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影响分析

□赵智敏 杨小花

（赵智敏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杨小花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生）

中国正处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进程中， 国民人格的现状决定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路径。 众所周知，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从公众的表达诉求来讲，网络所带来的便捷和效率得到了极度扩张。 同时，在现实中，网络所带来的表达诉求的变化使得公众对于现实认知的水平和介入现实变化的欲望也在发生变化，试图借着变化了的媒体环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正在成为众多民众的心理期待以至于现实行动。 众所周知，在一些波及面较大的公共话题的呈现中，国民性格中的“暴民”倾向和影响显露无疑。 本文就网络公共话题与国民人格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 强调国民人格在网络时代的问题实际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管理的秩序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进而制约着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一、国民人格的现状分析

中国正处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进程中， 这一重启的过程也是对国民人格进行传统回归的塑造过程。之所以要回归传统， 是因为国民人格的现状确实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人格是指一个人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和情绪反应的特征，也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征之一。 在心理学中，还经常运用“个性”一词来表达人格的概念。 我国的《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中就有人格即个性的提法。 在心理学中，人格是探讨个体与个体差异的领域。 笔者以为，国民人格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从个体人格中抽离出来的共性的东西。

辜鸿铭先生在其所著的 《中国人的精神》 中提出，“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 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1]。 辜鸿铭先生结合中华文明的特点，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加以总结，认为，“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 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2]，这句话是对中国传统国民人格的具体表达。

国民人格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格。[3]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 各个时期的国民人格的表现是有所偏向的，影响国民人格的因素有很多，因此不同时期的国民人格在历史传承的稳定性基础上还会呈现出不同的现实特点。

每一个时期国民人格的倾向， 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联，以2014 年2 月央视“东莞扫黄”的相关报道为例，此报道遭到各舆论场的强烈围攻，甚至于出现了受众对央视报道的反向解读， 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景观：网络舆论对东莞的力挺，完全与央视的舆论风向背道而驰。 无独有偶，在各种公共事件、社会现象的报道中， 也总会遭到受众不同形式的剧烈吐槽。 究其原因，这与国民人格的现实特征不无关系，下面对我国国民人格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个人中心主义倾向严重

网络时代，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个传播的工具，随时传播信息、表达意见。 但是笔者发现，社会成员的个体通过手里掌握的媒体关注更多的是自身利益损害、社会管理者的贪腐等社会负面信息，由此出现这样的情形：民众反对推迟退休制度，指责社会压榨我们的劳动力， 却没有想过在自己可以力所能及的时期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大家抗议官员贪污腐化，但更多的出发点是出于体制外人士的羡慕嫉妒恨……所以可以这样说，无论央视的“扫黄打黑”在信息获取、传播方式上存在着何种问题，公众力挺东莞的行为都是个人主义和非理性思维倾向的表现。

（二）权利主体意识的苏醒

网络时代，新媒体给了公众行使监督权的便利，让一些违法违纪事件无处遁形。 国人的权利主体意识在一次次的网络公共事件中得到加强， 他们开始关注自身权益的得失，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私人财产、官员腐败这些问题成为网络热词。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政治运行都在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文明自觉。 经过百余年奋斗，到中国现代大转型的收官阶段，中国人亦不得不如此”[3]。 十八大以来， 一大批高官的落马也与网络舆论监督密不可分， 这有利于监督权力机构，加强社会沟通。

不可小视的是， 民众如果过分地关注权利， 却没有建立对等的义务意识， 必然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的失衡、人格的不健全，最终影响社会的稳定。有学者作出这样的论断，“中国流行的所有重要意识形态都是外来的，他们用外来的意识形态审查中国的一切，信仰、价值、知识、习俗、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等等。他们毫不犹豫地操起意识形态的手术刀切割中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4]。当前，中国不同理念的信奉者，无论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抑或是中国的制度，都秉持激进主义立场，大家总是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在实践中却想用一把钥匙打开所有的锁，如此状况，只能让权利主体意识正在苏醒中的人们的心理期待陷入另一个怪圈。

《中国人的精神》

（三）双重的人格倾向

人是复杂的生物体， 因为有意识所以可以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 日本学者中野牧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一书中用“容器人”来描述伴随着电视媒体成长的一代人的行为特点。 然而伴随着网络媒介环境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双重人格的外化， 网络之外的交流沟通可能是容器外壁的碰撞，而在网络上则是彰显容器的内部空间，也可能通过网络媒体塑造新的形象。 以任志强为例，他被民众戏称为“任大炮”，在微博上却成了受追捧的“邻家大叔”， 也许这种转型只有网络媒体才可以办到，但真的是任志强变了吗？ 只能说这是他的另一面而已。

（四）精神亢奋却情感麻木

不断变化的潮流风向、 层出不穷的公共安全问题、天灾人祸等，我们活在嘈杂之中却无法抗拒信息的侵袭。 加之，近年来网络媒体为舆论监督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每当有触及个人生活领域的信息出现，人们就变得精神抖擞，随时准备展现网络的力量，推动事件发展的进程。 这也正是我们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表现，每个人的脑袋里都充满了假想敌，将外在的环境作为不安全的根本原因， 而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我的信念和行动对于周围环境的负面作用力。

当社会的发展进程超出了人们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力， 民众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式微， 而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 普通人感到适应不了如此突然面对的更广泛的世界； 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所置身的时代对自身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为了维护自我， 努力使自己仍是完全独立的个人， 他们在道德上变得麻木， 这些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他们开始为一种滑入陷阱的感觉所笼罩， 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5]

个人主义的过度张扬、 权利主体意识的苏醒、 双重人格倾向的显现以及公众中普遍存在的情感麻木下的精神亢奋， 正是当下国民人格的显著特征。

二、国民人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931 年，《文化建设》中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要求恢复中国文化的特征，进行本位文化的建设。 其中指出：中国政治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 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6]该文定出的目标是：中国既要有自我认识，也要有世界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7]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化的输入，使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方的某些思想确实对我国的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国民人格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现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却决定了这个国家国民人格的变化。 正因为如此，2012 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国家和社会层面，是管理者要努力的社会建设目标；个人层面，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社会对每一个个体提出的具体人格要求，也是健全国民人格的要求，如果加以落实，必定对于国民人格的完善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当前社会，民众整体的道德水平滑坡严重，总会听到这样的感慨：国人没有信仰，因此才无所畏惧，自然就道德沦丧，不讲礼义廉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恰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向， 它将国家对国民人格的要求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综合起来，并加以具体化， 这就为公民的具体行为提供了统一的参照。 中国是向来注重个人修养和品行的国家，西方文化的入侵在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前是不可以攻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对于国民人格的重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对国民人格最基本的要求，但也是最高的要求，因为一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能作为国民人格的特征，只有全社会公民普遍具备这些素养才能称之为国民人格。

如果说国民人格是自然客观形成的，那么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管理者对于国民道德品格的主观要求。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因此国民人格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故而，国民人格应至少不违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设定不应偏离国民人格的实际，这样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被执行，社会的发展运行才能和谐。 对新时期国民人格的讨论，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三、网络公共话题的形成与特征

网络公共话题是在不同人群对同一议题的共同关注、讨论中形成的，是各种力量汇集的结果。 网络公共话题的参与，改变了个人的漠然状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知，从而理解自身所处外部世界的机会，更好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一般来讲， 网络公共话题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发形成。 这种形成方式并非指其自生自灭，而是侧重其话题形成的偶然性，诸如由“孙志刚事件” 引发的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就属于此类别。

第二种方式是主导人推动， 又可以称作意见领袖的倡导。 这种方式指的是话题最初是由某人或某群体倡导、呼吁引起注意，从而得到广泛关注，发展成为公共话题。 主导人必须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或者是有条件影响他人的人。 如“微博打拐事件”就属于此种类别。 “微博打拐事件”起于2011 年春节期间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该微博经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形成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 并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 一时间，微博与“打拐”分别成为春节期间的重要关键词。

以上两种方式是网络公共话题存在的主要形式，其形成的原因复杂，只能说其中一种原因占主导因素，而且一个公共话题的形成，也不可能是纯粹的自发或者人为因素。

本文根据网络公共话题的内容将其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公共安全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地方经济创收与保护环境的“PX 事件”；由于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向社会报复的一系列伤人事件； 以及校车频出事故引发人们对校车质量的质疑等类问题。 二是社会教育问题， 如因校长带女学生开房引发公愤， 叶海燕的“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举牌照片引发众多网友纷纷仿效； 复旦大学研究生遭室友投毒死亡事件等。 三是司法公正问题，如被误判坐牢的事件频现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讨论。 四是道德监督问题，如引发全国国民道德大讨论的“小悦悦事件”；做好事却成被告的南京“彭宇案”等。

公共话题由于其公共性， 即使可以做出分类但是又都具有其相通的地方， 例如校车安全事件既可以归类为公共安全问题，也与社会教育有重合，分类是为了方便我们对不同类型的公共话题进行研究，并不具有限制性。

网络公共话题与非网络公共话题有共通之处，其共通之处有三，一是内容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 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性质， 一个事件或话题才能够为公众、 网民所讨论， 这样的议题多具有接近性和重要性，迅速把相关人群聚集起来，经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共同作用，使得参与的公众不断增多， 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 最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演变成为社会公共话题。

二是传播速度比一般话题要快。 公共话题的传播速度快是由公共话题与公众的接近性以及问题的重要性决定的，与受众的相关性越高的话题，传播速度越快，反之亦然。

三是影响范围较广。 公共话题与街传巷议的话题不同，就是涉及利益群体多，话题严肃，具有延展性以及高度的关注性。

网络公共话题与非网络公共话题也大致有三个不同之处，一是参与主体和影响在时空范围的扩大。例如关于公共事件的微博，一旦达到转发次数超过1万或评论数超过3000 的临界阈值，就可能会从微博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从网络影响到现实。

二是谈论内容的外延更宽泛，自由度增加。 虽然近年来网络实名制呼声日上， 政府对网络的管控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网络相比现实仍然要自由得多，因此针对某一问题谈论起来心理束缚较小，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思想激烈地碰撞。 以微博为例，有人把微博比作英国伦敦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

三是传播速度的n 次方递增， 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网络的传播具有高度的交互性，它的传播堪称病毒式传播。 而近年来各种网络社交媒体使传播渠道泛滥，如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为观念、思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一直有学者称中国的信息传播渠道是过剩的， 缺的是内容而不是媒介。 网络公共话题借助互联网的各种传播渠道之后，如鱼得水，这也是网络公共话题影响之大的原因所在。

四、 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模式

国民人格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所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品格。[8]国民人格反映了人的整体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包括道德品质、认知品质、意志品质、情感品质等几个基本构成要素。 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都会对国民人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负面影响和积极影响的具体分析。

（一）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负面影响

1.滋生“批判性公民”，社会负面情绪浓重。 根据政治学的“批判性公民”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 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 任何一个小的问题在某些人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 都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 给政府的管理以及社会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这里不是指责“批判性公民”存在的合理性，但任何事物超出一定的度，都会发生质的变化。 对于政府和社会的过分挑剔，会造成社会负面情绪的集聚，因为批判性公民看到的都是管理者的错误、 自身权益的损失， 故经常会忽略问题出现的复杂原因和现实的多变性。

2.利用网络公共话题谋取暴利的可能。网络公共话题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与群体传播中的集群行为类似， 都是一群不相识的人基于共同的话题聚集在一起，发表意见或采取共同的行动。 但是不乏不法之士利用网络公共话题的规律，造谣诽谤，并从中谋取私利。以“秦火火事件”为例，2013 年8 月秦火火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秦火火所在的尔玛公司主要从事网络推手、 网络营销等业务，通过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组织策划并制造传播谣言、蓄意炒作网络事件、恶意诋毁公众人物，以此达到公司谋利之目的，秦火火承认，经他制造并传播的谣言多达3000 余条，其中包括对公众人物的诋毁、诽谤，甚至将矛头指向了雷锋，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干扰了人们正常的信息接收行为。

3.民众的自我膨胀高涨不利于社会整合。一系列网络监督事件快速解决所带来的民众心理快感，也不排除会让一部分人高估了网民或者自身的力量，这种自我膨胀不利于国民人格的健全发展， 也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 以夏俊峰案为例，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之后，许多网民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除了对他同情之外，不排除“事与愿违”的心理落差，他们认为无论是网络层面，还是传统媒体对夏俊峰的关注，众多民众对夏俊峰的同情，至少会帮助他免予死刑。这种主观的判断败给了现实， 何尝不是我们法制进步的一种表现！ 如果司法部门的判决要看媒体的脸色，难道不是有违法治精神吗？

4.网络“暴力”不利于互联网的可持续发展。网络一方面成为舆论监督和自由的平台； 另一方面因为网络传播很难控制信源以及信息的流速、流向，信息的真实性一般人难以求证， 无心的转发和评论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不良的影响，尤其是涉及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更是无法挽回的。2008 年的王帅案，上海青年王帅发帖曝光老家河南灵宝非法征地， 河南灵宝警方迅速认定远在上海的发帖者，并跨省抓捕，将数千里外的王帅“捉拿归案”。 虽然结果王帅获得了赔偿，地也没有被征收，但是原本用来招商引资的地停止征用， 其实无论是果农还是开发商最终都是利益受损者。 网络舆论监督有时候带有“暴力”性，尽管事情可能会迅速解决，但事实是两败俱伤。

（二）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积极影响

1.健全人权观念，养成公民沟通意识，改善与社会管理者的关系。 科学的人权定义是：人人都可以享受，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9]人权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权观点的确立，在社会进步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权还是市场制度的基础。 人类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人权是社会秩序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 网络公共话题本质上属于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舆论监督、维护社会正义的一种形式，是公民权利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 公民通过网络社交新媒体，积极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 从而代替单纯的上情下达式服从， 使人们逐渐养成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习惯，形成独立的个性人格，最终有利于重塑国人核心价值观、健全国民人格。

网络公共话题影响的国民人格并不只限于草根，它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 公民积极参政议政，决策层重视民意，在决策中加以考量，增强管理者和民众的沟通，从而改善民众和管理者的关系，使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进一步体现出来。 例如2011 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就充分体现了国民的参与意识，2011 年4 月20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会议没有按原定计划对《草案》进行表决。 4 月25 日，全国人大公布《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专家、媒体、公众纷纷发表看法，仅半月时间就收到意见接近20 万条，创全国人大立法网上征求意见数纪录。 2011 年6 月中旬，调查显示，48%的网民要求修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2011年7 月初，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佐对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信息时代， 信息成为与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资源，然而对于信息的解读运用不当，对社会和民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这就是说，信息时代，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信息资讯，而是高品质的解读信息。

2.激发人们的爱与善良，提高民间的自治能力。网络公共话题是民众发起网络舆论监督的一种载体。 公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社会管理的漏洞就越小。网络公共话题也并不都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邓飞在新浪微博发起“免费午餐”公益活动的成功运转，宜黄拆迁姐妹在厕所发微博求助的成功，都证明了人们参与公共话题， 更多的是出于爱而非功利。

网络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了网络之外的力量，网络公共话题的力量也在于改变了每一个参与者。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例如有人认为，新浪微博一个总数不超过250 人的大V 群体， 已经成为网络热点事件消息传播的核心轴， 而以大V 为代表的网络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很快就显现出硬币的另一面，最为显著的则是政府部门对大V 的管控。

人们把2013 年8 月比作大V 的冬天，而互联网流量检测机构Alexa 的数据表明，2011 年新浪微博增速就已趋缓。 但这并不代表网络场域的削弱，政府对大V 的管控，对谣言的打击，根本上是为了净化网络环境，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这期间也许伴随有弊端，但是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在限定的空间里争取权利，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更何况对网络空间的限定谈何容易？

针对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影响， 笔者做了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随机抽取60 个样本（以青年为主， 大学生、 研究生、 参加工作者各占一定比例）， 问卷显示，75%的人表示会关注网络公共话题，60%的人表示参与过网络公共话题的讨论，70%的人认为网络公共话题使自己更加关注自身的权益，65%的人同意网络公共话题提高了自己的网络生活质量， 但是只有22%的人会主动参与与自身无关的网络公共话题。 由此可知，伴随着网络技术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当前网民主要的构成部分，他们比较关心与自身利益更加相关的网络公共话题， 也认识到网络公共话题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于与自身接近性较小的公共话题，关注度较低。 这种状况会随着网络公共话题讨论机制的发展而变化， 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阶段。

3.整合各种网络话题，改变民众的漠然状态。 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发布平台， 在方便人们获取信息的同时，也使得信息甚至成为一种灾难，人们的注意力在纷繁复杂的信息面前眼花缭乱， 导致社会不安全感增加，注意力难以集中，而网络公共话题则通过网络自身的过滤机制， 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话题显现出来， 话题参与者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信息的把关，进行有效的信息接收和反馈，而不是牢骚、吐槽，然后归于平静。 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自己充当了话题的把关人， 由他们决定什么样的话题能够广而论之，什么样的话题渐渐趋弱。

市场心态侵入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它在削弱需要特别保护的价值。 变迁速度、自由选择与表达正在扩展的要求， 侵蚀着父母的权威和普遍接受的传统权威。[10]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会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也因此，我们比以前更需要高水准的集体意志、力量、纪律和智力。[11]网络公共话题，重新把人们团结起来，为了某一件事、某一个群体甚至某一个人的利益共同努力。

4.提高公民的网络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水平。网络公共话题的讨论，改善了公民对网络的利用方式。通过参与讨论公共话题， 对事态的发生发展不再是漠然状态，尽管初期可能充斥着冲动、愤怒，但网民态度总是趋于更加冷静，观点更加全面，网络成为一种探索、沟通、解决问题的通道：不同的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各种想法在网络场域不断地碰撞，过滤出成熟的、可行的观点。 这样的良性循环，既提高了网民的网络生活质量，又有利于公共事件真正解决。

以微博场域围绕夏俊峰执行死刑事件展开的讨论为例，公众对待夏俊峰事件，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态度：一是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是国家法定程序给出的结果，尽管夏俊峰一家承担了极大的痛苦，但是社会上的一些人不应当过度消费这一家人的痛苦， 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认为夏俊峰被判处死刑是司法不公正的体现，愤慨中国没有法制；三是一些人对夏俊峰被判处死刑的“野史般”讲述，可信性不高。 虽然各种观点所用的言辞有出入， 但立足点大概逃不出这三种，而且这三种态度不分伯仲，并不是一边倒地绝对地支持夏俊峰，更多的是批判性地看待问题，有的人甚至从体制的源头说起， 这也展现了话题参与者素养的提高。

网络公共话题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网络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场域影响现实的。 微博上有句很流行的话：你的粉丝超过一万，你就是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 了。 所以虽然网络公共话题始于网络、活跃于网络， 但是当参与讨论的人数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也就跨越了网络与现实的界限。

网络公共话题对现实的影响模式应该是： 触发性事件——引起传统媒体或自媒体的注意——网络形成舆论场——网民力量聚集膨胀（意见领袖领导）——话题转到社会话语场域——倒逼决策层——事情解决或未解决——再次引发讨论或归于沉寂。

五、结论

赖特·米尔斯认为，论题（在此特指网络公共话题）涉及的事情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它们涉及许多处于类似处境的组织，这些组织进入到作为整体的历史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它们涉及不同的环境重合并相互渗透（以形成更宏观的社会和历史生活的结构）的方式。论题是件公共事务：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关于什么价值真正受珍视，什么东西真正威胁到它，人们常常会有争论。这个争论往往没有焦点，论题的本质在于它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事实上，一个论题往往包含了制度安排中的某个危机。[12]

由此可见，网络公共话题是对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的反映， 与作为个体出生时的生物学天性、 与其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结果的人格之间，也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国民人格推动网络公共话题的发生发展， 网络公共话题反过来影响国民人格的塑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纠正国民人格的发展变化， 三者的关系实则反映社会环境、国家管理与国民人格之间的相关性；网络公共话题作为网络领域的小缩影， 对国民性格的影响亦是网络技术、网络媒体对国民性格影响的体现，本文讨论的关于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影响， 鉴于时空的局限，还只是一瞥，有待时间的检验。 网络公共话题对国民人格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国民素质的高低会影响话题的讨论走向， 同时话题的讨论也会反作用于国民素质的变化。

[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张传能.国民人格与和谐社会[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8（3）.

[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305101704.html.

[5]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张传能.国民人格与和谐社会[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8（3）.

[9]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

[10]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