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石晓洁

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石晓洁

企业区位选择受要素投入、市场、区位环境、交通条件等影响。当今社会，环境管制对其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不同时期，环境管制对其影响不同。目前环境管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分别从市场、政府和相关产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环境管制与企业区位选择实现良好互动的建议。

环境管制；环境税；企业；区位

企业生存的因素中有经济因子和非经济因子，经济因子考虑成本因子和收入因子，这无疑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的日益完善与多样化，非经济因子如区位政策、自然环境等等越来越受到关注。环境管制对其的影响日益显著。

一、早期企业区位选择概况

（一）古代时期

由于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所以没有所谓的企业，最为常见的就是集市和店铺，可以看成最早的商业活动，老百姓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那时并没有高深的经济学知识，人们只是跟随大家的偏好，现在来讲就是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自己的供给活动，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一切行为的发展不必考虑过多额外的因素，自然环境提供的都是服务，而当时的“企业”并没有对环境有什么损害或者即使有也在环境的自净范围之内，所以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二）改革开放初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这些都是建立在牺牲环境的代价上的，大量的能源被利用，由于我们的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企业的产出完全依靠大量的投入，使我们的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负荷也越来越大。这样企业的领导和员工们就没有注重环境质量意识，他们想的只是提高产出增加GDP，其他的并没有意义，都会觉得环境是共有的、无价的。自己的行为无需对环境负责。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很高，稳定在8%以上。我想这时环境虽然遭到破坏，但基本上不对企业的区位有所影响，不形成对企业区位的约束，提供的也只是支撑和服务的作用。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环境对企业还有正的促进作用。所以，此时的企业，仍按自己的路线发展，原料指向型的就接近原料地，劳动力指向型的就靠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能源指向型的就接近能源成本低的地区。

二、现阶段

如今，环境问题的恶化深为我们大家所知，20世纪60年代以来，蕾切耳卡逊《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唤醒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改革开放确实把人们的经济提到了较高的水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确实落实得很好，但是，庞大的GDP下就是真正的社会总价值吗？它没有把巨大的环境效益损失掩藏起来吗？现在，环境的污染逐步对人类生活形成威胁，不合格水的饮用、大气污染对人身体的损害、固体废弃物和噪声都对人类形成很大威胁。同样，也形成企业发展的瓶颈，所以我们逐步关注环境问题，环境管制体系也不断完善。下面就环境友好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分别展开简单分析。

环境友好型企业，是指经济效益突出、资源利用合理、环境清洁优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典范。环境友好型企业在清洁生产、污染治理、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他们能够有效地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以高限度的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所产出的污染物在环境的自净范围之内。根据物质平衡理论，从环境中获取的物质等于资本积累和废弃物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能够把从环境中获取的物质最大程度的转化为资本积累，还能促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所以对环境的损害很小。当给予该企业一定的环境管制标准时，由于自己本身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该标准，环境管制对本身的发展不构成约束，短期内不形成对企业的压力，但是企业有面临其他企业不断竞争的压力，迫于外界的形势，也会激励自己发展先进工艺，争取创新，争做企业的典范。此外，也可以形成兼并和收购，环境友好型企业整体的技术性强、生产率高、循环利用率强，可以带动其他小型企业或缺乏活力的大企业增强动力，实现规模经济，同时由于知识的溢出作用和技术的外溢，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增强社会的总福利。这就是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良好区位选择。

污染型企业就是企业的生存完全建立在环境基础上，企业的每一份产出都会增加环境的负荷。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的迅速提升使经济社会全面提升，逐步实现我们的三步走战略。可是，看一看周围的环境与资源，谁能保证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在完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森林锐减，可利用资源的减少，环境在一步步受到伤害。所以，在这种浪费、污染的状态之下，政府也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争取改善污染型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对经济生活造成的损害，尽量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人们的重视与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管制体系逐步完善，有命令型手段和市场激励型。命令型主要有法规、政令、环境标准；市场激励型有庇古税和科斯手段。命令型手段主要是一些成文的制度和规定，比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等。

三、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

（一）排污费

排污费是针对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费，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差，即征收的排污费等于边际外部成本，当政府征收排污费时，厂商可以缴纳排污费、缩小生产规模或者进行治理污染的设施投资，当企业对环境的损害相对小时，减小规模是达到一定环境标准比较好的选择，但这样更难达到规模经济，无法利用规模经济的潜在优势，如降低成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投资，这样，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就有必要考虑到集聚效应，看一下该地区是否能够形成产业集群以发挥整体优势；当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时，进行治理污染的投资就是适宜的，但前提是进行投资治理环境后所带来的收益高于为此支付的成本。当然，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也可以考虑横向一体化来加大规模，前提是一体化之后带来的总收益高于为一体化支出的总成本，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增加也使环境效益有所提高。该项庇古税的环境管制政策极大程度地依赖政府，因此需要政府以高度的责任心关注本地区企业的成长、起到鼓励和监督作用、制定出合乎企业需求和人民需求的政策，更好地为本地区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做贡献。

（二）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交易，以此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其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制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指标并据此评估该地区的环境容量继而推断该地区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标准单位即若干排污权，政府选择不同方式分配这些权利，然后由排污者经由排污权市场自主决定排污水平。该项排污权是可以进行交易的。排污许可证的市场价格与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相等。这样以来，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环境达标，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购买排污权，边际治理成本越高，其购买价格就越大，当价格过高时，企业宁愿选择撤退该区位或到大型的工业园区进行污染的集中治理；当价格在其可接受的范围内时，就可以通过该项交易使环境污染排放“达标”，但是，总的来看，总是有一些企业让渡了自己的排污权，这就要求这些企业进行技术的创新使自身向环境友好型企业发展，这些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就应该向高科技产业群地带进行转移。另外，环境保护组织如果希望降低污染水平，可以进入市场购买排污权，然后把排污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再出卖，这样污染水平就会降低，环境质量也会得以改善。这样，某些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排污权，在政府的监督下就不得不撤出从而同样形成大型的工业园区对污染集中管制。

产业结构的转移带来污染的转移，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受到土地、资本、劳动力、环境保护的限制发展受到瓶颈约束，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向中西部的转移，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的转移，为了避免政府部分的环境压力，将低端产业即高污染型企业转移出去来提高本地的环境效益，而中西部迫于经济落后的压力，完全接受向本地区的转移。从整体上看，这丝毫没有改善我们的环境效益，反而使其污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扩散，表面上看来，中西部的环境优势是东部企业区位转移的便利之道，实则丝毫没有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希望以后政府提高污染企业转移的门槛，加大监管力度，对不达标企业严格限制其进入性，时刻将环境效益牢记在心。

四、环境管制存在的问题

环境管制政策确实有利于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提高社会总福利。但是，由于其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难免有一定的缺陷。

第一，政府的低效率。政府作为领导人，其决策必须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之上，如果将私人利益考虑在内，无疑会降低集体利益，甚至会误导整个地区的发展。

第二，企业有一定的被动性，缺乏灵活性。他们只在既定的税费或排污价格下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标准就有动力，当然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企业更大的发展方向，他们以为达到标准就达到了完美，不能更进一步地形成激励；还有，排污权价格只是一个量化，能否真正反映其价值还有待于解释。

五、促进环境管制与企业区位选择实现良好互动的建议

第一，加大对政府的监督是重中之重。

第二，改善市场环境。需要市场的公开、透明与完善，市场的完善程度决定了信息的透明度，只有信息完全透明，一切政策才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三，要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中国是法制社会，一旦有更好的法律保障，也就具有了权威性，我们才会受更强的约束去行动。

第四，加大政府部门的分工与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对当地起着决策领导的地位，其工作的有效性决定着地区的发展。

第五，相关产业政策的支持，一般来说，活动具有扩散性，局部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整体，所以，全方面的支持很有必要，产业政策的维系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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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洁，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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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428（2015）08-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