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时期汉中的社会生态

陈海儒++李巧宁

摘要：西北联大时期，汉中人口膨胀，交通落后，商业迅速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发展。虽然百姓重享受，但因苛捐繁重、各种摊派频繁，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困苦，衣着、饮食、住房都很简陋。1938年、1939年，鸦片售、吸依然严重，但在地方政府努力之下，1940年以后，烟毒泛滥的情形大为改观。日本飞机袭扰汉中城区数百次，造成严重的人口与财物损失；其他县区比较安宁，很少遭到轰炸。

关键词：西北联大；汉中；社会生态

1938年3月，战乱中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为寻求一个比较安定的办学环境，翻越秦岭，迁至汉中，4月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各院系分布于今汉中市汉台区、城固、勉县的一些公房乃至寺庙中。1938年7月-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陆续和其他一些院校的相关专业合并另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一经组建，即在当时的武功（今杨陵）办学，其他四个院校继续在汉中办学，直至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4年全迁兰州，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迁到咸阳，国立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1946年迁到西安。汉中时期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虽分立，但在师资聘用、教学设备使用、社会服务等方面多有合作，时人一直把它们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一起笼统地称为西北联大，学术界为研究方便，也沿用此称呼。

社会生态是指人们的生存环境与状态。了解西北联大时期的汉中社会生态，是认识西北联大的基础，因为任何历史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的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北联大既受到当时汉中社会生态的影响，也作用于汉中社会生态，甚至对陕南社会变迁产生了诸多影响。

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西北联大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①、师生生活②等，有三篇文章③涉及西北联大对办学地汉中的影响。至于西北联大办学的外部环境如何，尚没有专门论述。本文拟以地方文史资料和相关回忆为主要史料基础，尽可能地勾勒西北联大时期汉中社会的风貌，为深入认识西北联大提供一幅广阔的社会背景图画。

一、汉中市的行政建置、人口与日机袭扰情况

本文所指的“汉中”是1996年2月国务院通知成立的陕西省“汉中市”，下辖汉台区、南郑县、城固县、洋县、佛坪县、西乡县、镇巴县、勉县、宁强县、略阳县、留坝县等1区10县。

民国时期，今天汉中市辖区的行政建置发生过几次变化。1928年，今汉中市境内有南郑县、城固县、洋县、沔县、西乡县、镇巴县、宁羌县、略阳县、留坝县、佛坪县、褒城县等11县，均为陕西省直辖。1935年，陕西省设第六行政督察区，辖南郑县、褒城县、沔县、略阳县、凤县、留坝县、洋县、西乡县、佛坪县、城固县、镇巴县、宁羌县（1942年改名为宁强县）等12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南郑县城区。[1]10直到1949年12月汉中解放后，行政建置再次调整。

西北联大时期，今汉中市辖区的行政建置即为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区及其下属的12县。当时的“南郑县”，大体包括今天的汉中市汉台区和南郑县北部部分地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所在地当时均属南郑县辖区。西北联大时期的褒城县属地划归今汉台区和勉县。沔县1964年起改名为勉县。凤县从1960年起划归今宝鸡市所辖。西北联大时期的略阳县、留坝县、洋县、西乡县、佛坪县、城固县、镇巴县、宁强县至今保留县名和辖区。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汉中市，在明代和清代行政建置叫“汉中府”，1928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叫“汉中道”。西北联大时期，按官方的正式称呼，它的行政建置名为“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但是，当时民间不少人一直沿用习惯上的叫法，把它叫“汉中”。比如，在1938年8月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中，城固县县长余振东的一次讲话名为《汉中地理、生活、政治、财政、教育、运输状况》，联大四常委之一李书田的讲话《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也是讲“本校迁到汉中……”。

西北联大时期，日本飞机不时轰炸汉中，老百姓在极不安定的环境中跑警报、挖防空洞，正常的生活受到很大干扰。据不完全统计，有文字记载的袭扰就有30余次（见下表）。

有较详细文字记载的日军轰炸汉中情况

顺序号 时间 轰炸情况

1 1937年冬月 12架日机侦察，未轰炸。

2 1938年3月13日上午9时 日机24架，轰炸汉中西郊机场，油库被毁，浓烟滚滚弥漫云霄；西关民房被毁无数，受灾严重。

3 1938年3月14日上午11时 日机26架，轰炸汉中西郊，投有燃烧弹，烧毁民房40余间。

4 1938年11月4日 日机26架，狂炸汉中西关一带。

5 1939年5月16日 日机15架，轰炸汉中城关，投弹数十枚，受伤群众百余人。

6 1939年5月17日 日机12架，投弹48枚，均系重型炸弹，毁房屋56间，死伤8人，石灰巷中央银行仓库被炸。

7 1939年10月20日上午10时 日机26架，轰炸汉中城关。

8 1939年10月25日午后2时 日机35架轰炸汉中。从东郊吴基庄起至城内文庙巷桑园止，投下炸弹难以计算。炸死83人，伤70余人，毁房屋78间。

9 1939年10月26日 日机16架，轰炸汉中东关和东北城角。死者达100余人。不少新兵（被征新兵）死于非命，伤34人。

10 1939年10月30日上午10时， 日机26架，轰炸汉中东关一带。

11 1940年5月20日晚9时 日本飞机12架，趁月色朦胧之际，轰炸汉中东郊黄家坡、文家庙、西北医学院，投弹40多枚，炸死黄姓母子等14人，内有医学院耳鼻科教授杨其昌。伤者17人。

12 自1940年元月以来 1940年元月以来，日机连日来汉中侦察，或夜晚途经汉中分批飞往重庆，架数不明，干扰汉中不宁。

13 自1940年7月1日起 汉中各县有日机飞来的警报频传，每日达八九小时。

14 1941年1月31日，午后1时 日机20架轰炸汉中西郊机场及南关一带，投弹20多枚，内有定时炸弹数枚，午后六时始爆炸，南关陈姓房屋被炸毁3间。

15 1941年5月21日上午10时 日本飞机40架，轰炸汉中市区，死伤30人。

16 1941年8月29日 日本飞机两批共28架，狂炸汉中市区，投弹70余枚，内有定时炸弹7枚，当天和次日爆炸3枚，余下4枚为中国防空部队摘除。

17 1942年4月17日，4月30日 1942年起，日机多次侵入汉中城郊用机枪扫射，伤亡人畜无法统计。4月17日，日机12架轰炸汉中南关。同月某日，北教场开教职员大会，突遭日机轰炸扫射，迅即逸去。4月30日下午，中国空军与日机在汉江上空空战，击落敌机1架，落陈家寨。

18 1943年2月8日 日机12架炸汉中。

19 1943年3月9日，4月20日、21日，7月4日，10月3日 日机数架，数次袭扰汉中城内，死伤甚众。夏季，日机一侦察机被中国驻汉中空军两架飞机击落，坠入洋县南山，日机内2男1女同时毁毙。

20 1944年6月9日夜10时 日机一批夜袭汉中北郊十里铺和八里桥，投小型炸弹数百枚，想炸第四军械库的火药库，未中，弹落农田中。

21 1944年8月10日，9月11日，10月7日 敌机数架，投弹数十枚狂炸汉中。

资料来源：根据余晴初《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汉中情况》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5月20日晚9时日本飞机轰炸位于汉中东郊的黄家坡，正在国立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值班的杨其昌教授及两名学生不幸遇难。

幸运的是，汉中城以外的其他区域虽然不时有警报，但很少有真正的轰炸。

二、大众日常生活

西北联大时期，汉中总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北依秦岭，南倚巴山，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穿境而过，形成土壤肥沃的汉中平原。汉中境内有平原、丘陵和山地等三种地貌，分别占总面积的34.62%、28.1%、37.2%。

汉中属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富。山地和丘陵地带以小麦、玉米、红薯等杂粮为主，兼种水稻，也有的种植柑橘、桃、杏、枇杷、梨、葡萄等果木。平原地区以水稻、小麦等为主，兼种胡豆、玉米等杂粮，亩产量一年可达500斤上下。汉江两岸的沙地多种桑树，桑蚕业发达。

多年以后，西北联大学生史志超回忆起汉中，依然忍不住感叹它的土地之肥沃、农产之丰饶：

“南郑古称汉中，……汉水居中流过，土地肥沃，水利发达，一年可收数次；割稻之后再种蚕豆，不必耕耘施肥，只用木棍在地上插个小洞，把蚕豆丢入，也不必掩埋，蚕豆自然能长到腰深。”[2]663

如此富庶的地区，群众本应过上温饱日子，但是，民国以来，驻扎在汉中的军阀横征暴敛；1929年至1932年又天灾不断，庄稼产量大受影响，甚至出现颗粒无收的现象；再加上1929-1935年，汉中匪患严重，不时有小股土匪窜扰民间，肆无忌惮地抢掠，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汉中一片萧条。1935年，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区建立后，对汉中进行整顿和建设，情况有所好转。然而全面抗战开始后，各种捐税、摊派应接不暇，比如“义壮费、枪械修理费、墙城修补费、送丁费、民工代用金等，按亩多少强迫征收，人民痛感抽壮丁、纳租税种种压榨之苦”，“农民生活困苦不堪，衣不蔽体，住破屋中，四壁萧条，除了一灶一床外，什么也没有，这种人家在农村中的确不少，尤以被抽之抗属家庭为最，他们吃的是包谷稀饭，油盐菜更谈不到。”[3]71

的确，西北联大时期，即使在肥沃的汉中平原，种米的农民却无米可吃，只能以杂粮度日。大米饭和米皮竟成了招待贵客的稀有食品。

在广大农村，民房多是土坯草顶房，只有少数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盖有土坯瓦房。用灰色砖头砌墙、黑灰色瓦覆顶的灰砖瓦房仅见于当时的汉中及各县城区、或大的集镇和教堂。

普通百姓无论男女，穿衣多是土布，男性穿黑色、白色、蓝色，年轻女性喜穿红、绿色，中老年女性喜穿黑色。服装多采用平面式剪裁，宽松，很难衬托出身体线条。服装样式，男女老幼都是上衣下裳，有一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成年男性以长袍和瓜皮小帽为礼服。至于鞋子，夏季以草鞋居多，其他时节穿手工缝制的布鞋。皮鞋即使在汉中城内亦不多见。

西北联大师生从平津等大城市带来的时装，汉中中老年人以之为稀奇，但一些爱美的年轻人则有由羡慕而模仿。比如，西北联大的女生夏天流行穿短裤，城固县城个别胆大的当地姑娘就换下长裤，穿上短裤。老年人最初以“伤风败俗”、“不知羞丑”加以反对，后来则逐渐接受了。④

百姓日常以务农为主。冬季农闲时，女性忙家务，成年男子做副业以贴补家用，有的三五成群拿着尖担和砍刀进山砍柴，然后到集镇变卖以贴补家用，有的走村串巷做些手艺活，如木匠、砻子匠、石匠等，也有的做些小生意。

总体来说，汉中人比较注重享受，喜欢吃肉、坐茶馆，在外地人眼里，可谓奢靡怠惰。西北联大学生高振业当时这样说：“在此蕞尔小城，肉铺达43所，百户乡村，肉铺至两所。到处茶馆棋布，座客满堂。大有‘金鸡未唱座已满，更鼓两声客未离之概。‘一等吃，二等穿，三等住为城固流行之谚语。” [4]5071942年在西北师范学院讲授“儿童保育”课程的学前教育家张雪门也感叹自己在城固的一年，入乡随俗，“是抗战时期中最安定最舒适的，和城固郊外的罂粟花一样美丽，可是这美丽中含有毒素应警惕。”[5]53

三、交通

西北联大时期，汉中交通十分不便。交通渠道主要有：汉江；宝汉公路、汉宁公路、汉白公路；古栈道；乡间小路。

汉江水运是汉中传统的重要交通方式之一。汉江从宁强大安起，即可放木筏、竹筏，也可通小船，顺流而下，经勉县（时称沔县）、汉中、城固、洋县、西乡、石泉、汉阴、安康，进入湖北境内，过老河口、襄樊，直达汉口。

汉江水运严重受制于水位和天气的影响。“从湖北汉口进货，历年全赖汉江水运，每值天旱水位降低，船被搁浅；若遇洪水泛滥，船被停泊，通常梗阻在汉江中下游，因进口货不能及时运到汉中，就造成缺货，价格暴涨，所以物价极不稳定。”[6]8即使在正常水位，汉江水路全程也艰险无数：“汉中到老河口，约2200多里航程，亘山夹水，河床尽沙，大滩300多处，小滩无数，水流急湍，一泻千仞，汹涌澎湃，尤以黄金峡一段最为险峻，号为汉江咽喉，航程90里，竟有险滩99处，船行其间，飞沙走石，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从老河口至汉口，1500里航程，河宽水深，最大木船顺流而下，可载10万斤。夏秋之际南风最多，若遇暴风，发生江难（沉船），常有所闻。”[6]10

尤其在汉中境内，不少物资的集散通过汉江水运，因而在汉江沿岸形成了不少码头，大的码头附近往往形成比较繁荣的集镇，如当时南郑县城以东的十八里铺（今称铺镇），是县城以外最大的集镇，不仅有不少货栈，还有多家商铺。

汉中有公路交通，始于1935年宝汉（宝鸡至汉中）、汉宁（汉中至宁强）两公路通车。公路北抵宝鸡与陕甘公路相接，南可从宁强到达成都、重庆。1938年8月，汉白路（汉中至白河）通车，在白河与湖北省营公路相接，可达武汉。[7]39西北联大时期，这三条公路上汽车、骡马拉的胶轮畜力车、骡马、骆驼几种运输工具承担了汉中对外陆上交通的主要任务。但是，战时汽油紧缺，公路上汽车很少。

穿越秦岭、巴山的古道也是汉中对外交通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因栈道狭窄，只能行人通过，货物传递靠人力担挑。

乡间道路，大都宽不过一米，货物的往来，全需人力，非背即挑。“此背运之法，由来久矣，有一木制背架，将货物装上，由人背起，并手持木杖为助，依栈道而行，休息时不必将背架卸下，只将木杖支在背架之下，人向后靠，即可休息也。”[2]663

此外，滑竿、黄包车也是当地常见的代步工具。滑竿是两根结实的竹竿并立，中部固定一个有扶手和靠背的座椅，客人坐椅上，由两人一前一后合抬。乘坐滑竿，价格便宜，很受欢迎。黄包车是一种人力车，1935年宝汉公路通车以后汉中开始出现。据说它最初由日本引进，车身涂黄漆，因此人们称之为黄包车。西北联大时期，黄包车只是富人和有一定身份者的代步工具，一般群众很少租用。比如，国立西北大学校长陈石珍当时孤身一人在城固，身体较弱，为了出入办事方便，自备一辆黄包车，西北大学闹学潮时，情绪激动的学生因此认为他生活腐化，竟放火烧了他的黄包车；[3]93刘季洪1944年接任西北大学校长时，学校就给校长备有一辆专用黄包车，刘季洪认为不实用，让人把它改造为给食堂运木柴的架子车。[8]67

四、人口膨胀与商业繁荣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机关、工厂内迁，稍有办法的老百姓也纷纷到大后方避难。向来因封闭而很少有外来人口迁入的汉中，一时成了理想的避乱之地。1938年初，太原失陷，潼关危急，西安不时遭到日本飞机侵袭，西安原有的一些机关和内迁到西安的机构陆续迁到汉中，汉中人口迅速膨胀，尤其是汉中城区和几个平原县的城区。具体的人口增长数目，因战时人口流动性大，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旅馆人满为患、民房被大量租用、古庙也成栖身之处，足见人口的猛烈增长。

人口增长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汉中几个主要的城镇迅速新添了不少饭馆、茶馆、照相馆、妓院、露天娱乐场。以汉中最大的城镇——当时的南郑县城为例：

餐饮业方面，“由外地迁到汉中的西餐馆、小食堂，越来越多。北方、南方、广东、江苏、浙江、湖南和四川的餐馆，都集聚在汉中。爱吃辣味的到湖南香口菜社与香口礼堂；爱吃甜味的到满庭芳或中央菜社；还有西安的坛子肉烩馍；东北、平津等地的牛羊肉涮锅。上述大小餐馆各具地方风味，品种既多，色香味各别，高朋满座，顾客如云，极一时之盛。”[6]17

茶馆是汉中老百姓日常普遍光顾的去处，外地迁来的人们也入乡随俗，不时到茶馆小坐。于是，原有的茶馆之外，又热热闹闹开张了不少新的门面，或简陋，或雅致，分布于街巷之中，各阶层的人们在其中休息、聊天、会友。当时迁居汉中的很多文化名流也是茶馆的常客。

照相馆在汉中的出现始于1917年开张的“兴记镶牙照相馆”，它是留日学习口腔专科归国的湖南籍人士符少初经营的，当时因照相价格昂贵，他担心单设照相生意清淡，就与镶牙同时经营。该馆1936年转让他人经营，改名为“容光照相馆”。抗日战争以前，汉中仅有“兴记镶牙照相馆”和“容光照相馆”。1937年下半年，随着大量人口迁到汉中，“安琪照相馆”（经理张琪）、“皇后照相馆”（经理王资生）相继开业。此后直到1945年，郑鸣玉开设的“玉光照相馆”、潘晓夫开设的“长江照相馆”、潘宝德开设的“国光照相馆”、任林福开设的“上海摄影社”、袁玉泉开设的“正大照相馆”、董卜一等人合股开设的“启新摄影社”、国立西北大学美术教师白丁开设的“白丁业余摄影社”等都在汉中城占一席之地。[9]48

妓院的数量也有增加。汉中解放前夕，仅是在警察局领取过营业执照的妓院就有20多家，合法妓女有120多人，此外还有大量分布在偏街僻巷的暗娼；妓院营业分“打茶”（吃茶点、听弹唱，随意调笑，但不留宿；按妓女服务时间收费，每小时约3-5元钱）、“留宿”等几种；妓女有“青倌”（未成年的处女）、“红倌”（非处女）之分。[10]50西北联大时期，汉中城内的妓院与妓女数绝对不低于上述数字，因为抗战胜利后非本地人口大量迁出汉中，包括妓女和妓院老板。

露天娱乐场所比战前更加人头攒动、生意红火。就拿当时南郑县城东南角的饮马池游艺市场来说，有说书的、说相声的、唱各种地方戏曲的、表演杂耍的、卖小吃和各种小玩艺的……大人、小孩穿梭其间，熙熙攘攘，热闹非常。不少表演中，既有行业绝活，又渗透着强烈的抗日爱国情怀，很受观众欢迎。比如有一个相声段子，每次表演都能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有人这样回忆它的内容：

“日本人是潘金莲的后代。……潘金莲是个大淫妇，她的后代自然可悲可憎。何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潘金莲呢？这意思是说他们是武大郎的后代。何以证明：一、日本人个子都矮，因祖先武大郎是‘三寸钉，地谷皮。二、日本国旗，是武大郎卖烧饼的幌子或招牌。三、日本鬼子信的‘武士道，应是‘武氏之道。四、武大郎死了，成了神，是神武天皇，这是日本开国君主。五、日本叫次郎、三郎的多，排行老大，叫什么什么‘一，或叫‘太郎，不能叫‘大郎，那样就犯了圣讳。六、武二郎叫武松；武大郎叫什么名字？他叫武皋。‘皋字拆开是‘白本。同样，为了不犯对讳，却掉白字上的一撇为日，故国名叫日本。”[11]

这样的相声段子，虽带着狭隘的民族情绪，但很能反映当时因日本侵略而流离失所的人们仇恨日本人的普遍情绪。

五、文化教育

汉中因为交通落后，抗战前人们思想保守，对读书求学不很看重，文化氛围比较淡薄。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前夕，陕南第一大城市——南郑县城的图书业仅有益智图书公司、南郑县教育用品社、世界书局、大东书店、商务印书馆支店。这些书店规模小，经营的书品种少且陈旧。抗战时期，增加了开明书店、新生书店、正中书店、汉中书店、大汉书店、义兴隆、欣欣书店等。[6]18再加上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城固分馆1939年下半年建成并对外开放，[12]171较大地改善了汉中的文化氛围。

就学校教育而言，抗战前，汉中地区包括整个陕南没有高等学府，年轻人中学毕业后要想进一步深造，需要翻山越岭到平津或上海等地去，路途遥远，用费颇多。因此，很少有年轻人中学毕业后愿意外出求学。

抗战时期，不少院校迁到汉中，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分立学校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河南省女子师范学院等，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也成立了南郑分校。[1]1502这些高校入驻汉中，给当地的年轻学子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求学条件。比如，民国时期城固县文化名人张永宣的儿媳赵文艺和长女张振钰高中毕业后想继续深造，无奈城固地处偏僻，女子长途跋涉外出求学不易，只好放弃继续求学的想法。1938年春，西北联大在汉中成立后，赵文艺和张振钰立刻重新燃起进高校深造的念头，报考西北联大。赵文艺1938年考入西北联大教育系，张振钰1939年考入西北联大劳作专修科。⑤

同时，内迁高校一些师生创办中学，加上一些迁来的或本地人士创办的中学，丰富了当地的基础教育。仅在城固，抗战期间就有先迁城固古路坝、再迁城固县城东门外老爷庙的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附中（后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附中），西北联大教师郁士元任校长、设在县城的北平私立文治中学，王尊一任校长、设在上元观的西安私立乐育中学，冯润璋任校长、设在上元观的陕西私立上大中学，西北联大教师曹鳌任校长、设在城固县城小东门外的北平私立五三中学等。到1940年夏天，全县共有公私立中学8所（数量居当时全省各县市中学之首），就读的城固籍学生人数有1117人（其中初中生965人，高中生80人，其它专门学校132人），此外还有不少外地学生就读。不久，又有私立太原平民中学1941年迁到城固县城济川巷王家祠堂（不久又迁到汉中城内山西会馆），刘云衢任校长、设在西原公原公寺的私立原才中学1943年创立，国立一中（原河北中学）1944年迁到城固，城洋佛简易师专1945年在城固王家庄成立。[13]44而在抗战前，城固仅有一所中学——城固中学，它1924年创立，1933年因学潮被查封，直到抗战初期才重新招生。

内迁学府的师生到周围的中小学兼课或做专题报告，甚至学生毕业后担任当地的中小学教师，充实、提升了汉中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

西北联大时期，除了内迁院校的师生外，尚有大量的其他文化界人士避乱汉中，仅绘画界名人就有工笔花鸟王闻影、花鸟画家叶访樵、擅长画牛的阎松父、专画仕女的齐含章、画虎名家任曼逸、齐白石的得意女弟子孙竹青等。他们的到来，使汉中的文化氛围空前浓厚。

六、照明和鸦片烟毒

西北联大时期，汉中居民大多用当地生产的土蜡烛或桐油灯碗照明，亮度低、烟气大，稍见风吹就火光摇曳。如果在灯烛下看书学习，不仅耗费眼力，而且半个小时就会鼻孔乌黑。

193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陈昌华在汉中办电厂。1939年，电厂开始供电，12月，汉中城内的居民开始用电灯。[7]45由于该电厂供电能力非常有限，当时仅供汉中城内照明，而且时常限电、断电。汉中城外，包括乡村地区和周边几个县城，当时都没有给普通百姓供电，只给一些重要的内迁军政单位，如山西兵工厂城固分厂等供电。

老百姓最初看到电灯，觉得非常神奇和不可思议，尤其是老人，视之为奇观。比如，抗战中从太原迁来的山西兵工厂城固分厂刚用电灯时，就有些老太太一到天黑便端着小凳子坐在兵工厂门外，远远地一边欣赏电灯，一边啧啧称奇。⑥

西北联大跟周边的居民一样，一直没有通电，照明用的是土蜡烛和汽灯，“学校每日发学生每人土蜡一支，另在教室燃汽灯供晚间自修之用”[8]167。抗战期间，汽油紧张，政府把有限的石油优先供给军用，就连有钱人都买不到私家汽车所用的汽油，只好把原先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改造成以木炭为燃料，更不要说连日常经费都紧张的西北联大能有充足的汽油了。因此，汽灯并不能经常教室使用，最日常的照明只能靠土蜡了。且看1938年进入西北联大体育系就读的陈海涛40多年后对城固几年照明情况的回忆：

“城固那时还没有电灯，晚上自修怎么办呢？发蜡烛，蜡烛是土法制造的，光线不够亮，而且摇摇晃晃，不够稳定，虽然每人一支，一间自修室里有十几上二十支，但是光度仍然是不足的，每天大家就靠着这个光度，来温习白天讲过的功课，来整理白天的笔记，来做习题，来……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眼睛还能不出毛病吗？所以近视眼之多，不计其数。”[14]444

出乎意料的是，西北联大不常使用的汽灯竟引发过一次飞机失事。据曾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刘季洪回忆，1945年某夜“有一飞机在西大法商学院上空盘旋甚久，竟在附近降落失事，人机俱毁，可能误将校中长排教室汽灯照明，认为汉中机场，以致发生意外”。[8]167

民国初年，政府虽颁布法令禁止鸦片种植，但是，1920年前后，先后割据陕南的军阀刘存厚和吴新田为了多收捐税，暗中鼓励群众大种鸦片，而普通百姓以种鸦片的收入高于种粮食的三四倍，也竞相种鸦片。因此，“陕南各县，种植、吸食大烟竟成风气。农民种烟，大都挑选其肥沃土地，深耕易耨，增施优肥，使其叶肥苗壮达到高产。种烟面积，要占耕地总面积的30%左右，种烟农民，几乎不漏一户”，各县大小集镇，均有烟土市场，交易频繁。比如勉县菜园镇的老爷庙沿街全是烟摊，摆放着各种成色、品种的鸦片。[15]56

1934年汉中地方政府发布命令，要求“三年禁种，六年禁吸”。1935年开始，各县陆续成立了戒烟科，禁烟所，进行烟民登记，采取措施使之逐步戒烟。但是，鸦片一旦成瘾，戒绝不易，更何况民间普遍吸食，烟民众多。据1938年不完全统计，城固县城就有烟民6000多人，占县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家中专门设有烟灯者，约五六百家以上。[16]494

到1940年，原定的六年戒烟期到，政府设立的鸦片专营的烟膏店撤销，更不许民间私售鸦片，但是暗售暗吸，仍有存在。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行政公署设立缉私队，又有便衣明察暗访，一旦发现吸售者，以死罪论处，对执法不力的官员，也严厉处罚。到此，汉中地区烟毒泛滥才大为收敛。

总体上看，西北联大时期，大量的机构和人口迁到汉中，原本因交通落后而偏僻的汉中地区一下子成为“陕西仓库”[4]507、“抗战后方文化重镇”，就连城固县城也被时人称为“小北京”。⑦

注释：

①如潘懋元、张亚群：《薪火相传 文化中坚——西北联大的办学特色及其启示》，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方光华：《为什么要纪

念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②如李巧宁、陈海儒：《抗战期间内迁高校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

大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③如陈海儒：《西北联大的文化担当与汉中文化建设》，《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姚远、姚聪莉：《西北联大留给陕南的高等教育

遗产：陕西省立师专总校与分校的前世今生》，《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3年第4期；李锐：《启真与储善：西北联大在汉中的文艺活动》，

《西部学刊》2013年第11期。

④⑥⑦出自李巧宁、陈海儒2010年11月对城固县陈梦林的访谈。

⑤陈海儒、李巧宁2014年5月对赵文艺、张振钰的子女张立礼、龙士先、龙瑞

贤的访谈。

参考文献：

[1]郭鹏.汉中地区志（第一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史志超.医学院琐忆[M]//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3]陕西省委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关于国立西北大学概况调查材料整理（1941

年8月24日）[M]//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2年），载中央档案

馆、陕西省档案馆.西安：西安出版社，1994.

[4]高振业.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M]//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

版社，2012.

[5]张雪门.幼稚教育五十年.台北：台湾书店，1969.

[6]汉中市工商联合会.解放前南郑工商业概况.载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汉

中市文史资料·第4辑.1986.

[7]汉中大事记.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汉中市文史资料·第1辑.1983.

[8]刘季红.教育生涯漫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9]李庆禄.照相艺术在汉中的发展.载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汉中市文史资

料·第6辑.1988.

[10]袁怡云.解放前汉中妓院罪恶一瞥.载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汉中市文史

资料·第5辑.1987.

[11]马家骏.饮马池游艺市场.载汉台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汉台区文史资料·第16辑.

2000.

[12]谢林.陕西省图书馆馆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13]刘振寰.抗日战争前后城固教育简况.载城固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城固县文史资

料·第3辑.

[14]陈海涛.最苦与最乐.载北师大台北校友会.学府纪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M].

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

[15]郭志理.在大烟泛滥的年代里.载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勉县文史资料·第3辑.

[16]城固县余县长：汉中地理、生活、政治、财政、教育、运输状况[M]//西北联

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陈海儒（1972-），男，陕西城固县人，历史学硕士，陕西理工学院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史、陕西地方史。

李巧宁（1971-），女，陕西眉县人，历史学博士，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史、教育史。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3H052）“西北联大与陕南社会变迁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