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岁月（二篇）

石英

走时脸红，回来时天红

这件在今天听起来也许只是付之一笑的小事，在当时可是极不平常的奇事一桩。要不然，当我老了以后怎么还记得这么深。

我刚参军时，曾在连部当了不足一年的通讯员，还有一个叫小常的是文书，我们俩在“连首长”手底下当“小鬼”。真的，如是搁在今天，都是地道的小孩子家。可在俺老家解放区，小小的年龄参加革命是常事儿，自己甚至别人都不拿着当小孩看。也许正因如此，若干年后我在一篇长文最后命题时，提笔写了七个字：“战争中没有小孩”。

当时我们的部队驻连胶济线以北一个河边的村镇。一家人口不多的殷实小户成了我们连部的临时房东。我们连部住东厢房，小屋一明两暗三间只有房东母女二人。据村长说这家女主人守寡多年，眼前唯一的闺女长得挺俊，那年才十七岁。部队住在老百姓家，极少打扰，就连借个用具啥的连长都反复叮嘱我们：能不麻烦就不麻烦。所以，彼此进进出出都很客气，话说得也不多。没成想：女主人竟自相中了连部的文书小常。后来才知道，她向村长透露了她的心意：想叫小常做她家未来的上门女婿。当然，不是马上，是先订好，过几年打完仗再成亲。

其实，小常才十六岁，比那闺女还小一岁。他是我东面邻县的海边孩子，比我大一岁，初中毕业后参的军，算是部队中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所以小小年纪就做了连部文书。他平时话语不多，特别腼腆，对于“对象”之类的问题，同我一样，也还是未开窍的年龄。但他长得很俊秀，苹果脸像粉团那么白净。也怪了，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再烈的骄阳也晒不黑他的皮肤，就像是特殊的天然色。也许是由于这种长相的缘故，才引起了房东母女的青睐，却也因此招来了这场小小的麻烦。村长还真地向我们指导员转达了女房东的意愿。指导员听了，脸一沉，按他平时的习惯说法“乱弹琴”刚说出一个“乱”字，又改口说“开玩笑”！看来，他不想因此而闹得彼此不愉快。在这当中，我算是“局外人”，年龄又最小，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小常文书情绪上的变化，尽管他和那闺女并没有说过几句话，却看上去内心还是有所触动。几天里，他总是脸红，不是脸红——是那种傻乎乎模样的，是做了啥错事心里害怕那样的红。

好在几天以后，部队就转移至胶济线以南，为保证兄弟部队顺利歼灭胶济中段张（店）、周（村）之敌，担任阻击东敌西援的战斗任务，张周战役结束，我部又回到胶济线以北休整，仍驻三个月前驻过的沿河村镇一带。

然而，哪知一个月前，就在一个集日，两架PS1野马式蒋机突然飞临这个村镇上空，盘旋两周后，便对正在赶集的无辜百姓投弹扫射，该镇西半部沿街两侧的商铺民房基本被毁，百姓死伤数十人。在解放战争中，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并不罕见，自日本投降后，我在老家就经历过非止一次的美造蒋机“炸集”暴行。也就是说，强盗的肆虐多次发生在乡镇和县城的集日。当时我还有些懵懂：他们为什么要对手无寸铁的非战斗人员也滥施杀戮？参军后连长才告诉我：这一是对解放区人民泄愤，因为他们觉得老百姓多数已被“赤化”，是倾向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二是蒋机为向上司报功，通过“炸集”摄影，吹嘘他们又消灭了多少多少共党和“土八路”。在当时，他们虚构战绩已成家常便饭。这处村镇正处于解放区和边缘区之间，所以遭此浩劫。

这时，指导员向我和常文书挥手：“走，到老地方看看去！”我明白：他所说的“老地方”就是三个月前我们住过的镇西头。我心里想：要不是连长在阻击战中腰部负了重伤，他那个急脾气，肯定是早就要去看的。

当我们走到那里，眼前全是断壁残墙和破烂的家具之类，还有的就是燃烧过的灰烬。我们三人谁也不说话，却不约而同地在心里约摸那个原址寻找过去。我的眼尖，最先看到了一只被砸瘪了的白铁水桶，断定是我和小常为房东抬水的那只，因为上面有“乐善堂邱证”五个黑字。而小常也找到了一把被烧成半截的竹扫帚，这也是我们为房东扫院子用过多次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母女二人住屋小院的原址，可是所有这一片地方，她们还有邻居们以及那位为房东传话的村长都不在，都不见了身影。他们都去往了哪里？是逃避到别处投亲靠友，还是……我特别注意到，小常的眼睛里已涌出了眼泪。其实我自己也憋不住想哭。再看指导员也紧紧地绷住嘴，一句话也没说。此刻只有小常缓慢地还在地上仔细寻找着什么，但毫无所获。

我一抬头，望着西北方天空。两小时之前这里下过一场雨，夕阳此刻被一片灰云裹住了，所以东面天空并没有彩虹。但在西面灰云的上方，好像被挤出一匹绛红。是静得喘不上气那样的红，是瞅着带苦笑那样的红。

不知怎么，我下意识地觑了一眼小常：三个月前我们走的时候，他一直脸红;而现在，却变成了天红。

我们的事务长匆匆赶来，向指导员报告：“房子在村东都找好了，就是挤一点儿。”

指导员有些瓮声瓮气地回答：“挤点也好，能住就行;赶明儿组织一下人，把这边该收拾的好好收拾一下。”

这时我才觉悟：指导员他们事前已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就是要带着小常和我这两个初经世事的小兵实地看看这番情景。

重会突破口

我是参军四年后才第一次回乡探亲。老家交通不便，不通火车，我下火车后必须在V城再乘长途汽车三百多里才能到家。我对V城印象极深，这一是因为我参军后首次经历的战斗就是对此城的攻坚战;二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同寻常，紧接内地和半岛沿海的走廊地带。所以当日国民党军也派了几个连的兵把守，攻坚战打得非常激烈。我清楚记得我军的攻城爆破口是在城西北角上，那一声震天巨响就在北处轰开了“固若金汤”的高大坚固的城墙。

但炸开一个口子，并不等于可以就此畅通无阻。在这里曾经过反复争夺才粉碎了敌军“堵口子”的努力。不必说，先头部队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代价，我记得的就有先锋连一排副排长、二班长还有一位人称“小老虎”的英雄战士小罗在此牺牲。因此，爆破口对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记忆。

也巧了，这次在此地转车还从城西北角经过。我不禁一惊：怎么？四年过去，爆炸的突破口原样儿还在，只是出奇地静默，静默得有点肃杀，竟使我忘记了急奔汽车站去买车票。为什么没有进行修整，依然破破烂烂地堆在那里？为什么没有像我所在的省会大城市那样，依原状移向市博物馆永久地展出？难道是因为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眼前还顾不上这里？

在那个年月，我不愿如此揣度当地的有关工作同志，而宁愿从积极方面来理解他们暂时不动的真正用意：也许为了展示原始的真实，让更多的后来人凭吊那惊心的一刻;甚至为便于人们前来寻找被残砖乱石掩息了的血光;亦可借用这些被血渍浸染的砖石作为“秤砣”，来计量牺牲代价有何等的分量。

当时作为一名小机要译电员，我深知通向胜利的进程是多么的不容易。从突破口到敌城防司令部虽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却可以说完全为“冲杀”“争夺”“肉搏”这些字眼所垒筑。敌人的美造汤姆生冲锋枪和火焰喷射器绝对不吃素，也不像后来的某些电影所表现得那么简单那么轻松。不怕死是因为在血肉拼搏中忘记了死亡，只想着为后来人蹚平道路。我所认识的副排长就非常相信：“后人一定会记着我们。”

我与他认识完全出于偶然：一个月前在雨夜行军时，他在前面大喊“掉队的赶快跟上来”。从口音上我判断他一定是本县的老乡，后来才知道我们俩的村庄才相隔三里地。他个头很大而且极壮实，比我能高将近一个头。他面部最明显的特征是嘴唇挺厚而且有些外伸。但看上去并不丑，显得厚重而坚定。在清扫外围的战斗中，排长不幸牺牲，连长和指导员指定副排长代理排长，谁知他愣是回了句：“打完仗再说，先干着！”

或许乡土情是一个原因，副排长在突破口牺牲之后，我心里觉得格外地痛。从与他认识到他“走”，才只一个月零三天，对我来说，却如同失去了一位至亲。所以当四年后我又来到这个突破口，整个神思如同定住了一般。我预感到：不会第三次还经过这里;即使还有机会过来，突破口也不可能再保持原样。

就在这个时刻，我眼前出现了一种幻觉：竟恍惚看到副排长还有二班长和小罗都在爆破口持枪站着。一个个表情都很严肃。哦，他们原来没有走，还恋着什么？是为了向后来人证明历史真相的确凿无误？还是在守卫？为防日后某些贪图私利者，将浸染血渍的城砖当古董去换钱？也或许还有某些目光短浅者，洗掉了血渍拿回家去垒鸡窝？

哦哦，当我回过神儿来之后，才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我的多想，还是副排长生前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后人一定会记着我们！”

那原汁原味的乡音回响在我的耳畔。我离开此处，大步奔向长途汽车站。果然，此后若干年，由于改道换车更加方便，我没有再经过V城，当然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个当日的突破口。但这个深刻印象是抹不掉的，无情的时光几十年后也没有冲淡我对此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