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见闻录：乌克兰的变化与挑战

张弘+丰亚楠

2014年10月末，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我们有幸对乌克兰进行学术访问。通过与乌克兰学者和基辅普通居民的交流，我们亲身体验到危机对乌克兰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新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经济困难和安全困境，深刻感受到走出危机不仅需要乌克兰人民自身的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

持续的国家危机使民族主义情绪盛行

苏联解体已经20余年，但是真正走进乌克兰社会，我们依然深刻体验到乌克兰社会与俄罗斯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乌克兰虽然形式上获得了民族国家独立，但是在文化和民族感情上还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两国政府在能源和经济领域的摩擦时有发生，但是在民间层面始终存在着特殊的好感。乌克兰居民向往欧盟的经济发达和政治民主，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这会招致俄罗斯族居民的子弹和炮火。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也没有在军事上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敌人，仍然将大部分军队部署在冷战时期预防北约进攻的西部地区，而在东部与俄罗斯交界地区仍然有更多的大型工矿企业及共用的电力、铁路和水利设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接壤的2000余公里边界上，基本没有军事设施。

但是，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改变了这一切。普通大众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变，从不愿意面对与俄罗斯为敌的感情中走向正视残酷的武装冲突对立现实。乌克兰政府的东部政策屡屡受挫，导致反俄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累积，主战派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因此受益，主张对俄战斗的政治力量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妥协的则被边缘化。在2014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虽然所有当选政党都支持欧洲一体化，但主战派政党却成为最大赢家。为了抵抗俄罗斯“志愿者”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压力，乌克兰不仅向欧盟和北约求助，也向本国居民募集军费。在我们到访的基辅商业机构和餐馆里，经常看到支持军队的募捐箱，深刻感受到战争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充斥乌克兰政坛，一方面将给团结大众克服政治危机提供可能，但同时也给恢复东部稳定带来不小的阻力。

残酷的武装冲突正在改变几百年来两个民族之间的认识，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被东部的流血武装冲突激发出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我们在基辅接触到一些乌克兰学者，他们的言论普遍流露出对普京的敌视情绪。他们的复杂情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情绪是仇视和反感。乌克兰人对于普京支持乌克兰东部武装组织、要求在乌克兰实行联邦制的建议感到愤怒。乌克兰学者直言，俄罗斯形式上是联邦制国家，但是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治权，地方发展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必须服从莫斯科。莫斯科将地方大部分税收拿走，留给地方的十分有限。反观乌克兰的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度，基辅将大部分的税收都留给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决定权。乌克兰虽然没有实行联邦制，但是地方政府比俄罗斯的联邦主体拥有更多的权利。乌克兰学者认为，普京的乌克兰联邦制方案只能导致处于武装冲突中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事实上从乌克兰分离出去。身为新议员的前国防部长格里岑科在一档黄金时间的脱口秀节目中称，他没有办法想象普京到乌克兰来会达成什么协议。虽然在“广场革命”中异军突起的极端主义组织“右区”在选举中未能进入议会，但是其领导人亚罗什却在单一制选区当选议员。

另外一类是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在遭遇了“失去”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武装冲突之后，乌克兰社会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同样感到悲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使俄罗斯改变立场，俄不断加强其在乌东部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俄罗斯还加强了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军事部署，派遣大量的先进战机和军舰进驻军事基地，给乌克兰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特别是在乌议会选举后，俄媒体不断透露出有可能对乌发起全面军事进攻。再次当选总理的亚采纽克也开始重提加入北约问题。他在演说时称：“有时候必须枕着手枪睡觉，因为敌人已经站在门前。”然而，美国和欧盟的回应确实让乌克兰人伤心。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日前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我认为，乌克兰与北约的伙伴关系是可行的，但不是北约成员国的关系。”他还认为，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加入欧盟是不现实的。

乌克兰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日益上升，直接导致政府在处理东部冲突问题上左右为难。一方面乌政府希望尽快实行停火长期化。通过开启与东部的政治对话，避免俄罗斯采取“更为直接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乌国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坚决要求政府增加军事打击分离主义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想法不仅在社会大众层面蔓延，而且在刚刚选出的新议会中也很有市场。民族主义议员大量出现在议会中，反映出极端右翼政治势力正在乌克兰抬头。总统波罗申科已成为民族主义政党发泄不满的对象，政府在内政、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引发新的街头革命。

经济必须靠“输血”才能得以支撑

在亲西方政权上台以后，俄罗斯不仅将天然气价格从原来268.5美元/千立方米的“兄弟友情价”提高到480美元/千立方米的市场价，还以检疫问题为由禁止进口乌克兰食品。混乱的政局和武装冲突已经让乌克兰几近破产，无力支付天然气款项，累计欠款达19亿美元。在美国和欧盟的主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170亿美元的贷款，世界银行则承诺在2014年提供30亿美元贷款。欧盟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16亿欧元的宏观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实施稳定经济和机构改革计划，并取消了乌克兰产品销往欧盟的关税。

2014年以来，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已贬值50%;外汇储备仅能够满足六周的进口需要，仅为审慎最低水平的一半;该国今年的经济产出将萎缩至少7%。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乌克兰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IMF承诺的 170亿美元及其他援助方承诺的100亿美元的援助，本来有希望帮助乌克兰度过一场危机。但随着乌克兰东部煤矿和钢厂生产受到重创，出口降幅达到两位数。硬通货短缺、银行放贷承压、俄乌危机至今仍未解决，加之联合政府组建过程缓慢，乌克兰金融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endprint

在我们刚刚到访基辅之际，就亲身感受到经济危机已经到了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由于外资出逃和财政困难，乌克兰政府已经失去了对格里夫纳汇率的干预能力。每况愈下的汇率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快速上升，通胀水平10月已经达到20%。对于平均工资仅有3000格里夫纳的乌克兰居民来说，货币贬值意味着生活愈发艰难。

乌克兰人对未来经济预期同样不乐观，普通居民十分担心金融机构破产，迫不及待地希望将银行里的存款取出。由于缺乏稳定的税收和外汇储备，政府拿不出特别有效的举措改变经济形势，同时还要积极增加国防开支抵御可能出现的安全压力。总理亚采纽克坦陈，在2016年以前乌克兰经济很难走出衰退，经济危机在短期内难以避免。东部持续的武装冲突已经成为乌克兰经济的巨大包袱，根据乌官方预测，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的20%。乌前总理谢尔盖·阿尔布佐夫11月对媒体表示，乌央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出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黄金储备，说明国家对金融市场已经失控，央行这些动作把乌完全置于对IMF资金和政策的依赖地位。由此可见，乌克兰经济必须继续依靠欧盟和美国的“输血”才能得以支撑，国际贷款已经成为避免国家破产的惟一选择。

欧洲一体化是乌克兰外交的必然选择

在短短的半年间，政府军与东部武装组织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已经升级为局部战争，造成超过4000余人死亡，冲突规模也从最初的枪战上升到武装直升机、狙击步枪和火箭炮的对攻。欧盟和美国的外交与经济支持已经成为波罗申科政府稳定东部局势的重要支撑。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之下，继续实行欧洲一体化已经是超越价值观，进而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层面的不二选择。

如果说过去乌克兰还面临着向东或向西的外交选择，那么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选择则不再存在。我们在基辅市经常可以看到巨幅的欧盟旗帜，特别是在乌克兰外交部和议会外墙上它们更是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加入欧盟和靠近北约已经成为乌克兰外交的现实选择。东部武装冲突不仅撕裂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民族感情和美好的共同历史记忆，也让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成为社会主流。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如今都将俄罗斯视为乌国家独立和民族安全的首要威胁。

乌克兰人也在反思国家危机，讨论问题的焦点从原来的东西方道路之争，转向对制度、领导人和外部因素的关注。

尽管如此，欧盟和美国并未如乌克兰预期的那样，无条件地支持其克服经济危机和安全压力。乌克兰政府不断的抱怨和不断的求助，在欧盟眼里已经成为永远填不满的经济“包袱”。由于担忧援助款项被腐败行为吞噬，欧盟和IMF在援助问题上附加了许多政治改革要求和财政条款。尽管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已经半年，但是政治改革迟迟没有进展，而新政府的腐败丑闻却不绝于耳。就在10月份乌克兰媒体爆出，出身于“广场革命”的卫生部长在采购医疗器材中涉嫌腐败，国防部官员在采购军工产品过程中收受贿赂。腐败事件让欧盟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援助力度开始放缓。今年乌克兰已从IMF和其他援助方那里得到82亿美元资金，但仍然不能满足财政平衡和支付俄罗斯能源欠款。由于迟迟未组建新政府耽搁了2015年预算案的通过，年底前已不太可能得到IMF的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央行在11月底宣布，它已接管该国两家破产大银行VAB和City Commerce。如果不能制止银行业问题变成系统性问题，将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有关乌克兰国家经济崩盘的预言不绝于耳，乌国内对国家前景的悲观情绪也日益发酵。

反思国家危机

乌克兰人也在反思国家危机，讨论问题的焦点从原来的东西方道路之争，转向对制度、领导人和外部因素的关注。持地缘政治宿命论观点的人认为，由于国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周边大国争夺的对象，而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对峙，使乌克兰逃脱不了沦为大国博弈棋子的命运。部分学者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关键在于精英的失败，独立以来没有出现一个有能力整合全社会力量以维护国家独立的强人。也有少数学者开始怀疑西方民主制度。他们强调分权的宪政民主制度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但同样缺乏对政府和官员的约束力，看似民主的投票选举制实际上只是寡头和大资本家控制和瓜分国家权力的工具。可见，乌克兰危机不仅是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大危机，也是西方宪政制度在乌克兰遭遇的一次危机。

当前，乌克兰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分歧、经济危机和族群矛盾，同时还需要应对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而且，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阻碍当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矛盾扩大化。但是，克服危机的前景并不是一片黑暗，依然存在着希望，因为21世纪的世界不再是完全遵循丛林法则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理性思维有可能战胜战争的冲动，国家利益有可能超越党派分歧。

（作者张弘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