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历史脉络考察

摘要：建国前，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经由东亚中国学界到欧洲中国学界，再到美国中国学界；“十七年”，在冷战背景下，这种传播与接受虽然遭受巨大的阻力，但民间的交流与译介却从未中断；新时期，除了我们继续主动“送出去”外，在多极世界新格局中，作为文学资本和资本文学在中外文学交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和研究。

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历史脉络

一、现代：中国新文学的远游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现代中国文学第一次走出国门，发生在上世纪初叶。它们漂洋过海，着陆于日本，随后又播散到周边国家。据东京大学汉学家藤井省三在《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中披露，1909年3月2日，当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1册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第2册于同年7月27日出版）后，5月1日，东京《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第508期“文艺杂事”栏，刊登了署名为“○□▲”撰写的消息：“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购买的。中国人好象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象不大受欢迎”。[1]这是目前我们可以读到的世界上最早评说鲁氏兄弟的文字。这是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信息在海外传播的肇端。它比国内“文学革命”正式提出的时间早8年，比国内最早点评鲁迅作品的时间早4年（1913年，当鲁迅以周逴为笔名，在《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发表《怀旧》时，主编恽铁樵配发了10条点评文字和“焦木附志”）。可能是因为在地缘关系上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又同属汉文化圈，加上那时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以及他们之中的许多才俊先后“从文”；所以日本在世界上最早关注并传播现代中国文学就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

1909年是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的这件事情，仅仅是海外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辽远的历史回响。它传播的是全部用文言文翻译的国外“弱小民族文学”出版的资讯。仅仅因为它说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早期的文学活动，而且这本书后来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视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源头之源头。

真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发生在1920年。那一年9月至11月，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以胡适为漩涡中心的文学革命》。该文对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很高的评价。他不但全景式地鸟瞰了文学革命发生的全局，还对文学革命先驱们创作的白话诗和现代小说做了精当的评价，尤其是把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现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代表，体现了他非凡的鉴别力。他说：“现今在诗歌方面的一个新的事实，就是刘半农﹑沈尹默﹑唐佚等人急速地跟了上来，得以成为白话诗的伙伴。他们之中，胡适只要作诗，便会闪现出西学的新知识，而且具有新鲜气息”，“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2]青木正儿的这篇宏文拉开了海外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幕。随后，朝鲜汉学家梁白华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将其连载于同年11月至第二年2月朝鲜的《开辟》上（他1929年翻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由开辟出版社印行，成为朝鲜第一部现代中国文学集）。尽管朝鲜人能够直接阅读现代汉语的原文，但是用朝鲜文来全面译介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恐怕还是头一回。

以上我们讲的还只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杂事”和研究，还没有触及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翻译情况。据我所知，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首次被译成外文的应该是，1922年6月，日文刊物《北京周报》第19期发表的“鲁迅作，仲密译”的《孔乙己》。[3]不过，这毕竟是中国人译中国人自己的作品，而且，还是弟弟译哥哥的作品，总有点文学领域里“过家家”的感觉。那么，外国人最早翻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是谁呢？据现有资料看，应该是把鲁迅小说翻译成朝鲜语的、童年就移居中国、并与中国长期结缘的朝鲜人柳树人。1926年，他翻译的《狂人日记》发表在《东光》杂志上。他回忆说：“我和许多朝鲜青年在1920年初在延吉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通过进步青年教师读到了刊载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最初我们不懂，读几遍，讨论几次后，激动得我们几乎要发狂了。那时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从那时起，鲁迅先生成了我们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4]在老师的引领下，他们这些当年在中国东北求学的朝鲜进步青年（包括金日成）可以直接阅读中文报刊和书籍，直接进入现代中国的文学系统，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心跳和魂灵，可贵的是，他们还能由“中国的狂人”感同身受地想象出“朝鲜的狂人”。此乃现代中国文学形象迁移的形像。他们不但自己欣赏现代中国文学，还把它们传播到自己的国家中去，让本国人民分享到这份思想盛宴。因此，他们成为沟通中朝现代文学的桥梁。

至此，我们了解到，最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是东亚汉学界；其中，日本汉学界引领潮流，朝鲜紧随其后。他们在海外传播鲁迅和胡适为首的现代中国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说，以前海外文学界仅仅关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还不知道当时正在发生的、努力与现代世界文学接轨的现代中国文学；有了这些海外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先驱者，把这些新鲜的、有价值的、堪与中国古典文学媲美的现代中国文学摆放在世人的面前，必将令这些传统的汉学家大开眼界，从而调整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努力跟踪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如阿勒克谢耶夫等。

比东亚汉学界稍晚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是欧洲汉学界。最早把现代中国文学译介到欧洲的是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学生敬隐渔和他的同窗徐仲年。他们共同为法译现代中国文学开疆拓土。两人之中，又是敬隐渔开启法译现代中国文学之先河。当年，他把法译《阿Q正传》交给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文豪罗曼·罗兰。一方面因为敬隐渔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译者，一方面因为罗曼·罗兰从译文中欣喜地看到了鲁迅文学和思想方面的天才表现，因此十分乐意将其推荐给在欧洲久负声名的权威刊物《欧罗巴》。于是，1926年5月至6月，《阿Q正传》发表在《欧罗巴》第41-42期上。罗曼·罗兰高度评价鲁迅小说的信在20年代中国文坛引发了一段公案。敬隐渔在给罗曼·罗兰寄去法译《阿Q正传》并收到罗曼·罗兰的回信后，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转告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高度评价：“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读第一次更觉得好”，[5]28并说罗曼·罗兰给他的这封信他已经寄创造社了。后来，创造社在扣发这封信的同时，于1926年3月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了柏生的《罗曼·罗兰评鲁迅》，文中引用了莫须有的敬隐渔法国同学全飞的所谓信，信中的内容除了评价鲁迅的意见一致外，还说罗曼·罗兰提到郭沫若时是“不晓得好处”，还说敬隐渔的“中文不甚好”，译的《阿Q正传》“恐与原意有许多不合处”。[6]直到1981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大冈从罗曼·罗兰夫人处获得了这封信，真相才得以大白。这封信随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7]从这段公案的是是非非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对于欧洲“意见”的重视，把欧洲神话化了。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欧洲心梦”和欧洲人的“寻找中国才智”，共同促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在欧洲大陆的最初的传播。敬隐渔的努力得到了大师和名刊的双重肯定后，欢欣鼓舞，继续翻译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接下来，就有了1929年巴黎里埃德尔书局出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它是法国最早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集中选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落华生和陈炜谟的小说，其拓荒性和奠基性使其影响力迅速辐射到英语世界。30年代初，根据这个选本翻译而成的英译本《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问世。徐仲年也不甘落后，1931年，他在《法兰西杂志》第2期“中国文学专栏”介绍《呐喊》。两年后，他在出版译著《中国诗文选》的同时，还在法文版《上海日报》“今日中国文学”专栏里推介鲁迅的《离婚》和丁玲的《水》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前面提到的20年代初期“鲁迅作，仲密译”《孔乙己》的“本土译介模式”相似，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欧洲也是最先由中国留学生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并都是在外文报刊发表，只不过后者因为有异国他乡大师的推荐，并在外国主流媒体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到了40年代，一些滞留中国的传教士，主要是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传教士，如明兴礼、文宝峰、善秉仁、布里埃尔等，译介和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他们已经从20年代罗曼·罗兰们“寻找中国才智”转变为“净化道德”，当然，其中不乏对现代中国文学艺术探索的敬意。他们译介和研究的功劳卓著，比如，明兴礼在法文杂志《教务委员会档案》和《震旦学报》等发表了《巴金<家>所展示的人类境遇》（1942年），《曹禺的世界》和《文明的诉讼：曹禺的<北京人>》（1944年），《两类人和两代人》（1945年）等；1947年，他以《中国当代文学：见证时代的作家》和《巴金小说<雾>的翻译、导论及注释》为题做博士论文并获巴黎索邦大学博士学位。又如，文宝峰出版学术专著《新文学运动史》（1946年）；1946年，善秉仁等人一起联手编辑现代中国文学条目与概要《文艺月旦》，1948年，英文版改名为《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等。还如，1942年到1948年，布里埃尔在《中国传教通讯》和《震旦学报》等法文刊物上发表评论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巴金、林语堂、苏雪林的系列论文，其中，《鲁迅：一个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家》常为人称道。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欧洲汉学界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经历了留法中国学生译介到留华法国传教士译介，从寻找中国智慧到纯洁道德，进而到学术研究的嬗变。

而美国汉学界译介现代中国文学基本上可以说起步于来华美国记者斯诺夫妇。30年代中期，他们共同编译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集》，1936年由纽约雷纳尔赫希契科克公司（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其中收录了姚莘农译的鲁迅的6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和《离婚》和由萧乾译的14位作家的17篇小说：郭沫若的《十字架》、茅盾的《自杀》和《泥泞》、巴金的《狗》、郁达夫的《紫藤与茑萝》、丁玲的《冰》和《消息》、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柏子》、林语堂的《狗肉将军》、张天翼的《移行》、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等。这个选本较早把现代中国小说介绍到英语世界去。在该选集出版的前后，斯诺夫妇就接二连三地撰写研究鲁迅的论文，认为鲁迅是世界级作家，并以此来平抑西方人常以“文学老大”自居思想的偏见和不见。比如，1935年1月，美国《亚洲》杂志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第一篇专门研究鲁迅的论文《鲁迅——白话大师》，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鲁迅从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渐渐转变为革命文学的“激进论者”；并强调了鲁迅小说鲜明的本土特性；据此，他预测“鲁迅肯定会在外国驰名”。[8]又如，海伦·斯诺在1936年伦敦的《今日生活与文学》第15卷第5期发表《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这很可能是第一篇在英国刊物上发表的研究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学的论文。她说：“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以前，除了一些实验性质的诗歌和新闻评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创作。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随后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是先驱。他的小说集《呐喊》（其中包括《阿Q正传》）在一九二三年轰动了全国，至今仍然是现代中国小说的畅销书。他立即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或契科夫——各有各的称法”。[9]虽然史沫特莱比斯诺夫妇接触鲁迅还早，交情也很深，而且也写了不少评介鲁迅的文章，但是她的文章当时几乎都被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本土的刊物上，并没有在海外造成事实上的影响，故而我们在这里就不提及了。随后，影响较大的是王际真翻译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集》（内收老舍的5个短篇）和《阿Q正传：鲁迅小说选》，后者是解放前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唯一的一个鲁迅小说选本。1945年，伊文·金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194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出版王际真编译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小说》。1948年纽约的雷纳尔赫希契科克公司出版伊文·金翻译的老舍的《离婚》。这些选本和评论在美国、在英语世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代表了解放前现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主要成绩。

二、“十七年”：冷战语境下的明断暗流

二战中，美、英、法、苏、中等为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而结盟。随着二战结束，尤其是到了40年代末期，东西方对抗的格局基本成形；至50年代东西方对抗已成主调，其重要标志是，1949年形成的代表资本主义阵营的“北约”和1955年形成的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的“华约”之间的军事集团化的对抗，史称“冷战”。虽然中国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以没有加入任何一方。由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一度亲苏，但因为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使得中苏关系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断恶化并最终破裂。同时，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北约”的对立面。在与两大阵营关系都已经恶化的困局下，中国开始经营以亚非拉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曾经一度试图把毛泽东宣称为第三世界的领袖。直到70年代初，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80年代中苏关系的回暖，中国才得以重新融入国际关系新秩序之中。

在政治封锁的情况下，在国家外事办、国家外文出版机构的政治推动下，我国主动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以文学先行。这是冷战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的重头戏。1951年，国家创办《中国文学》外文版，贯穿了整个“十七年”。此期，《毛泽东诗词》被高度政治组织地向外译介，也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据于爽的《汉籍小说在当代的译介（1950-1978）》[10]统计，工农兵题材的“当代”作品，占了整个文学译介的76%。比如，革命战争题材的有《长征的故事》（1958年）、《人民志愿军的故事》（1960年）、《林海雪原》（1962年）、《红日》（1964年）等；农业题材的有《创业史》、《铜墙铁壁》、《登记》、《李有才板话》、《红旗谱》、《暴风骤雨》、《不能走那条路》等；工业题材的有《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等。这一时期除了鲁迅、茅盾、郭沫若个别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被译介，大多数现代中国名家的作品被有意忽视。质言之，人们把精力花在译介与当代中国政治紧密联系的当代工农兵题材的作品上。显然，这与国内也向外输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有紧密关系。也就是说，此期，文学译介与对外宣传是捆绑在一起的。

除了我们主动送出去外，国外也主动译介现代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前苏联、日本、东欧和美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家热切地关注解放区文学和革命文学。据宋绍香在《在异质文化中探寻“自我”——国外汉学家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研究管窥》里统计，前苏联在1949年到1959这十年出版解放区文学作品137种，日本出版107种，东欧仅以出版丁玲和赵树理的作品来计算也有20多种，美英也有近十种。这一时期，前苏联的汉学家有上百人，是世界汉学家界人数最多的国家。他们几乎都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译介。这是苏联译介中国文学最繁盛的时期，直到60年代初才有所降温。所以，宋绍香说：“笔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是日本、俄苏、东欧译介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家作品的最佳期和高峰期”。[11]其中，赵树理的作品被翻译种类和版次最多。这是翻译的情况。而此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热情也比较高，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比如前苏联有彼特罗夫的《艾青评传》，日本有尾坂德司的《丁玲入门》和竹内好的《赵树理的新文学》等；

总体而言，西方国家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局面冷冷清清。但是，欧美内部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法国的情况比美英的情况要好些。毕竟此时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关系处于重大的调整布局中，“我们看到，在相对沉寂的局面中却孕育着发展的态势。”[12]4在法国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前，法国一批批友好人士、艺术家、作家、诗人、中国学家纷纷来华访问，与新中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进行直接地交谈、对话；回国后，他们或写追忆性的散文、随笔，或写学术性的评论，或翻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有的回国后，还反复来中国，以便深入了解中国或与现代中国作家进行深入交流。他们写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当年罗曼·罗兰推荐发表《阿Q正传》的欧洲老牌刊物《欧罗巴》上，延续并发扬了罗曼·罗兰看好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1953年，《欧罗巴》推出“中国新文学专号”，发表鲁迅的《药》和艾青的诗等，而且还配发来华访问过的中国学家艾丽斯·阿尔伟德和克罗德·卢阿等写的评论文章，表示这是为了“向沐浴在曙光之中的中国表示敬意！”[12]13同年，巴黎联合出版社推出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典的“认识中国丛书”（不同于嘉里玛出版社推出的“认识东方丛书”）。此外，值得再次提到的是，明兴礼归国后，继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并于这一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的顶峰》，把巴金、冰心、林语堂和苏雪林作为现代中国文学“顶峰”继续进行系统研究。

虽然英美没有法国那样的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热情，但还是表现出了比较微弱的兴趣。整个50年代，只有极少数作品被译介，如在1954年美国《中国文学》第3期发表丁玲的《生活与创作》等。1962年，伦敦召开了中国新文学研讨会，提交大会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国季刊》1963年第13期上。有些中国学家尽管展开了研究，但也是在意识形态坚壁的政治思维下，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他们称之为“毛时代文学”、“共产主义文学”，如美国中国学家西里尔·贝契的《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艾伯特·保罗维次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小说（1949-1953）》，莱默斯·雷蒙德的博士论文《中国共产主义者为宣传而作的代表性剧作研究》，以及那本广受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这些美英中国学家既把“17年”文学视为“异端”，又将其作为了解新中国的窗口。换句话说，除了白之、杜博妮等个别美英中国学家是严肃地对待毛泽东时代文学外，大多数西方学者仅仅把它们当做中国革命文献来读。

出于不同的需求，此期海外汉学家，尤其是前苏联、日本和东欧各国的汉学家将主要的研究精力放在了丁玲、赵树理、艾青和周立波那里（丁玲和周立波分别获斯大林文艺奖二、三等奖）。可以说，文学中的“人民性”或者说“人民文学”（日本学者称为北方文学或解放区文学）是苏联、日本和东欧汉学家分外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原因。像赵树理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等都得到了热情的译介，而且往往在译作的前后附有“引言”或“书评”。这些汉学家选择和译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几乎与中国大陆“同步”并且受到中国大陆政治气候的较大影响。比如，1953年，费多连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概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前苏联出版的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专著。该书除了简单介绍新文学的创始人外，把主要篇幅给了鲁迅、茅盾和郭沫若，其他作家几乎被忽略不提。同年，艾德林出版《当今的中国文学》。他既写了中国古典文学，又写了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之后就几乎只讲鲁迅一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文革”与法国当年的左翼激进主义文化思潮合拍，在中国大陆全民学习鲁迅，举国上下掀起“鲁迅热潮”的时候，法国也积极向国内译介鲁迅，在法国也相应地形成了“鲁迅热”，并由此开启了新时期法国热情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序幕。

三、新时期：本土经验与全球迷梦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需要现代化的呼声渐渐高涨。在此大背景下，除了大量译介外国作品，我们也急于把自己的作品“送出去”。这种紧迫形势，显然是已有的《中国文学》所承载不了的，因此，国家又适时地推出了“熊猫丛书”。由于几乎都是本土译者翻译，加上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该丛书并没有产生如期的影响，有人将其称为“沉睡的熊猫”。尽管如此，但它们毕竟还是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历史性影响，为不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赢得了海外声誉，其中最成功的是古华和他的《芙蓉镇》、《浮屠岭及其他》。

“丛书”的有些本土译者，既不想得罪外国读者，又不想触怒党的有关领导。这种两边“讨好”的态度，最终伤害的只能是作品和作家，比如，为配合影视剧改编的要求，有些译者对郑义和刘恒的作品进行故意删节。好在，后来有些作品被海外中国学家重译，比如葛浩文重译刘恒的《黑雪》，挽回了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声誉。

在我们“送出去”的同时，外国也想了解中国，因此新时期海外译介现代中国文学出现了回温的趋势，而且在某些国家还出现了现代中国作家热。

伴随着70年代法国掀起的“鲁迅热”，法国加紧了对其他现代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的译介。比如，法译茅盾小说：1972年出版《子夜》重译本，198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春蚕》，1986年出版《虹》等；法译老舍作品：1973年出版《骆驼祥子》，1974年出版《老年破车》，1977年出版《全家福》，1982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北京市民》，1986年出版《正红旗下》和《离婚》，1989年出版《牛天赐传》等。此外，还有郭沫若、丁玲、艾青等作家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译介。当然，在继“鲁迅热”之后，在“面”上铺开的同时，真正在法国形成译介热潮的作家是巴金。1978年，当巴金专家玛丽·约瑟·拉丽特夫人翻译的《寒夜》在巴黎出版后，震撼了法国读书界、知识界和文艺界。人们把巴金视为“中国的左拉”。同年4月，巴金应邀访法，法国掀起了“巴金热”。也就是在这一年林曼叔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由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出版。

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召开了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欧美近百余名中国学家出席。大会分7个专题：抗日战争及其在东北的预发征兆；延安的大作家，向丁玲致敬；大后方的大作家们；文学里的抗战、革命与民族主义；四川才子；诗人们：向艾青致敬；戏剧与口头文学。在7个专题中，就有“延安的大作家，向丁玲致敬”和“诗人们：向艾青致敬！”。在同一个国际会议上，两次呼吁欧美中国学家向两位现代中国作家“致敬”，足见欧美中国学家对现代中国文学态度的“转变”和尊敬。后来，有专家在评价这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时说，这次会议，“是对中国抗战文学的全面大检视，也开创了法国和西方中国学家跟中国作家直接对话、共同探讨学术的先例，是‘接受者与‘施与者一起探求‘异常多彩的中国文学流派和文学天才的尝试，有益于法国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探究”。[13]会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在如此高调赞美现代中国作家的背景下，欧美甚至出现了“丁、艾热”。仅仅在198年到-1981年间，法国就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

新时期前苏联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译介也在回暖中。1977年，前苏联《译丛》第8期发表丁玲的《在医院中》，发出了修复中苏文学交流的信号。1978年切尔卡斯基翻译出版了《40诗人：20-40年代中国抒情诗》；1980年又出《中国诗歌》。有的专家说：“8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恢复正常以后，当时的苏联文坛也出现过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潮”。[14]28前苏联中国学家李福清分析3点原因：一、“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是“真正的文学”；二、苏联人同情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命运；三、中国人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与不幸使苏联人想起他们自己在斯大林时代的梦魇。[15]

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文学与英语世界的文学交流回温，只不过步子比较慢。据金介甫在长文《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中统计，自1978年以来，英美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集共有19种。平均每年不到两种。他说，比较起中国经济的腾飞来，新时期文学显得“落后”了，“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华文圈，都没有像八十年代前期那样重要了”。[16]加拿大奥尔贝塔大学中国学家梁丽芳说：“1976年以前，在海外所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本不多，排起来不占图书馆一个书架”，“长期所冷落的中国文学，在海外近年来已经改观，在选本方面，其表现在于：‘第一，选本的数目增多了，而且内容不限于小说；第二，多了自动去编译选本的编译者；第三，海外的出版社愿意出版；第四，在一些比较大的书店可以买到；第五，读者范围扩大，不限于专家教授和本科生”。[17]她在《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选本》开列了从1979年到1991年13个英译中国当代文学选本。

总之，新时期，现代中国文学在法国和苏联译介与研究都比较红火，但是在英语世界相当冷静；然而，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进入了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理性期，研究水平也高了许多。

四、后新时期：文学资本、资本文学与文学交往

1989年到1992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对中国大陆开放的信心再次受挫，尤其是西方的媒体和青年学生，但是这并没有削弱海外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势能。在中国着力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外文学交流进一步加快。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后现代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中外文学交往中的文学与资本的关系日益凸显。哪些东西可以成为文学的资本？何种文学才能称得上“资本文学”？文学与资本，文学与市场，文学与生产、流通和消费之类的新课题摆在了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面前，规约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对海外的传播。

这一时期，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及一些当代名家作品这样的“文学资本”几乎都得到了译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就是一些比较“偏门”的文学，也可以作为“文学资本”得到译介，比如，1990年俄罗斯出版《中国现代戏剧选》，其中，既有1961年田汉写的《谢瑶环》，也有80年代的探索剧（如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使海外读者能够较为全面了解到现代中国戏剧的发展变化。该选本就像是一部现代中国戏剧的“微缩百科全书”。大多数“文学资本”并不满足于过去中国学家“书斋”式的圈子内的小范围传播，而是走向市场，走向公众，竭力打入西方主流传媒。像莫言、苏童、余华等当代作家的小说既凭借自身的文学魅力和思想的力量，也仰仗张艺谋、陈凯歌等当代著名导演的影视改编、获奖，使得他们的“文学资本”在国外市场发挥了良好的市场经济的作用。《狼图腾》成为热销全球的书，也是“合力”促成的范例。

如今，海外出版商开始看好中国作家作品。他们事先为中国作家作品挑选最好的译者，量体裁衣地先出“普通本”；等书出版后，他们带作家本人到各地进行新书推广，还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造势”，为中国作家办书展、朗诵会、报告会，通过各种有效平台与读者交流；而且，还慷慨地给拥有丰厚“文学资本”的中国作家支付较高版税或者预付版税，等等。当然，他们也为九丹、韩寒、卫慧、棉棉等人的“资本文学”鼓吹、买单。也就是说，在后新时期，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把双刃剑，福祸相依！

此期，法国依然是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国家。但是，老牌的出版社与年轻的出版社之间在选题方向上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老牌的嘉里玛出版社拥有品牌的“七星丛书”和“认识东方丛书”。它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与传播功德无量，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相当吝啬。与大量译介日本现当代文学的情况相反，“七星丛书”从未出版过一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而“认识东方丛书”也仅仅出版过《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屈原》、《我的童年》、《诗选》和钱钟书《人兽鬼》。而年轻的出版社做法不同，1986年成立的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16部新时期文学作品，如《美食家》、《透明的胡萝卜》、《红粉》等。此外，还有中国蓝出版社、南方书编出版社、弗拉玛利翁出版社等出版了不少新时期文学作品。在法国，尽管现代中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根本没有融入法国的文学系统”，[18]法国著名汉学家、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系张寅德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近20年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里说：“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呈现出既及时又分散的局面”，“阿城1989年至1992年发表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的随笔，一经收笔，同年法译本已上读者书案”。[18]这种“紧盯式译介”、“及时性译介”尽管不会使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缺席，但它们的翻译质量是否有保障？翻译家是否受了“文学时尚”误导？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来回答。我赞同张寅德的主张，应该提倡“跟踪翻译和系统介绍”，[19]这样就可以避免少走弯路。葛浩文说，莫言每出一本新小说他都看，见到“好”的就翻译；因此，他成为翻译莫言小说最多的翻译家。尽管是在英语世界，但是葛浩文长期跟踪翻译莫言小说的成功事例就很有说服力。

在张寅德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发行的形式，使外国读者感觉是一种“昂贵的文学”，毕竟印数越少就越贵。看来，现代中国文学要突破海外出版市场“普通版”的高价瓶颈，就只有进入比较低价的“袖珍本”的出版形式，毕竟印数越多价格越低，价格低，书就卖得好，书卖得好，才能得到普及性传播，也就能使“文学资本”与“资本文学”结合在一起，使精英小说市场化、大众化。那么，什么样的小说才有可能出版“袖珍本”呢？首先从文学写作本身来看，必须题材多样、价值多元，其中尤其以敏感题材和地域文化特色的题材为上；从接受心理来看，有的是国内推荐性翻译，有的是影视剧的成功改编，一句话，要既能凸显文化差异，又具有世界性和普适性；当然，公共图书馆也是传播现代中国文学十分重要的窗口。此外，大学教学也不可忽视。比如，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中国学热了起来。许多韩国大学设置“中韩翻译系”，开设“中韩同声翻译专业”。《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语文学论集》已是韩国名列前茅的学术期刊。据有关材料统计，2004年、2005年韩国大学里的硕博论文分别是120篇、100篇，当然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试想，如果我们把这股力量疏导好，导向现代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上来，现代中国文学“走出去”何愁不红火！

加上，最近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使更多的海外读者渴望了解并最终阅读到现代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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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四平（1968- ），男，安徽宿松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研究”优秀结项（10BZW106）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