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历史风云的庐山牯岭饭店

贺伟

在民国时期，庐山高档次的接待公寓，除了仙岩旅馆，就数牯岭饭店了。

牯岭饭店位于长冲河上游的黄金地段，地理位置极佳。建于1918年，最早的主人为英国人伊文思。牯岭饭店面积近800平方米，至今，饭店的名称“KULING HOTEL”还清晰地印在墙上。

牯岭饭店为长方体，石构两层，屋顶采用坡度极小的缓面屋顶，以避免房屋整体过于高大，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上下两排窗子体积很大，给人玻璃墙的感觉，窗子造型也颇为讲究，上部为半圆拱券式，用精制方石砌成窗额。每扇窗户由左中右三排小窗子组成，中间主窗高于两边副窗，主窗上部装饰有三个小方窗，两边副窗上方则装饰着由多块小方格构成的直角三角形，整扇窗户显得丰富多彩。牯岭饭店的后面还建有一个小花园，园中林木葱郁，绿草茵茵，一个精致的六角亭为花园增色不少。

和仙岩旅馆一样，牯岭饭店的服务设施和收费都是一流的，能够入住牯岭饭店的都是不一般的人物，牯岭饭店自然是阅尽历史风云，述说不尽难以磨灭的往事。

牯岭饭店与《塘沽协定》

1933年5月27日上午，牯岭饭店的一间客厅内，聚集着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国民政府要人，他们有的默然独思，有的在小声交谈，气氛显得有些焦虑不安。他们正在等待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此时，在由莲花洞上庐山的小路上，一乘竹轿在快速地移动。轿夫已是汗流浃背，坐轿的人还在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轿夫实在抬不动了，坐轿人便下轿步行，轿夫抬着空轿紧跟，权当休息一下。等坐轿人走不动了，又回到轿上，轿夫发一声喊，抬起来飞跑。

坐轿人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北平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黄绍竑。他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等人已放下一切工作，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到来。

临近中午，竹轿停在牯岭饭店前。黄绍竑飞步跨入饭店内，当即向等候多时的蒋介石、汪精卫、孙科等人汇报一件中国近代史中赫赫有名的重大事件，请蒋介石等人做最后决定，这就是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向关内挑衅。1933年3月，日军占领当时的热河省，并进攻长城各关口。宋哲元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力抵抗，但日军仍然攻破冷口、古北口，进入关内，逐步完成对北平的三面包围。

日军的行为引起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应，要求政府对日军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径。但正在处心积虑筹划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红军的蒋介石不想与日军进一步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力图通过和谈妥协的方式，缓和中日矛盾。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与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相机行事，设法缓和华北局势。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北平政务会按照国民政府的旨意与日军进行谈判。日军态度极为骄横，提出中国军队一律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日军提出的方案实际上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军对东三省、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大门。

日军提出的谈判方案连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北平政务会都感到太过分，如果接受，定会遭到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对，激起更大的事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北平政务会不敢擅自做主，特派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黄绍竑专程上庐山，当面向蒋介石详细汇报相关情况，由蒋介石做最后决定。

蒋介石听完黄绍竑的汇报，当即表示可以与日军签订这个协议。黄绍竑提出他们的顾虑，孙科也说可否让日军也作一些让步，一味退让，定会激起日军更大的野心，不断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引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无法向全国军民交代。

蒋介石态度坚决地说：“攘外必先安内！诸葛亮北伐中原，首先要收复、平定云贵等地的蛮夷，劳军耗力，七擒孟获，既是高明、也是无奈之举。后院不稳定，如何能专心致志北伐？现在最紧要的事是剿灭苏区匪患。四次围剿红军都失利，尤其是几个月前的第四次围剿，50万大军，12个师的中央主力部队打先锋，都未能奏效，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不能不令我们反思，看来以前我们是太低估了红军的力量。如果我们现在把大量的军力、人力、财力投入到对日作战中，共匪更会乘机扩大势力，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威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剿灭匪患，巩固政权。然后才能谈到一心一意对付日军。因此，目前阶段日军的一切要求都可以答应，尽快签订有关协定，稳定北方局面。”

于是，得到了蒋介石明确指示的黄绍竑当天就下了山，赶赴北平。蒋介石随即给何应钦、黄郛发电，着令他们尽早与日军签订相关协定。

5月31日，《塘沽协定》在天津塘沽签订，中国军队在6月上旬完全撤出协定规定的防线，华北局势暂时得到稳定。

《塘沽协定》等于中国默认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合法，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虽然国民政府不敢公开全部协议内容，但仍然被透露并受到广泛抨击。19路军、东北军、华北军通电反对;中共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6月2日，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塘沽协定》遭到了极为猛烈的抨击，被指签订这个协定是“违法擅权”，后来由汪精卫出面“承担责任”。

庐山牯岭饭店因与《塘沽协定》的关连，也走进了近现代史册中。

林伯渠初上庐山下榻牯岭饭店

牯岭饭店自建成以来，先后住过的重要人物和各界名人不计其数，我们只能从中选几位来略加述说。

1926年12月6日，牯岭饭店四周突然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冰天雪地中站得笔挺，不敢有一个人跺脚、捂耳、搓手。牯岭饭店里住进一大批党政要员和军队高级将领，其中就有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部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他初上庐山，是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

牯岭饭店的设施和服务都是一流的，庐山的雪景是奇丽壮美的，但这些都没有使林伯渠心中感到轻松。他时而伫立在宽大的玻璃窗前，时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紧张地思索着当前的局势和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

林伯渠应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早与国民党发生关联的人。他1886年出生于湖南，17岁时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第二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林伯渠1905年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林伯渠本来在国民党内拥有大好前程，但他在接触了马克思学说以后，便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精心安排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会面。他还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进一步改组国民党，吸收大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林伯渠当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部长。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林伯渠愤而离开国民党中央，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建成北伐军的一支劲旅。

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后，本应按计划迅速北上，进一步扩大战果，可蒋介石却停在南昌不走。12月4日，蒋介石率一大批党政军要员上庐山，说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为什么要在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应一鼓作气彻底击溃北洋军阀的大好时机上庐山开会？还有什么比捕捉和掌握战场有利时机更重要的事情？莫非蒋介石另有什么打算？难道他要和已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决裂？难道他要和共产党分道扬镳？林伯渠疑虑重重。

果然，在随即召开的会议上，蒋介石违背当初北伐时制定的大政方略，公开提出不将北伐军总司令部由南昌迁往武汉，甚至提出要国民政府迁到由他的嫡系部队控制的南昌来。林伯渠预感到北伐战争有半途而废的危险，更严重的是国共合作的局面有可能遭到破坏，林伯渠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孙科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提议。但林伯渠心中仍很担心，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林伯渠的担心果然成了现实。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共产党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

时隔半年后的1927年7月19日，林伯渠再次上了庐山。这次他入住仙岩旅馆，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紧急会议。1937年7月14日，林伯渠第三次上了庐山，竟又是为了和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合作谈判。庐山见证了国共两党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的历史，几次重大事件林伯渠都亲身参与。

牯岭饭店作为林伯渠第一次上庐山的下榻之所，给林伯渠留下了深刻印象。1959年，林伯渠第四次上庐山参加中央会议时，特意领着夫人、孩子来到牯岭饭店，向他们回忆当年在此下榻的情景。

庐山改变了茅盾的命运

林伯渠1927年7月19日二上庐山，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几天后，另一位日后名满中华的共产党人也为了南昌起义上了庐山，入住牯岭饭店，未料却因意外事件而未能如愿，他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中国也许少了一个驰骋疆场的将军，却多了一位文坛巨匠。他就是著名作家茅盾。

1927年7月25日上午，两个青年急匆匆地沿着陡峭的山道向牯岭山城攀登，其中一位便是沈雁冰（茅盾）。尽管汗如雨下，他们却没有停歇一下，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牯岭。

他俩一登上山城，便发现气氛不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对来往行人盘查极严。为了安全起见，他俩决定下榻档次较高的牯岭饭店。沈雁冰原只准备在别墅住一晚，没想到竟住了近20天，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上庐山的沈雁冰并不是来旅游的，而是负有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使命。沈雁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就已经在上海加入了党的预备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后便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与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等人很早就相识。1926年，毛泽东任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沈雁冰任宣传部主任秘书，两人来往极为密切。

1927年7月下旬，沈雁冰接到党的指示，携带两千元支票由武汉火速赶往九江，然后去南昌。

7月25日清晨，沈雁冰乘船抵达九江，准备由此转乘火车去南昌。一下船，他就来到接头地点，见到了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和董必武。他们对他说：“张发奎的部队已控制了南浔铁路线，听说去南昌的火车已不通了。你马上去火车站看看，能买到票去南昌就去，去不了你就马上去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用再到这里来了。”沈雁冰听后，即刻火速赶往火车站，但为时已晚，客车票已停售。

正在沈雁冰一筹莫展之时，巧遇一位也奉命赶往南昌的熟人，他说可经庐山翻山去马回岭，再在马回岭车站买票去南昌，昨天郭沫若、恽代英也是取道庐山去南昌的。

两人当即乘车赶往莲花洞，然后急速步行上山，于下午3时到达牯岭，住进牯岭饭店。

两人放下行李，便匆忙出门打听消息，正好碰到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夏曦告诉他们，下山去马回岭的小道盘查极严，严禁可疑分子通过，风险极大，劝他们返回九江。那位同行者当即决定退房返回九江。沈雁冰想到党组织的指令，身上还带有经费，决定还是留住一晚，明天再想办法，看能否去马回岭再转赴南昌。

第二天上午，夏曦来告诉沈雁冰，去马回岭的小道已被封死，只能返回九江了。沈雁冰万般无奈，只好准备吃了中饭下山。

不想吃过中饭不久，沈雁冰突然腹中巨痛，狂泻不止，根本无法行走，晚上又发起高烧来。他不敢去看医生，只有请饭店服务生买些消炎退烧药来吃，折腾了五六天，才感觉好些。

8月初的一天，沈雁冰从服务生的议论中得知，南昌发生了兵变，贺龙部队反了。沈雁冰这才明白，党组织派他携带经费去南昌，是要他参加南昌起义，没想到却被阻于九江、庐山，而未能参与这一重大事件。

沈雁冰撑着病体再上街去了解一些详细情况，在街上碰到汉口的一位地下女党员范志超。她一见沈雁冰便大惊失色，说：“汪精卫、张发奎、黄祺翔等人正在庐山开会，商讨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事宜。他们都认识你，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会对你客气。你赶快回饭店，千万不可抛头露面，免得出意外，一有机会，我会安排你下山。”

沈雁冰只好返回牯岭饭店，整天待在客房里，饭菜都由服务生端到房间来。他实在闲得没事，就翻译一点随身携带的英文书籍。直到8月中旬的一天，风声稍稍有些平息，范志超才将去上海的船票送到沈雁冰手中。沈雁冰即刻乔装下山，去了上海。

到上海后，沈雁冰失掉了与党组织的一切联系，只有蛰伏在家中。他一面照顾病中的妻子，一面仔细思考这几年的经历，将这几年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思潮写成长篇小说《幻灭》，并第一次署上了“茅盾”的笔名，以后一直沿用“茅盾”这个笔名，以至真名“沈雁冰”都少为人知。

茅盾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又去了日本避难，在日本撰写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从牯岭到东京》。在这篇长文中，透露了他在庐山的逗留，却未挑明缘由。茅盾1930年回国，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名作相继问世，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

1940年，茅盾赴延安访问，当面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因被阻庐山、未能参加南昌起义和失去党的联系之事，要求尽快恢复组织关系。经中央慎重考虑，建议茅盾最好还是暂且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为党工作，这样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茅盾接受了中央的建议，此后再未向中共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直到1981年3月中旬的一天，已是弥留之际的85岁的茅盾在口述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郑重提出了恢复他党籍的要求。经中央批准，在茅盾的追悼会上正式宣布恢复茅盾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959年6月，时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茅盾来庐山疗养近一个月。他两次来到1927年下榻的原牯岭饭店，在楼房旁小花园的八角亭里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如果32年前，他没有受阻九江、庐山，赶上了南昌起义，那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谁都无法预料。

田家英在庐山感慨题联

1959年夏季，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入住原牯岭饭店。此时，它已不再叫“牯岭饭店”，而成为庐山疗养院的高级接待用房。和田家英一起入住这栋楼房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毛泽东兼职秘书、水利部副部长李锐等人。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夏天的庐山又凉爽、又幽静，可以避暑，远离尘嚣，大家称之为“神仙会”。

田家英等人入住的原牯岭饭店开始时也很热闹，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不时在各个房间以及后花园的六角亭里响起。田家英的心情也十分愉快，有时和各位领导研读毛泽东新近写的诗词《到韶山》、《登庐山》，有时和各位领导交谈各地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后的新气象、新情况。

田家英原是怀着困惑和沉重的心情上庐山的。会前他曾去老家四川的新繁县作实地调查。通过几个月的仔细调查，他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新繁县大丰公社在大跃进中曾放过亩产2.4万斤的卫星，他很怀疑，而社员们却不敢向他讲实话，生怕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很快，田家英便发现了那里仓库的秘密——厚厚的稻草上面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谷。一位会计又向他透露了真假两本账的内幕——应付上级检查，显示“大跃进”成绩的时候，他们用高产量的假账簿;而另外的一本，才是记载着实际产量的真账簿。回北京后，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他衷心盼望这次庐山会议能在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然而，随着7月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的气氛便慢慢变了。渐渐地，会场上的笑声少了，进进出出的人也越来越严肃。

作为负责整理各种材料、编写会议简报的田家英，最先读到毛泽东转发的彭总的信。他非常赞成彭总的基本观点，在后来的小组讨论会上，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7月23日，狂飙突降。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严厉批评彭德怀，会议气氛骤紧，会议方向急转直下，由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反右倾。局势变化大大出乎田家英的意料。田家英在小组会上遭到不公正的指责与批评，田家英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郁闷。

7月底的一天下午，田家英和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四人来大天池山道漫步散心。

一行人走走停停，来到一座精致的石亭前，亭子正中安卧一块巨石，石上刻满了字。田家英先看落款，说道：“哦，原来是王阳明的诗。”说着，田家英一字一顿地读着：“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田家英读完后说道：“这首诗写得不错，我早就读过，并且知道这首诗的成因，不想能在这儿遇上原迹。王阳明表面是写山上、山下如同两个世界的自然景观，其实诗里含有更深的意思。”接着田家英介绍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朝廷。王阳明当时任右佥都御史、赣南巡抚，明皇帝武宗朱厚照命王阳明就近统兵围剿。王阳明指挥江西一带的驻军与朱宸濠大战于鄱阳湖，击败叛军，生俘朱宸濠，向武宗报捷。谁知武宗的宠臣张永、江彬等人出于对王阳明的嫉恨，对武宗说王阳明早知宁王有叛心，密而不报，哪边得势就投靠哪边，不得不防。武宗听后，命王阳明在九江、庐山一带待命，等弄清事情真相再作处理。

王阳明正是在这种既悲愤又不安的心境中上的庐山。庐山的一种自然现象触动了他的思绪：山上月明星稀、风平林静，山下却是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农舍屋顶上压得严严实实的茅草都被狂风卷得漫天飞舞。同在一个天地间，只因位置的不同，区别竟是如此之大，身处两地之人又如何能明晓彼此的处境、心态。他不禁联想到，自己本是对皇上一片忠诚，拼着身家性命浴血彊场;而皇帝高高在上，又受到周围一帮人的蒙蔽，哪能体察自己的处境和真情！自己不但无功，反而要获罪，焉能不令人愤愤难平。

田家英向众人简单介绍了王阳明这首诗的成因后，又说了一句：“大自然是如此变幻莫测，人世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啊！”说完长叹一声，众人都默然无语。

一行人在王阳明诗刻前盘桓了好一会儿，李锐指着石刻上的石亭说道：“这么好的亭子，却无对联，岂不可惜，我们何不每人做上一副？”李锐话音刚落，田家英就拾起一根树枝，在亭前的沙地上疾写起来：“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副对联镌刻在岳阳楼上（原联上句为“四面湖山归眼底”），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脱化而来。田家英很喜欢这副对联，更熟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把这副对联移到庐山，正好婉转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境。

田家英回到住处，闭门不出，晚饭也没有吃。第二天早上，服务员小张进田家英房间打扫卫生，见书桌上、地板上摊着十几张报纸，上面浓墨酣漓，写的都是同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这是田家英的诗作，据说就是在庐山所写。

田家英因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受到了严厉批评，差点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毛泽东保了田家英，使他免遭厄运，但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

田家英在庐山侥幸逃过了厄运，但仅仅相隔7年，便为坚持真理而献出了生命。田家英在庐山大天池王阳明诗刻前的泥地上写的对联，深深地刻进了庐山的记忆之中。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