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研究

李艳婷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宋代书院研究

李艳婷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宋代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既不是官学，也不是一般的私学，这体现在它系统地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上。在宋代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书院教育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型，最终创造了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宋代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科举教育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世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书院 科举制度 理学 教育

书院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种特有的教育形式，起源于唐代中期，其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于后周。到了宋代，书院作为主要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开始进入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对宋代深厚人文特质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与官学、私学、科举制度及文化学术思想的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科举制度与宋初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

宋朝政权建立之初，国家摆脱了自唐中叶、五代以后长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士心向学，政府也开始施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看到了科举取士对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作用之后，宋初诸帝尤为重视科举。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即开科取士，此后取士规模不断增加。太宗、真宗至仁宗庆历四年共“开科26次，录取进士5337人，诸科进士11877人，特奏名5807人”，平均每科取进士205人；“宋太宗即位时复试礼部所上合格人姓名，取进士一百九十人，诸科二百七十人，十五举以上一百八十人，共五百余人。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取士规模”。宋初取士不仅规模极大，而且士人待遇优厚，晋升也快，“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在如此优厚之功名利禄的刺激下，天下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这一因素也极大促进了各级学塾的发展。

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因素，宋朝政权时时受到威胁。宋王朝建立后用了二十年时间才征服荆南、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完成统一大业。而且“北方强辽压境，幽云十六州尚未恢复，西南大理、吐蕃也各自为政，1032年西夏崛起于大漠，兵迫西北”。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宋朝统治者致力于政治军事的统一，而无暇顾及教育的发展，而且连年用兵也消耗掉了大量的财力，基本无力兴办学校。宋初的八十三年间，最初只有国子监，宋太祖虽下令增修并三幸太学，还于建隆三年夏亲会生徒讲说，但直至开宝八年，生徒尚不足七十人，“且有系籍，不至者”。太学已然如此，各级地方官学更是有名无实，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科举对人才的需求、士子就学读书的要求与宋初官学的不景气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朱熹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学，往往相与择圣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装之，若此山（石鼓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学；“择胜地，立精舍”正是创建书院讲学。如此看来，那时的书院已然承担起了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重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作为一种学校制度被确定下来，并推动书院教育的发展，逐渐涌现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

由于宋初书院是在科举需求人才、士子要求读书，而宋初官学不景气的背景下兴起的，时代赋予了书院为科举培养人才的任务。此时的书院已不只是藏万卷书的场所，更是培育科举人才的基地，扮演着替代官学的角色，以满足读书人的求学入仕要求，缓和官学与科学脱节的矛盾。这一特殊角色的成立，直接导致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也即教学授徒、科举入仕，这种被强化了的教育功能，也对后世书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自北宋立国时的建隆元年直至庆历兴学的八十三年时间，可以认为是宋代书院的初创阶段，也即是教育功能强化期。

二、兴学运动与宋代书院职能的转变

宋初强化科举，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固然调动了读书士人的积极性，促进了读书风气的兴盛，也使书院得到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但是由于取额过多过滥，读书士人为逐名利，埋头读经，不务实学，且作弊流行，毒化了社会风气，难得有用之才。就连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科举弊端丛生，景德二年宋真宗就下诏书指出：“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竟斯甚，缭滥益彰……仍委礼部贡院，自今科场，务精考试，无容滥进，用革浇风。”（《宋史·真宗纪》）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社会风气终难扭转，科举之弊，愈演愈烈。统治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背道而驰，不得不设法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对文教建设的方针和工作重点重新审视，理顺培养人才与选用人才的关系。

这时书院的发展状况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尽管创办了一批书院，但限于种种条件数量难以增加，规模也难以扩大。“北宋前期，全国仅有20所左右，最大规模的岳麓书院，最多也就数百人就读”。这些现状说明，宋初统治者强化科举考试制度，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的方针陷入了新的困境，必须做必要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官府办学，将朝廷文教建设转移到重点兴办官学的轨道上。兴学运动已是大势所趋。

庆历四年，在范仲淹的主持下开始了北宋的第一次官学运动。自庆历兴学之后，官学逐渐发展起来，并确立其权威地位，书院代替官学的使命完成，政府对书院不再热心和提倡，而且官学的待遇优厚，条件优越，士子乐于就读官学。之后又连续在熙宁、崇宁年间兴起两次兴学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民间或私人办学很少顾及，以至于宋初一度兴旺的书院在兴学运动中反而日渐沉寂，“宋初建立的书院，在官学运动中，或被废弃，停办；或改作他用；或被僧道所占；或改为州官学，所存无几”。尽管朝廷从未采取过任何限制或约束书院发展的措施，但三次兴学运动客观上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削弱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自庆历四年始至绍兴末年，经过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几次兴学，无论东、西、南、北四京的国子监，还是各府、州、军、监，以至县城的地方官学都有所扩展和建置，形成了书院与官学并存的局面。尽管宋初的一些书院或消失，或被破坏，但同时又兴起了一批新的书院，可见这时的书院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正如《续文献通考》云：“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只是没有前期那么令人瞩目。

在失去承担官学的职能之后，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开始逐渐与宋代的学术发展和需要结合起来，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研究和传播学术的基地，这是书院发展的一个转型期，即由替代官学转向学术研究与传播，同时也预示着书院的发展高潮即将来临。

三、理学的兴盛与宋代书院鼎盛期的辉煌

随着宋代学术的发展，尤其是理学的兴起，特别是二程的书院教育，书院开始具备了研究和传播学术的功能。“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为了创建洛学体系和传播洛学，曾在嵩阳书院讲学，程颢在河南扶沟县创建明道书院，程颐在伊河附近建伊皋书院。”这说明，宋代文化和学术的繁荣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并直接促成了南宋书院的蓬勃发展局面，使书院最终成为了研究、传播学术思想和培养人才并重的基地。

南宋书院的勃兴自孝宗隆兴元年开始，直至南宋灭亡，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达到了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较之前代显得更为成熟和富有张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过宋王朝南渡后几十年的发展，到了孝宗统治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逐渐稳定下来，统治者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限制也逐渐松懈，开始肯定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宋理宗即位后，对于理学的态度更为热情，“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之道”，“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而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旋改徽国公”。不久，又下令将“周、张、二程和朱熹一起从祀学宫”。这样，程朱理学一跃而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与此相一致，对于各地书院，他们也一改原来漠不关心或压制态度而积极加以扶持。尤其是理宗、度宗两朝，最高统治者向书院赐额、任命书院山长、教授和向各地书院赐田几乎史不绝书。上行下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朝野上下都视创建书院为荣，纷纷以各种理由来建立书院。书院建立者的身份，也颇为复杂：有各级贵族和官吏，有学者。此外，以地域为主的乡人公建书院、以血缘为主的族姓公建书院也不胜枚举，几乎遍及各个阶级和阶层，甚至官办书院数量也迅速增长。中国书院进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南宋理学学派林立，流派繁多，除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之外，还有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金华学派和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等。此外，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对南宋书院的勃兴也有相当大的作用。这些学派彼此之间对峙的同时，为了扩大各自的影响力，都十分重视学派之间学术思想上的交流，而作为教学和学术研究基地的书院就自然成为传播各派学术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交流的形式中最有特色的即是会讲制。会讲就是士人们相聚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朱熹称作“会友讲学”，张栻则说是“会见讲学”，如著名的朱熹、张栻朱张会讲，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的鹅湖寺会讲等。书院对不同学术派别之间交流的重视，使书院成为各地的学术文化中心。学术的繁荣不但给书院带来生机，更成为了书院发展强大的内在动力，而且在当时思想界、政治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书院已经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的书院还有着几个显著的特点。不仅在数量上大增，规模也有所扩大，而且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也进一步丰富充实，藏书、祭祀、讲学都受到充分的重视，甚至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为宋代及后世书院的制度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总结

宋代书院教育的几次转变，是主动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调整。正是这一系列适时的转变，才使得宋代的书院更加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承担了部分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学所不能具备的文化教育职能，并最终引起了宋朝统治者的重视，推动书院的发展和官学化倾向，使之几乎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官学。同时也使得书院的内涵更为丰富，作用也更加不可替代，最终为后来的元代所继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