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文字整理 本刊记者 郭树宾

吴敬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文字整理 本刊记者 郭树宾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是一种机遇，也许更是一种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

2014年11月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主席提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是一种机遇，也许更是一种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的挑战与转向。就此观点吴敬琏并对此进行了阐述—

挑战与转向

进入新常态，为什么是一个挑战呢？吴敬琏说，这是由中国新常态本性决定的。我们讲这个新常态，大概归结起来就是两点：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第一句话叫做“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第二句话叫做“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

而“转入”与“转向”这两个词语，都是进行时。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两个转向的进度不一。

第一个转向已经是事实了，大概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就从10%以上的增长率一个一个台阶地下到了去年的7.4%，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7%。今后，它有可能还要会往下变成中速增长，稳定在这个状态下。

粗放与集约

谈到另一个转向，他说，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粗放和集约”这个词是苏联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我们一些留学苏联的经济学家把苏联的讨论引进来，当时他们把它翻成前一种叫做外延增长，后面一种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翻译叫做内涵增长。后来我们制定“九五”计划时，发现经济里面一个重大的问题就这个增长方式问题，写进中央文件时用的就是“粗放和集约”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好多问题，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创新，技术创新等等，其实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粗放”，过去太粗放要集约。这件事情问题就是它还是进行时，其实1995年的“九五”计划规定到今年，整整20年了并没有实现，现在得赶快实现。

吴敬琏讲到，特别重要的就是要靠有效的增长解决我们碰到的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社会上的矛盾，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所期望出现的新常态是速度不那么高，但是效益有明显提高的新常态。

全面深化改革

吴敬琏指出，西方国家主要是个人负债率高，而我们国家居民的负债率并不高，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很高，特别高的是企业的负债率。

去年，社科院等一些机构经过测算认为，2010年以来政府的负债率和企业的负债率都比较高，这从国际经验来看就是有一点风险了。应思考一下有什么办法，既能应付眼前的问题，又能解决长期问题。

他说，在采取措施、控制化解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风险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技术创新，结构的改善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西方国家主要是个人负债率高，而我们国家居民的负债率并不高，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很高，特别高的是企业的负债率

具体说来，首先就是控制化解风险。各地地方政府的债务怎么化解？财政部出台了一些办法，首先把它固定下来，然后，允许各个地方发债来应付马上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务。还有，比如说偿还货有债务，社会保险基金，因为老职工的社会保险基金没有偿还，所以它这个缺口还是很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拨付国有资产给社会保障基金，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或者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去管理、投资。还有其它一些，比如说对于那些“僵尸”企业，没有生还希望就得清盘；如有，采取破产保护下的重整。

他认为，上述这些情况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积极推进改革。小改革就能取得效果，那大改革更加会发挥效率。

同时他指出，应该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因为虽然国有企业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占优势，但是，重要的资源，重要的行业都是国企占主导，他们使用社会的资源效率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影响很大。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革里面，要把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转向以管资本为主。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改革，比如说创新。他认为要用市场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来说，他们现在存在一个对未来的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他建议按照1998年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时做的全面的研究，整套的办法去支持民营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李克强总理说“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需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和一套制度。

(摘自吴敬琏在"2015中国汽车论坛"演讲实录《吴敬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挑战与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