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会思想的苹果树
——从《为奴隶的母亲》与《丈夫》比较说开去

◎赵雪芬

一颗会思想的苹果树
——从《为奴隶的母亲》与《丈夫》比较说开去

◎赵雪芬

1930年，左联成立，柔石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来批判农村陋习典妻制度。同年，沈从文4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丈夫》，后选入《从文小说习作选》。时代相同、题材同质为两篇文章提供了对比的可能，两篇都在情节上转折跌宕，在人物上细致深刻，最终能够回到现实达到平衡，构成始末的循环。但是，从笔法、立意、作家态度来说，沈从文又是高于柔石的。通过了解，我们知道“乡巴佬”的性格造就他独一无二的乡土文学；通过对比，我们体味沈从文笔下人物的可爱、主题的悲悯以及作者自身的大视野大情怀。

沈从文 柔石 《为奴隶的母亲》 《丈夫》可爱 悲悯 博大

沈从文是一个独特的作家。

他既不是五四新文学式培养出来的“人的文学”，也不是延安文艺座谈产生的政治作家。在他笔下的小说看不到历史的波澜、时间的流逝，湘西好似沈从文自己构建的一个桃花源。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1930年在左联井喷状态下写的短篇小说，而《丈夫》也恰好发表于1930年，这两篇都很有趣地描写了农村生活，一个是“典妻”陋习，一个是江上妓女。两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题材的把握。当时的人并不能在动乱的大背景当中对于民众有着真实细腻的关怀。

沈从文是个“乡巴佬”——文学观总括

沈从文要做一种独特的文学，相比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沈从文反对文学中的“差不多”青年作家。伟大的作品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为了壮大与深入，尽管不受青睐，不符“时代”精神，这并非清高，沈从文恰恰是最尊重读者的，不忽左忽右，不捣毁新文学辛辛苦苦建立在读者中的信用，为读者奉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

这“乡巴佬”有自尊心，还有对于文学的热诚，是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沈从文反对文学中的两种浸染：“商业技巧”和“政治宣传”。

沈从文反感上海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沈从文在1936年的《习作选集代序》中写道：“文学在这个时代不免被当做商品之一种，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制作者还可匠心独具，社会上流行的风格款式，尽可置之不问。”

从1926年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到十年后的《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一以贯之的就是这样的态度。

1927年后，日本译作小说大量迭兴，小规模书店次第而起，中国文学转换了自己热闹的背景。其实，从康有为到严复，译作西方小说就为文学热闹埋下了伏笔。在沈从文看来①，上海文学里所反映的“革命文学”，就是借助国外作品或是杂志消息而来的二手资料。沈从文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的欲望”，以平常的形式与读者接近。“文学的希望是使作者充实，使读者充实。”在《窄而霉斋闲话》中仿佛已经奠定了沈从文的研究观或是学术信仰：“会有人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中维持他的信心的。”

他并不会让每个读者喜欢，也不会因为有大多数政治引来的狂热读者而引以为豪。

1946年，内战正酣，沈从文似乎比同时代人更加敏感，沈从文思考的却是文学的独立性。在《一种新的文学观》中，文学与政治的混为一谈都要使两者丧失庄严。沈对内战后的文学有一个自己的预设，沈从文②曾经说：“依我想象，内战的小小结束，一定能给一些机会，是一些不是创作家的年轻人，也能从容地用他的笔，画出一些他所经历的时代的影子。”这正是他后来心灰意冷的原因，时代并没有容许他自由地创作。十年之后，沈从文的文学观仍旧是“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

《丈夫》中，沈从文回归到的是一种原始的野性的力量。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他笔下从湘西走来的人物似乎也未受过文化熏染，赤条条地活在一片秀美的湘西山水之中。没有中国传统的贞洁伦理，只剩下自然的野趣。但是还要细细探究的就是，为什么沈从文早期小说写的是妓女和水手，相比于贾平凹或是莫言，我们并没有在他的文中感到不适或是色情？以往的农村都是愚民、粗俗、肮脏的象征，读者并不能找到和湘西相似的第二个农村，所以沈从文也不能笼统地归为乡村作家。这个湘西，虽未经开化，但比“文明”更“文明”，比达理更有情。

同《湘行书简》对照来看，看似真实的《湘行散记》有太多太多的虚构成分，这是散文与书信文体的不同，散文语言流畅优美清新，书信情感充沛话家常。不妨说，《湘行散记》是以《湘行书简》为底本，有意营造的一个不同于城市，不同于当时大时代、大背景的湘西。这就暗合了刚才分析的沈从文的“乡下人”自居的形象了。似乎《丈夫》也能以此类推。

命运的伏埋缠绕的转折与循环——情节上的制胜

两篇文章最精彩处就在于转折性。这使故事变得生动饱满，曲折跌宕。

《为奴隶的母亲》中妻子是一个参与了所有转折的人，她介入了两个家庭，拥有了两个孩子与丈夫。但是这两个家庭是注定不能够融合的。

物质的变化会使人事调整，但是表现在妻子身上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秋宝的诞生。秋宝的诞生一下子使文章达到很平衡的一种状态，妻子的心也产生了两种矛盾：典妻的日子过去，不容她的老妇人一定会把她当成下人，但是又想起自己多病无日的丈夫，不能舍弃的春宝和不能放下的秋宝，权衡过后，还是想在现在的家里留下。但是很明显，文章最大的冲突就要来了。从秋宝的周岁宴上，两个家庭开始汇合，矛盾陡起，行文的速度开始加快，结局并没有遂了妻子的愿。柔石究也是鲁迅的学生，被典要哭，责备要哭，误会要哭，最终只有离开和怀抱春宝变成了麻木，这形象不禁再向祥林嫂靠拢。

柔石的景与时间配合得非常精致。文章从别离开始，到回归终止。“春将完了，夏将到了，可是她，将冬天用的破烂棉袄都拿出来，移交给他的父亲。”这样的行文是平缓而悲凉的。“春天的口子咬住了冬天的尾巴，而夏天的脚底又是紧随着春天的身后。”行文一下子进入了流畅明快的节奏。“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长的夜，似无限的拖延着拖延着……”这正是妻子此时的心理写照。但他精巧配合却给读者一种僵硬与割裂感。沈从文的景与情是融合为一体的，我们难以区分得很精细。有的景物的描写就是丈夫看到的，就是丈夫的心情，就是丈夫的生活，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感性的记忆留在人心中的形象比对环境的描述更为鲜明，它尽管短暂，却十分明亮。一旦用这类内心的印象来代替对环境的静态的描写，把人的精神活动注入到环境中去，那不动的环境也可以像时间一样流动起来。

抱着和自己生疏了的春宝，还念着懵懂的秋宝。妻子还是被现实割裂了，她必然要选择一方面，另一方面必定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或是时代的悲剧。

《丈夫》更多体现的是丈夫的小情绪。由丈夫情绪的变化构成了故事的转折变化。

沈从文的文中一直有对城市人的“敌对”。妇人做了妓女的生意，包括城里人的派头和衣着，说话的大方自由，慢慢地变成了城市里的人，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人才有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但是《丈夫》里的妇人，是在“任何情况下还依然好好保留乡村气质的妇人”③。连妇人的客人都是穿靴子戴银链的乡绅大人，丈夫也就识趣地怯生生地躲在后舱了。川端康成用反反复复的点染和对物的精细描绘来唤起真切的感受，沈从文似乎也是如此，在层层的点染中交代清了老七做的“事”，又不同于同样做这些“事”的人。沈从文类似点画派的笔触，但又不是东一笔、西一笔的乱抹，而是一点一滴感染、一层一层地揭露真相，等读者感受完了，接受了这种奇异的风俗习惯之后，人物形象才渐渐地具有了独特性。后来也是在同水保的谈话中，读者才知道丈夫此行并不是简单的看望。

在《丈夫》中，沈从文是以一个大背景来开始叙述的，这样，就给他的文章奠定了一个很大的基调也扩充了很大的视野。以一场春雨起笔，就不自觉地把听众和叙述对象暂时忘记了，自说自话地把读者带入到湘西船上的景致中。呆而木讷的丈夫是千千万万妓女的丈夫，行船民风也是数以百计妓女的行规。不知不觉（好像是从问家乡的对话开始），读者明白了丈夫和妻子的身份确定了下来，视域被凝聚在故事当中的这两个人上，后来，读者才从水保的嘴里知道了妻子的名字叫“老七”。当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首尾在一个很小的视角，故事虽然在双双还家处结束了，但是结局落在了沈从文悲悯的大情怀之上。所以，《丈夫》真正达到了艺术结构的完整性，用大——小——大这一个统一的逻辑使得故事饱满丰富，引人深思。沈从文不仅是悲悯人物，也悲悯读者。

读者能在沈从文的《丈夫》中找到种种细微的过渡的中间色彩和情堵的半音阶。

丈夫一开始的小心、两次惊讶只是许久未见的适应，晚上在船舱中丈夫感到无限的寂寞，又因为妻子塞了颗糖，这小小的错误就被原谅了，丈夫的心境就转入了平和。“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丈夫只是千千万万当中的一个缩影。同水保的对话是这篇故事的转折，但是人的不自觉的启蒙，丈夫因为饿得无聊想事情，因为水保的一句“别接客，我要来”便长大愤怒的心。

这心原应该是文明的开化，但是沈从文却说是“原始人不缺少的情绪”，这或许是沈从文有意规避文明、城市这种意味。这愤怒发泄到湿柴的身上，而又被别船的人捡起用，丈夫又羞又怒，顿生了离开的念头。

乡下是不加修饰的语言和干浆衣服的味道。乡下人面对城里人是小心翼翼的、怯懦的，希望被理解与原谅的。乡下人木讷，不懂招待客人。买胡琴的事情让额角发烧的丈夫平静下来，并给五多、大娘、老七拉起琴来。故事转入了平衡，但是随后而来的醉酒士兵又使矛盾凸现出来。

丈夫坐定床沿不动，翌日就要走了。丈夫不要那七张钱，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梢仓顶梁上的胡琴”真是丈夫的写照——很愿意同老七唱一支歌，他同水保的每一分话，都心心念念的有一个老七的影子，但是却总也唱不出一个声来。这悲伤的情绪达到一个高潮，可作者急转直下，顺序用一个自然段结束以达到平衡。

两个故事的精彩之处还在于都是循环的一轮，最终又回到平静的状态。无论是多么大的选择或是难题，人在其中的格式角色进行了怎样的行为，最终还是向正常的方向去推衍。结局并没有意想不到，但是总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无可奈何，人生注定不能完整，印证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意味。

沈从文怀的是一种悲悯的心态来写作，纵使夫妇俩又转到乡下去了，但是战胜生活的是老七和丈夫之间的爱。“自然这里也有种种的偶然，并不是什么一切好的都可以不朽与永生。事实上，倒是有更多的无比伟大美好的东西，在无情的时间终于毁了。”④但是老七和丈夫守住了这份美好，或许说，这一开始，船上的生活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老七浸染之后仍归于了平淡，就是沈从文匠心独具蕴藏在其中的人性之美。这极小的一部分，因为未泯灭的真情达到了平衡，给予读者以亲近的坦荡质感，最后久久凝滞在小小的温情之中。

沈从文一生其实是三个阶段，三种身份：文学家、思想家、学者。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他的《小说习作选》里面的作品，姑且把对他的讨论范围缩小到小说家里。

刘西渭评价有两种小说家：一种是纯小说家，像巴尔扎克。还有一种是艺术小说家，像福楼拜。沈从文就是渐渐走向艺术自觉的小说家。什么叫做艺术的自觉呢？在我看来，就是不巧心营造或是蓄意地构建，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艺术。沈从文表现一端具体的生命，把对生命的美与热情赤诚倾注到人物当中，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他的作品，人物含有的理想，也都能被读者感知内化。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说明了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伟大作品的产生，就是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这是沈从文自称“乡巴佬”的内涵。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说自己照例有乡巴佬“根深蒂固的性情：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得诡诈”。乡巴佬在沈从文的心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不妨说也是他的文学信仰。在《新文人与新文学中》，沈从文描述了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文学家，不仅是同社会联系，也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爱憎不含糊，沈从文总结这些就是乡巴佬，乡巴佬“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

相比之下，柔石的小说以景物暗示和时间明示作为故事发展的主线，事件之间拼接的结构太过明显反而略显生硬。沈从文的小说行文自然，虽然叙述没有《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倒叙、插叙，但是由大及小的广阔视野，足见作者笔锋之游刃有余。

《为奴隶的母亲》最后意指在批判“典妻”这一制度，悲剧是必然的结果。而沈从文是爱他的人物的，总是受过欺侮与轻蔑，贫穷和苦难，但是总是波澜不惊的忧伤，结局的峰回路转给读者以最终的温暖。这温暖是真正的爱，不同于柔石小说中的两对不平等的夫妇，温暖背后也是巨大的悲情的付出与无奈。

一些感想——苹果树上的小枯叶

如果把沈从文比喻成一条河流，那这条河一定是表面波光粼粼，内里暗潮汹涌的。这就是所谓的一种朦胧感，沈从文自觉地把他所体味的田园湘西和真实社会的恐怖、悲怆结合起来。“有崇高感情但绝不忧虑才是好文学。”沈从文做到前一步，而后一步在他对待文学或是个人生命的时候都是时断时续的。沈从文对他笔下的人物倾注了太多的情感，文章没有斧凿雕琢的痕迹，也没有华丽辞藻的浮饰，但是就是给读者留下了美的感受，心灵上也能达到至纯至净的涤荡。但这一气呵成的文章，不免有些语言叙述的凌乱。

《丈夫》一篇中，妻子的名字是“妇人”“女人”“老七”“女人老七”四个不分次序使用的，虽然读者能够理解小说，但是仍觉得在人物众多的小说中，应该注重人物名称清晰的特点。而像《为奴隶的母亲》中，妻子的多用第三人称的“她”来指代，不得已用到“妇人”时，也能够和“老妇人”区别开来。

注释：

①1930年的12月《文艺月刊》：《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

②《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

③《丈夫》

④《抽象的抒情》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九[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 柔石《柔石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

[3] 金介甫《凤凰之子》[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4] 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