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拒绝卑微：置换的身份与无声的复仇
——论门罗的短篇小说《蒲露》

张磊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会拒绝卑微：置换的身份与无声的复仇
——论门罗的短篇小说《蒲露》

张磊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艾丽丝·门罗早期的短篇小说《蒲露》，在短短五页的篇幅内，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张力。全篇基本上没有渲染任何情节剧式的场景，小说本该处于中心场域发声的人物形象蒲露也始终被隔离或自我隔离在边缘处，近乎“失语”式地微弱发声。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位置之下，门罗却成功地呈现出一位表面上近乎“斯多葛主义”式的当代普通女性对自己真实、卑微的情爱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暗潮汹涌的反思与认识，以及她为回应它而所采取的“特殊”策略——一是通过讲述轶事的方式以“置换”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二是通过看似非“仪式”性的“偷盗”行为来实现自己封存记忆的欲望，并完成自己无声的复仇。

卑微 置换的身份 无声的复仇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蒲露》（Prue）最早发表于1981年3月30日的《纽约客》杂志，后来收录于她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 《木星的月亮》(The Moons of Jupiter)中。门罗本人曾把它描述成比她“通常写的作品要更整洁一些的小说”(Struthers,1983:10)。确实，从篇幅上来看，它只有短短五页左右。然而，整篇小说却几乎没有半句冗余的词汇，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强烈的张力。

有趣的是，这张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性张力，而是一种“内在”的张力。全篇基本上没有渲染任何情节剧式的场景，只有一些零星的对话。正如批评家W·R·马丁所言：“（本该有的）激情明显地缺席了。”(Martin,1987:144)小说本该处于中心场域发声的人物形象蒲露也始终被隔离、或自我隔离在边缘处，近乎“失语”式地微弱发声。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位置之下，门罗却成功地呈现出一位表面上近乎“斯多葛主义”式的当代普通女性对自己真实、卑微的情爱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其实暗潮汹涌的反思与认识，以及她为回应它而所采取的“特殊”策略——一是通过讲述轶事的方式以“置换”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二是通过看似非“仪式”性的“偷盗”行为来实现自己封存记忆的欲望，并完成自己无声的复仇。

从一开始，女主人公“蒲露”的名字便极具宿命论式的象征性意义。不管其指涉的是青涩的女学生，还是无人问津的老处女，都给人一种未完成、缺少正常激情的疏离之感。而现实生活中的蒲露，似乎也在印证着她名字所包含的这些卑微的“诅咒”。譬如，人到中年的她在多伦多没有自己的朋友，有的所谓 “朋友”大多数是她情夫与她情夫太太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虽然“喜欢”她，却并不真心或平等地“爱”她。她只是他们取乐或者纡尊降贵地施与同情的可怜对象。再譬如，她称作“巨大灾难”（Munro,1991:130）的婚姻的产物——已经长大的孩子们虽然会回来看她，却并不真正关心她，而是有优越感似地对她惺惺作态：送给她一些从旧货铺里买来的“礼物”，“越权”管理她的房子，甚至对她的私人生活指指点点，插手管理她的生活。

蒲露本人的情爱世界同样充满了卑微的“诅咒”。她的丈夫在整个叙事中始终是“缺席”的，而门罗也并未交代他是已经死亡还是已经另娶他人。在蒲露生活中，扮演着类似于“丈夫”角色的始终是“情人”或类似于“情人”的朋友。其中，戈登明显是蒲露最为珍视、也是与其关系最为亲密的情人。然而，这个男人却并不把她当回事，只有在他与妻子相处不睦时才会选择在她身上寻找一段时间（共一年四个月）的精神慰藉。对于戈登来说，这一年四个月充其量只是自己生命的插曲罢了。当妻子再次接受自己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弃蒲露而去。

后来，戈登与他的妻子正式离婚，蒲露才有了与之继续交往的可能。不过，这样的关系仍然充满了被动型、脆弱性与不确定性——“不时地住在一起”（Munro：129）。直到妻子彻底地去他处，戈登才公开地、不过仍然是“偶尔”（Munro：130）地来找蒲露，二人仍然是“有时”（Munro：130）一起同住。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关系仍然很难维系，很快便被两次“门铃事件”打破了。一个没有交代姓名的年轻女子气势汹汹地来戈登家发难，要戈登为两人的情事做个交代。在颇不投机的第一次“门口”交谈之后，女子再次连续三次按响门铃，把隔夜袋子径直向戈登砸了过去。值得指出的是，从头到尾，这个年轻女子都是以“声音”的方式出现，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叙事者也并没有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这一主要的戏剧性场面，而是以蒲露的侧面视角来观察、聆听、审视整个事件。这说明，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她的在场只是提醒蒲露在戈登等级结构中卑微的地位而已。

这两次“门铃事件”终于迫使戈登不得不向蒲露正式摊牌——他自己觉得应该与这个苦守自己多年的女人结婚，但又不愿放弃与年轻女人的“爱情”。他希望蒲露能再等他几年，等到他再也玩不动了的时候，一定会回来守护她。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蒲露本人之所以在情爱生活中会受到如此屈辱的对待，与她本人“受虐式的合谋”(Carrington,1989:144)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在笔者看来，蒲露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拿自己当回事的、麻木不仁的情感“斯多葛主义”者，却并不真正糊涂，也并不是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她轻轻的、颇具淡淡反讽意味的一句话“谁知道几年之后会发生什么”（Munro：132）足以证明她对自己所处情形的深刻认识。如果说她之前还在隐忍，仍然心存某种幻想的话，那么现在她终于彻彻底底地明白了自己在戈登心中的定位——他情爱世界中永恒的备胎、他一面内疚一面又享受的乐子、他真实生活的一个调剂与消遣。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生活的“中心”，更不用说被他真心关爱、重视了。她的地位充其量也仅仅与戈登的女管家持平罢了。

针对自己尴尬、无奈的现状，蒲露做出一些颇为特殊、看似“非策略性”的姿态，试图加以回应。首先，与许多将自己痛苦、失败情事掩藏或者抹杀的行为恰恰相反，蒲露却似乎“毫无羞耻”般地将自己无奈、多舛的情爱人生编织成一个又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轶事（anecdote），然而用自己独特的异域口音（与加拿大本地口音颇为不同的英国口音），以一种 “让人信服的、轻松的”方式将自己“破灭的希望、被揶揄的梦想、无法预料的事情”一一道来。与祥林嫂的重复、哀怨式讲述相比，蒲露的讲述却充满对生命的豁达之态，就像是在转述别人的故事一般。结果，不论是蒲露本人、抑或是听者，在故事结束后都有一种“释然”（Munro：129）之感。

事实上，从深层次、潜意识的层面来看，蒲露的这种讲述行为可以被视作一种特殊的、高级的疗伤方式。将自己可能的受害者身份 “置换 （displace）”成“欢乐的看客”、“说书人”、“评论员”等与自己保持距离、又不至于逃离的角色（persona），不仅可以自我保护、自我排解，自然地宣泄（catharsis）自己的创伤，而且还能够多出一些客观、冷静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这不仅不是一种以自我揭短而营造某种滑稽奇景（spectacle）的卑微行为，恰恰是一种“拒绝卑微”的勇敢姿态。

蒲露另一个看似颇为“诡异”的姿态是从戈登家不定期地“偷”回一些“不值钱但也不是毫无价值的”（Munro：133）小物件——不论是袖扣、小搪瓷碟、盛盐用的标准银匙，还是水晶鱼，然后将其放入自己家里的烟草罐中。在蒲露看来，她的这一行为仅仅是个“亲密的玩笑、小小的胡闹”（Munro：133），并不是“有意识”的记忆仪式，因为“她只是拿了就拿了，时不时地……或多或少就将这事儿忘了”（Munro：133）。

然而，在潜意识的层面，蒲露的这一怪癖的、近乎机械式的行为却实实在在地揭示了蒲露内心真实、潜在的、被压抑的欲望——一种偏执地在“物”上寻找，并封存情人丝毫、些许痕迹的强烈冲动。同时，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无声的复仇行为，因为被 “偷”之物之一——袖扣恰恰是戈登与其前妻共同度假时购买的纪念品。将其“偷”来是对此事的抗议，而仅仅“偷”一对袖扣中的一只则暗示着自己将她们的关系一分为二的欲望。另外，这还是对喜欢长期“脚踏两只船”的戈登的一种提醒或者宣告：自己并不甘愿仅仅做他的摆设、装饰品，更不用说仅仅是“其中一个”装饰品。不过，这种种被压抑着、又曲折反映出来的欲望因为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最终还是只能投射回欲望发出者自身，所以也就只能变为强迫性、自发性、习惯性的遗忘。

从最终意义上来讲，蒲露的这种近乎恋物癖般的行为既给予了她某种虚幻的权力，又彰显了她的可悲；既是对她无法实现欲望的某种升华，也是一种重复的压制。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行为中所包含的无声“复仇”的一面，还是可以视作蒲露另一个“拒绝卑微”的勇敢姿态。

门罗大多数的小说都有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结尾，《蒲露》也不例外。因此，蒲露最终是否完全、彻底地拒绝了卑微的命运，是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独立女性主体性的重构，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交代（甚至有些读者会觉得小说本身过于“未完成”）。毕竟，对于当代语境的普通家庭妇女来说，从接受、忍耐“卑微”到拒绝“卑微”，仍然是一个必然要渐进的、甚至是漫长的“学习”过程。然而，聊以慰藉的是，门罗对蒲露两种微妙地“拒绝卑微”姿态的强调式书写，却似乎在暗示着这种最终的趋势。

[1]Struthers,J.R.The Real Material:An Interview with Alice Munro[A]//In:Louis K.MacKendrick,ed.Probable Fictions:Alice Munro’s Narrative Acts[C].Downsview,Ontario:ECW Press, 1983.

[2]Martin,W.R.Alice Munro:Paradox and Parallel[M].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1987.

[3]Munro,Alice.The Moons of Jupiter[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1,1982.

[4]Carrington,Ildikó de Papp.Controlling the Uncontrollable: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M].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9.

本文为2012年度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科项目《审美政治的悖论》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