲜明地对比出民族的劣根性与矛盾性，这些共同构成了莫言在《檀香刑》中独特的审美体验。《檀香刑》揭示了一个事实：在面对西方侵略势力时，中华民族暴露出国民的劣根性，缺乏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以及统治者企图通过自身“完美”的统治来维持摇摇欲坠的“天朝上国”地位。《檀香刑》只是通过为了镇压穷困民众、反抗讨好德国侵略势力而设置的“檀香刑”，折射出黑暗腐朽的统治，以及延续“文明”存在的悲哀。檀香刑是赵甲刽子手生涯的绝唱，但它更像是对没落的王朝和终将结束的封建统治文化的凄美挽歌；也是孙丙猫腔人生的绝唱，而猫腔则是对民间自由的生命呼喊和生命本质的激扬礼赞。

小说《檀香刑》通过对刑罚的特殊而残暴的描写，显示了作者在审美思维上的独特,也体现出对乡土叙事方式的反叛。这些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土到底”的叙述方式相映照，将“土到底”的民间话语与豪放的创作风格相照应，迎合了当下人们的审美趣味。语言作为能够唤起民众对历史记忆的载体，《檀香刑》所呈现出的乡土情怀，一方面是莫言对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感情的深沉、对自己的农民经历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是莫言对乡土的反叛与回归，反叛是因为他并没有遵照大多数乡土作家的路子，通过“异类”主题来叙述他对乡土的独特认识，而至于回归，则是他始终坚持的民间立场和叙事格调。

五、结束语

《檀香刑》的乡土情怀包括了民间审美话语，体现了高超的民间叙事艺术。不可否认，莫言在《檀香刑》中使用“猫腔”这一说唱艺术穿插整部小说体现出他寻求一种民族化的语体，同时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使用“凤头——猪肚——豹尾”式的叙事手段，也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特点，制造出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檀香刑》充分展现了莫言千奇百怪的乡土叙事语境和撼动人心的生命律动，徜徉恣肆的文本叙述，人物的形象血气方刚，善恶美丑，荣辱共存，在苦难中求生，在民族反抗中挣脱着宿命的桎梏，同时小说呈现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把民族的神秘特色用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塑造了民间英雄热情豪爽、敢爱敢恨、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他们既善良，又彪悍；既聪明，又愚钝；既缩手缩脚，又勇敢无畏。然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引吭高歌的爱国精神，正是永垂不朽的民族之魂，彰显中华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

[1]杨扬.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2]张华.莫言研究三十年(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3]张华.莫言研究硕博论文选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4]莫言.《檀香刑》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5]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J].钟山,2001(5).

[6]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J].当代作家评论, 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